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汉语哲学”的建构——与何乏笔博士谈哲学与汉学

时间：2012年11月5日地点：北京外国语大学 何乏笔（FabianHeubel），1967年生于德国法兰克福，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硕士（1995），达姆施塔特科技大学哲学博士（2000）。现为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跨文化研究、批判理论、汉语哲学、欧洲汉学、美学。

大禹精神与中华文化传统

大禹精神与中华文化传统戴琏璋戴琏璋，男，１９３２年生，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主任，教授。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大禹、研究大禹，最重要的是学习、继承、弘扬和力行大禹的精神。那么，大禹精神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各种不同角度去分辨、总结，据本人...

以美为尊——张竞生“新女性中心”论与达尔文“性择”说

一九二○年代中期张竞生提倡"美的人生观"与"美的社会",积极参与五四"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论争:"理性"与"情感"究竟孰重?这个论争是启蒙时代以来连结欧亚的跨文化现象。张竞生主张"美的社会"应以女性为中心,因女子长于"情爱"及"美趣",而男子重"理智"及"实用"。为何女性富于情感,就是未来"美的社会"的中心?究竟"情爱"与"美趣"如何产生连结?张竞生的"美的社会"概念,受到达尔文的启发。本文探讨19世纪中叶以来达尔文主义所衍生的解读,如何对现代美学、现代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甚至女性主义等,产生重大影响;张竞生并非特例。而"女性中心说"这个中文词汇,是从英文原文翻译成日文后,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张竞生—直接挪用的。这是一个跨文化的社会学概念,连结了欧洲、美国、日本及中国鼓吹改革两性关系的知识分子。

现代新儒学发展的轨迹

对20年来有关现代新儒学之研究提出省思。个人接纳主流意见所提供的一份15人名单,并综合各家意见提出了"三代四群"的架构。把这一架构与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四波发展配合起来,当可把握到这一思潮的脉动。

阳明与阳明后学的“良知”概念——从耿宁《论王阳明“良知”概念的演变及其双义性》谈起

著名的瑞士现象学家耿宁(Iso Kern,1937—),以现象学的进路,理解并诠释阳明与阳明后学的"良知"概念,有其洞见。耿宁指出,阳明"良知"概念有前后期的演变,有其双义性,甚至有三个"良知"概念。职是之故,阳明后学对"良知"、"致良知"概念有不同诠释。本文对耿宁之说,提出不同看法:首先,阳明"良知"概念虽从孟子而来,但其含义的深化,与阳明对《大学》的诠释有关,并无前后期良知概念的双义性。其次,阳明与阳明后学对于"良知"与"见闻之知"并无歧见,二者在理论逻辑或实践逻辑上,都是不离不杂的。最后,阳明后学的问题意识在于如何"致良知",由此而有不同的异见。其中,致"良知之端"与致"良知之体"的争辩,实触及良知作为根源性实践动力之问题,值得关注。

耿宁对王阳明良知说的诠释

耿宁对王阳明的"良知"概念曾提出不同的诠释。在其论文集《心的现象》中,最初他将王阳明的"良知"概括为一种"自知"。接着,耿宁区分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涵义:前期的"良知"概念承自孟子关于"良知、良能"与"四端"的文本,而四端"还不是德性本身,但却是德性的萌芽、德性的开端"。后期的"良知"概念则是借孟子所谓的"是非之心"来诠释"良知",是在每个意念中的内在意识,包括对善与恶的意念之意识。在《人生第一等事》中,耿宁还提出了王阳明后期的另一个"良知"概念,即"良知本体"的概念,亦即"本原知识的本己(真正)本质"。然而,孟子的"四端"之心并非只是"德性的开端",而是我们对良知的不同侧面之直接意识,它已是德性,已是完善状态。耿宁将"良知"理解为"自知"的看法无法贯彻于他的三个"良知"概念,只能适用于第二及第三个"良知"概念,而完全无法适用于第一个"良知"概念。此外,耿宁过分窄化了孟子的"是非之心",因为它也包含于其他三"端"之中,同时包含理性与情感两面。

朱子与儒家的精神传统

儒家哲学可分为三个大时代:先秦、宋明、现代;儒家的精神传统,不只是俗世伦理;先秦儒学最关键性的人物是孔子(仁内礼外)和孟子(仁义内在、性由心显);二程担负道统,对性理进行了阐发和开拓,朱子建构道统,编纂了《近思录》和《四书集注》,程朱学被定为圣学的一支。五四(1919)反传统,儒学由中心到边缘,当代新儒家对儒学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儒学复兴。进入新世纪,儒家学者应该给予"理一分殊"以创造性的诠释以面对"全球地域化"的挑战。

庄子与天台的吊诡性思维：延续Wild Card的跨文化对话

缘起说明：这份新对话稿,缘于2017年10月,我和何乏笔的一场跨文化对话（这份资料名为：《关于〈庄子〉的一场跨文化之旅：从任博克的Wild card出发》,刊载于《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其中包含任博克的中文回应）。

韩儒郑霞谷的良知体用观——兼论与王阳明体用观的比较

论及中国与韩国的阳明学,王阳明与郑霞谷俱是创始者,他们奠定中、韩阳明学的理论高度,卓然成家。其中,良知体用观最能彰显中、韩阳明学的理论特色。本文聚焦于韩儒郑霞谷《良知(体用)图》的分析,并借由与王阳明良知体用观的比较,凸显郑霞谷良知体用观的内涵与特色。借此,本文也回应当代韩国学者崔在穆之见,指出郑霞谷所树立的良知体用观,虽植根于朝鲜时代性理学(朱子学)的土壤,但仍能相应于王阳明良知"体用一源"的特色,进而彰显韩国阳明学体用观的独特性。要言之,郑霞谷的良知体用观之独特,在于借由《良知(体用)图》的三个由内而外的同心圆,将性理学平列二分静态的"心统性情"之架构,转化为立体动态的"良知统性情",显示良知统性情之体用相即。他不仅回应韩国性理学独特的"四端七情"论辩,也有效针砭中国阳明学的"任情纵欲"之弊。

