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書何如讀書精:讀經與研究探論

本文旨在探討一般讀經行爲與學術研究之間的關係,並進而分析讀經行爲可能帶來的正面功能。經由初步的分析,可知傳統中國閲讀係以聽覺的讀書爲主,視覺的看書爲輔,但在教育普及識字率提高和書籍容易取得之後,看書轉而成爲主要的閲讀方式,導致“整體意義的認知”、“精細閲讀的習慣”、“多元開放的心態”優勢的消失,讀經行爲不僅可以保持鞏固這些讀書方式帶來的優勢,同時還提供“經典了解的基礎”的特殊優勢,讀經可能獲得的四項優勢,不僅對一般研究者有益,對於有心研究中國傳統學術者更是助益良多。研究成果完滿了前賢探討讀經行爲功能的研究,對參與讀經者了解自身可以獲得的益處,對研究傳統中國文化研究者研究基本條件的了解,提倡或反對讀經者價值判斷上應注意的問題,都提供了實質的協助功能,這也就是此文可能的價值所在。

有关气与理的超越、吊诡、反讽——从庄子延伸至理学与佛学的讨论

2018年8月至2019年7月,赖锡三到任博克教授任教的芝加哥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2019年5月,何乏笔从德国法兰克福来访。为延续他们过去讨论庄子wild card与天台吊诡思维的乐趣,三人于赖锡三在芝加哥大学的海德公园小白楼住处,进行了这场以文会友的讨论。

“只有漆黑”——台静农《亡明讲史》及其相关问题

台静农先生早年以小说名世,生前未刊遗著《亡明讲史》一书现藏于台湾大学特藏组。《亡明讲史》一书主要以明朝覆灭之际的时空环境为背景,前半写北京,后半写南京。全书情节的发展依序大概可以区分为:(一)李自成入关之前,至崇祯帝自缢;(二)李自成部众在北京;(三)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将李自成部众逐出北京,以九王爷进入北京城作结;(四)弘光帝在南京即位,朝政不纲,史可法出镇扬州;(五)南方将领内部矛盾,扬州城破,史可法殉国;(六)南京降清,以豫王之宴为全书总结。晚清以来,明清之际的各种话题经由各种文学形式加以书写流传,当时的历史一直是知识阶层核心的关怀所寄。此书最初成于1940年,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台静农先生以此讽喻时事的用心亦随处可见。

《皮錫瑞全集》所收經學稿本及其價值估略

皮錫瑞(1850-1908),字鹿門,湖南善化人,同治十二年(1873)膺選拔貢,光緒八年(1882)舉順天鄉試,後四赴禮闈皆報罷,遂絶意功名仕進,以講學、著述終老。皮氏以半生精力究治今文《尚書》,中年以後兼攻鄭學,晚歲融貫群經,創發大義,雖宗主今文,但學風謹嚴,持論篤實,在學界久負盛名,尤其《今文尚書考證》《孝經鄭注疏》《經學歷史》《經學通論》等名著,迄今仍是治經者必讀之書。

五四运动以前的荷马

荷马是西方百代诗宗,但他并不是迟至20世纪才进入中国人的视域。早在明清之际,荷马便以“阿嘿汝”或“何默乐”等意大利文或拉丁文音译在华现身。进入清末,荷马之名的音译更是五花八门,直至梁启超推出《饮冰室诗话》后,今日通用的“荷马”才一锤定音。荷马当然是史诗大家,而“史诗”一词的定译,也要等到清末才由入华传教士译出,然后经日本汉字吸收,再由彼时的留日学生或革命党人传回中国。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的中译,在晚明及晚清也同样可见,虽然仅译出区区数行。本文从考证的角度出发,最后再拉回到中国人的荷马研究。

乡愁、土地与女性--壮族作家陶丽群小说作品评析

围绕乡愁、土地与女性三个关键词,以文学地理和文化深描为主要方法论,分析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得主、广西青年作家陶丽群的小说创作。探究她在同代人中罕见的乡土写作如何延续了京派文学沈从文、汪曾祺的手法与风格。在散文化的表达方式之外,基于壮族女作家的身份自觉扎根民族文化、关怀弱势群体,详细描绘地方性知识的同时超越单纯的民族志书写。以广西百色壮乡为原点,走向对族群、地域、传统、现代、女性主义等宏大命题的思考。

元代學術視域下的王應麟:傳播意義下的考徵

本文旨在從應用擴散的傳播角度,探討王應麟在元代士人眼中的學術成就、影響與貢獻。經由實證性的“外部研究”方式,透過閲讀與電腦資料庫搜尋後的歸納統計,了解元代士人視王應麟爲“博學”學者,並由官方刊刻《玉海》諸書;元代士人並經由收録、徵引話語與著作的方式接受王應麟;《困學紀聞》、《詩考》、《詩地理考》最受元代士人青睞,王應麟學術的影響,在經部《詩經》學範圍最大;影響區域大致以王應麟家鄉浙江及其鄰省爲範圍,可知王應麟在元代僅是位區域性學者。研究成果可以提供元人評價王應麟學術的實况,以及王應麟在元代學術界受到關注及影響的狀况。這對研究王應麟、探討元代學術的研究者,提供了部分有效的學術資訊與答案,對這些研究者當有某些實質的助益。

考辨經文多以義理文章斷之——讀唐焕《尚書辨僞》

本文嘗試對唐焕《尚書辨僞》作初步的探索,以爲唐焕此書具有幾重意義:其一是辨僞觀點具有中心理念,此一理念即是唐焕的經典觀,以爲《尚書》所載内容應是“必其事足以創生民未有之奇,其道則天命流行之宜,足以百世俟聖而不惑,而後可以垂訓於天下後世者”,如《堯典》之志傳賢、《湯誓》之志奉天伐暴、《盤庚》之志聖人行權之類,才是具有經之性質。與此精神違背者,即爲僞書。本書另外一重意義,是身處乾隆盛世的唐焕,其考辨古文、疏解經文皆體現出一條明顯的宋學脈絡,不但考辨經文多以事理文章衡斷之,在對經文出以心得引申時,其引以爲據者多用宋人之説,所抒發者亦多爲以理學概念詮釋經文,此蓋唐焕有意識地與漢學作區隔之故。另外,從《尚書》學史的角度來看,梅鷟、閻若璩、惠棟、丁晏等以大量證據來斷定晚出古文出於造僞,是否已是鐵案如山摇不動,即使到當今學界,仍不時有學者企圖翻案,遑論有清一代,其争議始終不斷。至於純從事理文章的角度欲辨一經之僞,其説服性就又更低了。但這並不表示唐焕的著作没有價值,至少可以將唐焕的經學另立一個類型,一個在經説中貫串著系統性核心理念的經學類型。此在經解中充斥著文獻爲主、考據先行的乾嘉時代而言,實爲難能可貴的參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