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政治与中国的近代转型——对中国近代史上边疆、族群历史书写的再思考

中国自16世纪中期开始在自身的历史演进中浮现出近代性,王朝由'文明'形态的国家开始转型为'领土国家'。列强改变了中国在东亚政治中的地位,这种变化成为中国'主权国家''民族国家'化的动力:国家对外的定义和内部臣民的定义都必须清晰化,原本的多元帝国需要转变为内外分明的民族—国家;但中国传统的核心内容,尤其是多元性,也必须得到保存。即使近代中国的革命政治势力奋力模仿包括'种族革命''民族一国家'等模式在内的西式近代化,最终仍然无法彻底摆脱中国自身历史演进的逻辑,无法彻底拆解中国自身历史演进过程所建立的族群政治架构。如果从世界史的角度来写中国史,将非汉人群体和'边疆'置于中心,观察在'现代化''革命'与'战争'等话语下的'边疆'和'族群'现象,边疆史和族群史在近代史研究中的意义和比重将会明显增加。

国民党在台湾的三民主义实践及其成败

在国民党统治中国内地的22年间,三民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并没有完成。国民政府光复台湾,使台湾人从殖民地的二等属民变成一等国民,民族主义得以实践。国民党在台湾实施土地改革,民生主义得以造福台湾人民。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结构也必须回应台湾民众参与政治的需求,实施地方自治,地方自治选举成为台湾政治活动中的焦点,民权主义也得到实践。国民党台湾的三民主义实践相对成功,却也在近30年间遭受台湾社会的拒斥,这一现象与国民党政治基因的先天缺陷有关,也有着历史原因。国民党基于其在冷战时期的处境和自身的'现代化'情结,使得三民主义尚未完成本土化过程,便向根源于日本殖民地时期的日本观、地方势力妥协,出让理念和权利,因而完全略过了接收前殖民地所必经的去殖民化过程,为其三民主义实践遭到反覆的命运植下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