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美育运动的“情感”与“理性”辩证:跨文化观点

一九二○年的《美育》杂志出了七期,成为一九一七年蔡元培提倡的美育运动的机关刊物。美育运动是一九一○、二○年代新文化运动的一环,知识分子认为晚清以来强调西方科学教育,却并未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唯有文化教育能改造个人,有健全的个人才能组成健全的国家。蔡元培主张,学校的德育应以陶冶情感的美育来取代宗教。《美育》杂志的宗旨则是"用‘艺术教育’来建设一个‘新人生观’并且想救济一般烦闷的青年,改革主智的教育,还要希望用美来代替神祕主义的宗教。"《美育》杂志的创办人为一九一九年成立的中国美育协会成员,皆美术、音乐教师,任教学校包括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及爱国女学。编辑包括吴梦非、周湘、欧阳予倩、丰子恺等,均对后来的艺术教育影响深远。本文一方面探讨中国美育运动与日本、德国美育运动的跨文化连结,一方面指出美育运动与梁启超、蔡元培主导的人生观派在理念上的合流。

“人生观”与欧亚后启蒙论述

一九二○年代的人生观论述,是跨越欧亚文化的思想运动之一环。"人生观"一詞是現代日文的译詞,译自德國哲學家倭伊铿(Rudolf Eucken,1846-1926)的哲学概念,认为启蒙理性以"我"来归纳、掌控世界,导致主体(我)与客体(非我)分离。因此,寻求主客合一的道路,成为欧亚反启蒙运动的关键课题。倭伊铿提倡希腊传统的"玄学"(即形而上学Metaphysik),呼吁哲学脱离认知科学的歧途,回归人生的探讨。西田由法国哲学的"心的认知"(la connaissance du coeur)概念,进而发展佛教的"一切有情"及"宗教心"概念,由坐禅来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张君劢等,则在打倒孔家店、科学挂帅的五四启蒙运动中,致力于连结儒家传统与欧亚后启蒙运动,使濒临危机的传统文化展开跨文化的连结,重新开创传统文化的现世意义。在此同时,以"唯情哲学"来对抗理性的思潮,也在一九二○年代前后的中国展开,以顾绶昌与袁家华一九二四年的讨论最为全面。对启蒙理性的反动,启蒙时代的休姆及鲁索即已发其端,至一九六○年代而不坠。德勒兹的"情动"(affect)概念,正是晚近对启蒙理性的持续质疑。中国一九二○年代以降的人生观运动所启动的情与理性的讨论,实具有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