从二程思想的不同看中国哲学的两种理论形态

二程的思想,代表了中国哲学的两种形态。所谓哲学,按照康德的定义,即哲学以思辨为其本质,而思辨是抽象地去了解普遍者。程明道是既圆融又分解,不离开具体特殊的事物而体证普遍的天道;其弟程伊川则明白地分辨特殊与普遍,对理气、心性的不同,给出了清楚的区分。这两种分解的形态虽然不同,但同样表示了哲学就是将普遍者从具体中抽象出来之义。再分析郭象注庄子所用的"寄言出意"的方式,郭象的玄谈也符合哲学之为思辨的意义。由此可证,即使用西方康德对哲学的定义,中国儒道的重要思想家及其思想,也符合哲学是思辨之学的规定。

朱子学与阳明学的会通

朱子学与阳明学在宋明理学中分属不同的义理形态,两者难以融通。不过引入康德"自然的辩证"思想可以发现,朱子学与阳明学都对道德实践中的感性的反弹有清楚的认识,并提出自己的解决之道。在朱子学,是从"常知"经格物而进入到"真知"来克服;在阳明学,是强调"无善无恶心之体",达至"无善之善"来克服。从克服"自然的辩证"来理解,两者是针对同一生命问题的不同解决理论,是有其相通之处的。

朝鲜儒学对朱子思想的诠释

韩半岛朝鲜朝儒学以朱子思想为正宗,大致可分为主理与主气两派,这两派对朱子的学理有不同的诠释。而这两种观点,与宋明以后的朱子学诠释都有不同,对于当代新儒家对朱子思想的衡定,也有补充作用。拟概述朝鲜儒学这两派的朱子诠释,又融入康德道德哲学的若干看法,希望能回应牟宗三认为朱子是他律的伦理学与别子为宗的论点。

回望中國戲曲的跨文化演出

作爲演劇活動的各種地方戲曲,一直是中國傳統社會廣大民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隨著中國人走向海外,戲曲也被帶到了中國的域外。迄今爲止,中國戲曲的域外演出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另一方面,自十八世紀起,在西方就開始出現一些用西方語言改編自中國戲曲的演出。不過,這些改編本大多是採用原劇的故事梗概,不是以中國戲曲原來的方式,而是以當時歐洲人的方式演出。戲曲的海外傳播和跨文化演出,是一個緩慢、漸進、複雜的歷史過程。它不可避免會遇到語言、唱腔、程式化表演、異文化受衆等諸多方面的問題和挑戰,必然會出現一些在母國所不曾有過的變異和新的景觀。本文回顧了中國戲曲在異文化中諸種樣式和演劇上的歷史流變。

上博八《蘭賦》二題

一新出上博簡第八册的《蘭賦》簡2有以下兩句(釋文暫依復旦吉大讀書會):緩哉蘭兮,[華]攸(摇)茖(落)而猷不失厥芳,浧(馨)(謐)迡而達聞于四方。1先談'芳'字,原篆作:■其實右下角有重文符,十分清楚,原考釋者與讀書會都未留意,'芳'作爲首句之末字,又爲第二句之首字,即'不失厥芳=(芳,芳)浧迡',2筆者將此意見發表於跟帖後,鄭公渡先生表示:'芳'下面的重文符號,墨迹其實很淡,而且二筆相隔略遠。此外如果不看作重文符號,其實可以考慮'馨'屬上讀,即'而猷不失厥芳馨。

时代与学问——熊先生与牟先生的一次论辩

一、前言牟宗三先生遇到熊十力先生,得到熊先生之指点启迪,而洞见“生命的学问”之真义,即此学问是由真生命而生发,仁即是人之真生命,此是人的“真正的主体”,真正的自我,而此主体亦是宇宙生化之本源,天道之生生不已,亦即是仁心的纯亦不已。熊先生于牟先生,有如是重要的影响,故牟先生对他这位老师,是终生感激与怀念的。~①但牟先生与唐君毅先生在哲学理论上,虽如牟先生所说,是顺熊先生之说而往前进,~②但客观来看,牟、唐二位并非直接承“熊学”而往前进,而应可说“曲折地发展”。

唐君毅对罗近溪思想的诠释

罗近溪是明代泰州学派代表人物,透过唐君毅先生对其思想的诠释,可提供'即生即身言仁''复以自知'这两条线索来掌握罗近溪的本体论与工夫论.此外,唐先生还讨论了罗近溪与明道、阳明、心斋、龙溪的关联,但对于罗近溪从知爱知敬言良知和受佛学影响之处论述较少.虽然唐先生与牟宗三先生对罗近溪宗旨有不同意见,但皆能展现罗近溪学问特色.

