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义”阴影下自由教育的呼声

上世纪初,民国政府大体上实行自由放任的教育政策;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后,采取的是训政教育政策。国民政府在大学实行统制政策,引起一些人文学者和科学家的担忧：朱光潜主张自由教育应该是大学的基本理想,反对过度专门化的教育;梅贻琦强调大学应该培养学生的人格修养,应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金岳霖说,在引起工业化和现代化并迅速取得效果的尝试中,我担心全体人民逐渐地成为组织化的：以教育变成单纯训练的方式而组织起来,而且具有自由个性的人也许就变成社会结构中的原子——而不是自由的原子。整个中国社会组织也许会被拼凑成类似于一个有机体的某种东西,很少有什么个体的创造性。

马来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与困境(1951～1969年)

一前言马来亚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①在其人口结构中，华族一直是仅次于马来人的少数民族，拥有强势的文化与经济潜能，但在华文教育上，从二次大战后，却渐渐受到当地政府严密的掌握与约束。随着１９５７年马来亚的独立与马来人的掌握政权，在欲建立一个马来亚国家的认...

五四时期东南集团“商战”舆论和抵制运动

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北京和上海为两大重心,以抵制日货运动为一大表现。五四时期弥漫上海及江苏一带的抵制运动,“商战”舆论之风行一时,抵制运动之波澜壮阔,与“东南集团”之长期鼓吹及组织策划有密切关系。从晚清到民初,这一江浙绅商集团以张謇为领袖,据上海及江苏一省为大本营,在社会上有深厚的潜在影响力。以“棉铁主义”为号召,制订“联美制日”为策略,形成一个涵盖学、商、报界的网络,彼此声气相通携手联结。五四前后,正是这一集团的黄金时代。从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后厉行国耻教育,到1919年推广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通过学校系统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藉由报界宣传形成抵制浪潮,深度介入了这一运动的发展。值此五四百年之际,应重新评估这一集团的历史作用。

钱穆论政学关系

国家和教育的关系,一直是教育的核心议题之一,也是近代中国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以著名学者钱穆的著作为中心,考察钱穆对中国历代政学关系的看法。钱穆的主要论点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一个社会自由教育的传统,历代政府对于民间私办教育多半采取优容态度。学术领导政治,更是中国历代政府的特色;学人的统治,从汉代以来形成中国政治的独特格局。在政和学的密切联系中,"道统尊于政统"、"师统尊于君统",又是宋明以来儒者的主张。立基于这样的文化传统,钱穆反对近代中国政府干预教育,呼吁应当给予教育独立自主的空间。钱穆的论述,显示出近代中国盛行一时的教育独立主张,不止是欧美思潮影响下的产物,也有其来自中国文化传统的源头。

胡适对王国维“古史新证”的回应

1917年王国维接连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著作,用甲骨文证实殷商一代历史,开出一条"古史新证"的道路。受其影响,此后至1922年,胡适从主张对东周以前历史存而不论,转向承认"甲骨文字的发现,竟使殷商一代的历史有了地底下的证据"。然而,在北大学圈中,胡适并非最早接受王国维研究成果者;反之,他对王国维的认识和评价,始终处于相对被动、落后的状态。胡适最终对王国维所作的公开推崇,与其说是本人深思熟虑的结果,倒不如说是受到钱玄同等同事的影响。甚至胡适的后辈如顾颉刚、陆侃如,都较他更早阅读王国维的著作,并由此经历了程度不一的知识上的洗礼。

中国大陆基层民主与乡镇人大代表的角色重构

在探究中国大陆基层民主的同时,作为基层政权机关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当然是一项不可或缺的研究议题。中国大陆对开放乡镇人大代表的直选这项制度的开展,确实早已在中国农村产生广泛的效应:正面效应如人大监督机制的建构、公民素养的提升与正确参政态度的形成等;负面效应如社会安定与政治稳定不断遭受侵蚀、民主种子遭受严重威胁等。深究其因,正是代表基层政权机关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及人大代表,并未切合农村政治、社会与经济的变迁而扮演好利益汇集与利益表达的规范性角色。本文试图以此困境为论证重点,结合实务,提出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必须改变过去"橡皮图章"的角色,朝向扮演利益表达与冲突管理者的角色,才能获得选民的认同。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功能、监督功能、联系民意的功能必须要有明显的强化,才能促进社会安定与政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