没有晚明,何来晚清?--“文学”的现代性之旅

"文学"一词今义的形成乃晚明天主教和晚清基督教合力建构使然。1623年艾儒略刊刻《西学凡》和《职方外纪》二书,提出"文艺之学"一称,主要内容包含各种诗文与议论文章等等。1635年,杨廷筠身后出版的《代疑续篇》中,引用尤属《职方外纪》的艾著,改"文艺之学"为"文学"二字,而这是"文学"摆脱《论语》以来以孔门经籍或教育修身为主的古义之始。杨廷筠的用法,清中叶以后的基督教传教士如艾约瑟赓续之,而且在《六合丛谈》中指陈内含史诗、悲喜剧与史传等西方古来的文学文类,甚至含括西人观念中的修辞学在内。"文学"的今义,自此灿然大备,而且随魏源《海国图志》与维新派人士与文人如梁启超与王国维等人的援用,逐渐演为中国现代性的一环。

儒家传统在现代东亚的命运与前景

在东亚世界中,中国、日本、韩国与越南过去共同属于儒家文化圈。此外,由于中国移民之迁入,儒家文化也构成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文化的一个重要成分。尽管儒家传统在东亚各国的现代命运不尽相同,但也有不少共通之处,如面对西方文化之挑战、对现代化之追求、传统制度之崩解等。其中,最主要的共同点在于:儒家传统不再拥有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在东亚进入现代世界之后,儒家传统不可能恢复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如蒋庆所主张),但仍可继续作为文化教养的重要资源。儒学也不应退入"内圣"的领域,仅成为一套伦理学(如余英时所主张),因为儒学的主要特色正在于内圣与外王之关联性。在21世纪,儒学除了发展成一套现代意义的伦理学之外,还应发展出文化批判、政治批判与社会批判的理论。

评《依天立义：清代前中期江南文人应对天主教文化研究》

《依天立义：清代前中期江南文人应对天主教文化研究》（以下简称《依天立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是刘耘华继《诠释的圆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之后的又一力作。

《创化论》的翻译:科学理性与“心”的辩证

一九一八年张东荪的《创化论》翻译,显示梁启超结合子弟兵在人生观论述上跨文化连结的整体性策略。虽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一九二三年才爆发,早在《创化论》翻译之时,人生观派已经展开奠定理论的基础工作。由于张东荪不熟悉法文,他的翻译主要根据一九一一年的英译本及一九一三年的日译本。《创化论》的写作,是为了解决"认识论"与"生命论"的对立,亦即物质科学(physical sciences)与生命科学(biological sciences)的对立;柏格森认为两者应相辅相成。对柏格森而言,科学的特质是"理性",生命的特质则是consciousness。日人将consciousness译为"意识",但张东荪认为"意识"是佛教语,不可乱用。他译为"心",来自孟子的四端说。柏格森的另一个关键概念是la durée,日人译为"连续",张东荪则认为"连续"意指两个物体的相连接,不合原意,因此自创"绵延"一辞,表达"一物的自延长"。所谓"绵延"是"有机物的记忆"(mémoire organique)之特性,既指身体的记忆,也指"心"的记忆。因此张译的《创化论》凸显了科学理性与"心"的辩证。

郑樵与顾颉刚

本文讨论郑樵学术思想的特色、顾颉刚研究郑樵之经过和郑樵对顾氏的影响.郑氏在学术思想方面,有博学多闻以求会通、批判传统勇于创新两点特色.顾氏是民国10年(1921)秋冬之间开始辑集郑氏的《诗辨妄》,全书于民国22年(1933)出版.在辑集过程中,又完成《郑樵著述考》、《郑樵传》两篇,刊于《国立北京大学国学丛刊》.至于郑氏对顾颉刚的影响,可分启发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启发《诗经》研究的新方向两点.

我的国学之路

自述从小求学最终从事经学研究的经历与今后的计划。

“实践的过去”——论清初剧作中之末世书写与精神转化(下)

五从历史中寻找精神典范——清初剧作中的屈原情结除了宋遗民,"屈原"亦是一位在遗民话语中出现频率甚高的历史人物。对于众多明遗民来说,"屈原"的象征意义,似乎更为集中,更具有一种"个人性"。如康熙十年(1671)。

“实践的过去”——论清初剧作中之末世书写与精神转化(上)

一明清之际文人的易代经验与生死抉择对于明清之际亲历易代鼎革的士人而言,明朝覆亡这一巨变,既是家国的悲剧,同时也是他们个人生命重大转折的开始。事实上,面对着新的政治情势与文化境遇,甲申之变对于汉族士夫而言,既是安定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崩解,也是民族文化再次面临"如何延续"的历史时刻。正因有了异民族的介入,使这次朝代间的转捩。

晚清四川学者的《孝经》研究

前言晚清四川学者的《孝经》研究专著,笔者管见所及,略有以下数种。其一,流传较广,得经寓目者,有刘沅(1768—1855)

晚清四川学者的《尚书》研究

前言清代经学以汉学为主,偏尚考据,学术重心集中于江南地区,尤其乾隆、嘉庆年同,杰出学者辈出,撰就颇多的巨著,影响深远。其他地区学者的成果,相对地显得较为失色。

转化儒家,以立现代民主之基

李明辉是现代新儒家重要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的弟子。2011年6月20日,戴志勇在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会议室对李明辉进行了访谈。因篇幅所限,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