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宜兰陈姓鉴湖堂及登瀛书院惜字亭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世居今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佛昙镇大坑鉴湖的陈计勃、陈计淑堂兄弟携眷带子渡海来台,始居台湾西北部的苗栗。道光三年(1823),为避漳泉械斗及土匪抢夺,来台第二代的陈敬暖率领堂兄弟举家翻山越岭,来到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开垦土地、经营商行。咸丰年间,第三代陈宣梓率子陈添寿帮助官府平定民乱,陈添寿官封五品顶戴。陈家声誉远播,事业扩展迅速。陈宣梓于是兴建宅院、宗祠"鉴湖堂",并设立家塾"登瀛书院",顿时人文鹊起,子孙屡中举人。

台湾的敬字亭与文笔亭

台湾早期先民对于记载古圣先贤知识学问的文字与纸张极为尊敬,不忍心看到写过字的纸张被随意丢弃、污损,于是捡拾字纸,并兴建敬字亭加以焚烧。这种敬字惜纸文化除展现在现存的113座(含福建省金门县1座)敬字亭外,与敬字亭极为相关的,还有四座塔庙型的文笔亭。而台湾南部高雄屏东两县客家地区则结合敬字亭与文笔亭,并赋予两者特殊的意象:敬字亭内字纸焚化的灰烬象征文房四宝的"墨",文笔亭的高塔象征文房四宝的"笔",再加上大地为纸、荷花池为砚台,即构成了"文房四宝"。

《全台赋》中游艺题材之探析

台湾传统文学中的"赋",实有加以拓耕之必要。台湾赋作内容多元,不再只是单纯歌功颂德和描绘台湾风土,内容也有朝向文人生活或针对时事而发,因此游艺题材亦成了台湾赋家描写之对象。游艺题材体现的是中国古代民俗文化生活,透过《全台赋》中之游艺题材内涵分析,可以发现其不仅深受中国传统文学之影响,更具有丰富之文化内蕴。

回眸1979:新时期文学的转折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新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环境下,大陆文学的发展,异于以工农兵文学为基调的前三十年,逐步走向流派纷呈的1980年代,而1979年不啻为新时期文学开放的起点。本文在编年史脉络下,重新梳理省视1979年的文艺政策、创作环境和文学现象等,析论促使新时期文学跳脱框架走向繁荣的历程——拨乱反正、开放立新和官方定调。"拨乱反正"是排除极左政策的限制,回归创作的正轨;"开放立新"是提供较宽松的环境,鼓励新题材的创作;"官方定调"是藉由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为过去的文学历史定位,并指引未来发展方向。透过历史脉络的追索,1979年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将更真切明晰。

论商代家族的亲属结构关系

本文采现代西方人类学家的亲制学说,以及中国传统的亲制论述,作为分析商人亲属关系的参考架构。两代商人间的血亲组织可以“双系多父多母家庭”来命名,商人三代及超过三代以上的父系继嗣组织分成“族、宗、姓”三级;族人,宗人间的亲属关系乃依据系谱,但是同姓间的亲属关系则可以是设定的或假定的。商人的母系只有两代的深度,且因为商人施行同姓双边交表婚,使商人在子女这一代,多出了“生”这种亲类,为后世所无。

商代的亲称“兄、弟”及其相关的旁系亲属问题

本文通过比较商甲金文与《尔雅·释亲》有关兄弟二词所涉及的亲类,指出商人的兄弟乃具"兄弟=从父兄弟=从祖兄弟=族兄弟=从高祖兄弟=从皇高祖兄弟=妻之兄弟=夫之兄弟"之敌体,涵盖平辈各级旁系血、姻亲,且不分性别。此乃商人行"平辈旁系亲属通婚制"之表象。商人在建国之初,其宗族组织呈兄弟二合对称,彼此相隔六代之结构形态;而兄弟二宗族间平辈相互为婚,但本宗之内不得通婚,直系血亲亦不得为婚。此一宗族、婚姻形态因商王兄终弟及制之式微及周人同姓不婚制之兴起而告终结,而商人兄弟亲称之敌体结构亦以"加缀"、"孳字"、"易词"三式之个别化作用而解体;古代汉语兄弟亲称遂以《尔雅·释亲》之系统为准。

从“文小姐”到“武将军”——论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

一、前言:延安时期的丁玲及其小说1936年9月,丁玲(1904～1986)逃离囚居三年的南京,11月辗转到达保安,是红军抵达陕北后第一位赴苏区的知名作家,年底她收到毛泽东以电报发来的《临江仙》,词末两句"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赞扬了丁玲由文人作家走向红军战士的转变。丁玲延安时期的文学创作,由于时代环境和个人经历等因素,在创作体裁上,散文类(杂文、随笔、通讯、报告文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