清代才媛红楼主题题咏剖析

清代才媛的红楼主题题咏中,大体可划分为"情"、"幻/梦"、"情/幻"、"世情"等诸种解读。尽管有关《红楼梦》主题的论争不休,"情"主题说始终势头不减。清代才媛红楼主题题咏,对"情"的关注扣紧《红楼梦》"大旨谈情"的意旨。探讨《红楼梦》"情/空"主题的诗作,在"色空"思想意识上,统合了历来红学家所关注的两大聚焦:"兴衰荣枯"与"情天孽海"。"幻/梦"说,当可视为"情/空"说的延伸,"情/空"说基本上是聚焦于情感氛围范畴,"幻/梦"说的关注面则更为广泛多元。清代才媛的红楼题咏也有关注世情主题的表现,即将宝黛情缘与侯门兴衰进行密切联系。

自我呈現與他人形塑——湯貽汾《吟釵圖》詩卷題詠析論

清代詩畫家湯貽汾(1778—1853)爲記憶親情、感念母德,繪製《吟釵圖》,録母親楊氏(1752—1812)《斷釵吟》七絕二首於其上,遍徵題詠。是時和詩與題畫者甚衆,爲道光、咸豐之間的一大盛事,後輯成《斷釵吟》四卷出版。本文從楊氏《斷釵吟》口占二首與湯貽汾之和詩談起,説明《斷釵吟》徵詩活動與《吟釵圖》的産生,並整理《斷釵吟》的題詠社群。題詠者多從湯貽汾的人際關係延伸而來,而閨秀的家族題詠亦爲一大特色。從楊氏《斷釵吟》的自述,可以了解清代女性的自我觀看和自我呈現的側重點,另由他人題詠作品的切入角度,可以觀察題詠者對《吟釵圖》的觀看視角和性别形塑。《吟釵圖》的詩卷題詠,不僅肯定了女性'才'、'德'並立的典範意義,也彰顯了忠義節孝的價值觀,在當時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陆王进路的事功观对当代新儒学之外王学的启发探析

当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致力掘发先秦、宋明儒学的内圣学特色,如何进一步思考内圣学与外王学的关联,实为重要课题。本文拟以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的外王观为题,考察陆、王系统下的外王学特色,进一步思考继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之后当代新儒学外王学的可能发展。唐、牟着重陆王的成德之教,另外针对时代问题提出新外王学。随着时代变迁,时代议题已产生变化,在功利价值盛行的今日,有必要重新思考外王学方向。陆、王承自孔、孟的事功观是德业的理想,迥异于世俗功利的事功观。对现今社会带来的启发是,吾人应以成为现代君子为志向,重视道德价值,不问功利利害,正视当下所处分位,本于道德动机,为所当为,随时自省,功成不居,不计较个人得失与世俗评价。回到儒家道德事业的事功观,正是陆、王事功观对现今社会的重要启发。

魏晋南北朝皇家园林与文学结缘之现象

魏晋南北朝皇家园林与文学结缘者,各具代表性地显示了三个现象:一是反映纵向的历史进程。西园宴游形成的群体性创作传统,对魏晋南北朝历代皇家园林的游娱赋诗活动产生深远影响。玄武苑(湖)与北园则通过文学作品,呈现了掩映于贯穿魏晋南北朝历史光影的故事。二是反映横向的南北分治。北方华林园的功能多用于供帝王宴游享受,与文学甚少交集;南方华林园的宴游则与文学交集密切。三是反映文学风格的分野。上林苑诗赋既有皇家奢华富丽的表现,亦表现出与文坛风尚同步的唯美倾向;其重笔渲染后宫脂粉气者,华艳风貌直逼风靡一时的南朝宫体文学。皇家园林与文学结缘的关键的因素为文士化。

改琦三画《红楼梦》——兼论清代嘉道时期海上“女性空间”艺文生态

《红楼梦》与图画、题咏汇合成新艺术形态,丰富着红学研究内涵,图像呈现的女性形象与诗词题咏,开拓出一片更广阔的"女性空间"。改琦反拨《百美新咏图传》《吴姬百媚》的道学、香艳画风,立足小说人物构虚,以抒情写心再创其造像美学。墨色《红楼梦临本》、绢本彩绘《红楼集艳·采凤争妍》、版画《〈红楼梦〉图·咏》三画《红楼梦》,在松江、海上的江南才子互动环境中激荡出崭新的情感意识空间,这是前所未有的性别与艺术的双重自觉。改琦红楼人物造像三个版本表现女性空间的成就,在元春、黛玉图像中体现尤著。同时,《〈红楼梦〉图·咏》的绘画与小说、诗咏的对话空间,标志着嘉道年间海上文艺的卓越成就。

試析顧太清仿擬宋詞和編選《宋詞選》的意義與價值

晚清況周頤(一八五九—一九二六)稱賞顧太清(一七九九—一八七七)詞'純乎宋人法乳',謂其'得力於周清真,旁參白石之清隽',認爲顧太清詞深受周邦彦和姜夔二人的影響。當代研究者對此一評語並無異議,然而除了周、姜二人以外,顧太清還接受了哪些宋代詞人的影響?若從顧太清詞作的和韻、仿擬、編選詞集所選擇的對象和數量作進一步的分析,或許能更清楚具體地掌握實際情况。本文首先分析顧太清對宋詞之和韻、仿擬作品,探討顧太清對宋詞主題、技巧、風格的模擬與創新,其次析論顧太清編選《宋詞選》的特色,最後從和韻、仿擬和選集分析顧太清所建構的宋詞觀點。同時梳理顧太清《東海漁歌》的版本流傳和箋注出版的情况,置於附録之中。顧太清《宋詞選》中選詞最多的詞人是黄庭堅和辛棄疾,而吴文英不僅是太清和擬數量最多的詞人之一,選詞數量更高居第二位。顧太清兼采兩宋,略偏南宋,對於宋詞經典的重塑和思考,展現出不爲流派拘囿的獨到觀點。

晚清四川经学家的《春秋》研究

一、前言晚清经学的重镇与研究成果,大部分集中在江浙与湖广地区,四川地区相对为学者所忽视,除了学术成就外,可能还存在文献上的困难,即各家著作流传不广。

论梵语音节划分的规则——梵汉对音研究的基础之一

本文根据印度语音学著作、西藏《咒语读诵法略集》、安然《悉曇十二例》、巴利语法书,以及梵语语法书等资料进行考察,证明梵语的音节划分其实有两种规则;口头的和书写的。在进行梵汉对音研究时,首先要清楚译者采取了哪种规则,否则就不能正确有效利用这些材料,甚至会发生错误的分析。

论李商隐流寓桂林时期诗作的空间书写

唐宣宗大中元年(847)三月,李商隐(812—858)辞去秘书省"正字"职事官,远赴桂林,投桂管观察史郑亚(?—851)幕(始安郡,今广西桂林)下,担任"支使",执掌奏记。自兹以降,李商隐便一直流转、迁徙于各幕府中,行踪遍湖南、徐州、东川、西川等地。由此可见,赴郑亚桂幕,是李商隐后半生、近十二年流寓生涯的起点,于其生命中具有指标意义;不惟如此,桂幕为期并不长,约仅十个月,但诗作数量却占了其诗歌总数的五分之一,说明这是李商隐诗歌创作历程中的一个高峰。职是,本文乃以李商隐流寓桂林时期诗作为研究对象,透过文本分析,探赜诗人此一阶段的心灵世界。文中将借镜〔法〕加斯东·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在《空间诗学》中所揭示的空间理论,观察李商隐桂管时期诗作如何描绘桂林?如何塑造桂林地景,以承载其流寓生涯的孤独感?又如何透过此私密性的孤独感,激发日梦(rêveries),转化空间为地方(place),创造出充满个人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桂林文学地景(literary landscapes)?期能深刻掌握李商隐流寓桂林时期的诗艺表现与潜在心理。

梁寅《周易參義》義理釋《易》析論

梁寅著《周易參義》十二卷。本文旨在考察梁寅如何抉擇並以義理釋《易》羽翼程、朱。梁寅承繼朱子主經傳區分,治《易》立場上兼採伊川重人事之理及朱子象占説。關於釋義與用《易》,則承繼朱子從多面向闡發義理及指點不同身分者如何用《易》。館臣評《參義》"未能剖析精微",實就梁寅未致力天人性命之理的闡發,僅關注人事之理而言。梁寅就各卦,甚至整個六十四卦的卦象、《易》辭作整體性詮解,將整個義理通貫,致使對某些字詞的訓詁有特定的解釋。此外,梁寅從如何經世的致用層面及整體性釋《易》的作法與論點相當獨特,但也因此限制詮釋《易》的開放性。《參義》實爲元代少數致力義理闡發的論注,梁寅將該書定位爲程《傳》《本義》的義疏,以義理闡發羽翼程、朱,在元代《易》學有其獨特價值。

玄應與窺基對《妙法蓮華經》語詞解釋之比較研究

本文比較唐代玄應《一切經音義》與窺基《法華音訓》、《法華玄贊》對鳩摩羅什所譯《妙法蓮華經》詞語的訓釋,嘗試探究玄奘門下兩位著名弟子對《法華經》詮解的異同,進而檢視玄應、窺基二人音義著作釋經的效能。本文發現:玄應與窺基對《法華經》詞語的解釋頗多雷同,極可能本於其師玄奘,甚至可視爲"玄奘譯場大德"的共同意見。再者,玄應、窺基在字形辨析、異文考訂、詞義解釋的見解,確實發揮理解《法華經》的功效。本文也指出,相較於玄應所作音義,窺基著作中又屢見補充、辨析,所釋詞語數量也較多;此即足以解釋慧琳《一切經音義》載録窺基《法華音訓》而不取玄應《妙法蓮華經音義》的原因。此外,本文對前述玄應、窺基音義著作,乃至日僧中算《妙法蓮華經釋文》,都詳細比勘、校訂,可供學界參考。本文不僅對探討玄應、窺基音義著作提出不同以往的考察,對於漢譯本《法華經》及中古漢語詞彙的研究,也提供較爲可靠的文獻整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