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王家关系研究

据传世和出土文献所载,孤竹国的墨胎氏属于殷商王族的氏家之一,可是孤竹国和殷王家为亲族的关系,乃几百年的通婚基础。同时文献也描述姬氏周人与殷商王族有两百余年的通婚关系。所以在殷商制度中,周国的姬氏属性应与孤竹国的墨胎氏相类,都属于殷商王家的亲族。虽然传统历史强调商周异族、异源的概念,但实际上许多出土与传世史料却表达了商周之间的亲密性。商周王家虽然分属不同氏族,建立了不同的朝代,但两者应属同一族群。周王家原是殷商上层贵族之一,其语言、信仰、文化都相同。甚至在古代的父母双嗣制度中,周文武王和殷商王族有着共同的先祖。只是因为周君发动政变,建立新的王朝,武王的后裔已不把自己视为前朝贵族的氏族之一。

以全球视角重新解读世界历史

【编者的话】孙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在台湾受大学教育,后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专攻俄国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1986年获得田纳西州孟菲斯大学永久教职,任职至2004年12月,现为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2015年9月,孙隆基教授的《新世界史》一书第一卷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唐代吐蕃的僧相体制

唐代吐蕃的相制与吐蕃政教情势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早期．在赞普都松芒保杰(vdus srong mang po rje公元676-701年在位)族灭论钦陵(mgar khri vbring btsan brod)大相一族(公元699年)之前．吐蕃实施的是独相制。即由一人单独担任大相(blon chen po．blon che)．由其实际负责吐蕃政府的运作．大小事务均由其一总其责，因此，吐蕃王朝的实权易为独相所垄断。

上古国家与文明研究中年代学方法的反思

在当前上古及三代考古编年和历史复原研究中,往往将经汉代人之手编纂加工过的二手文献全部当真,而将一手的考古资料降为证经补史和配合文献的工具,企图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在后世的"中央"——郑洛地区的地下找到一元的夏商王朝史,再透过从中央看四方,将所有的发明和创新都归功于中央,将四方视为郑洛中央区的传播影响之地。本文指出类型学超范围运用是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之一,进而分析了类型学应用的边界条件及其局限性。文章认为,夏商历史复原研究必然涉及到大量跨区域跨文化的比较,这种情况下由于层位学的缺失而使类型学分析往往难以提供严谨的答案,后者并不足以克服此类历史意识形态的陷阱,甚至主动与后者合谋,而沦为强化历史意识形态的帮手。本文提出在进行跨地区跨文化比较时,务须首先通过碳十四测年方法构建跨区域跨文化之间的绝对和相对年代框架,以作为比较的基础和前提。鉴此,研究者需要充分理解、掌握和利用碳十四测年这个重要的年代学工具,建立适当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评估和分析方法。文章最后讨论了影响碳十四数据的各种因素以及评估鉴别方法。

古史研究主题、史料及方法刍议

中国史研究不仅需要避免因中国文化千年不变的假貌而掉进以今释古的陷阱,也不可从某种既定的理论范式出发,以科学化的诠释取代直接而深入的观察。当前盛行的从单一学科对具体问题进行的研究,则易导致整体性看法不足和缺失。为此,古史研究需要遵循"白纸法"、"自行不取名"等八项原则,并炼就史料辩识的基本功。常见对"信古"学派的认识含有很重要的误解,将认为文献所载并非凭空而来的态度当作文献所述代表历史真相的信任;以往在研究实践中经常把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中的以地下材料"补正"文献读为"补证",容易造成谬误。因而,研究古史需要清楚文献所表达的首先是其撰写时空,而不是它们所描述的时空;研究者需要以"探古"的态度,辩证地看待文献的史料价值,并提出阅读文献的方法要点。

汉文史料记载唐代吐蕃社会文化“失实部分”之研究

从事唐代吐蕃研究者所参考的基本史料中有不少失实之记载 ,惜至今仍未见有此方面之专论 ,仅散见于各类藏学的研究成果之中 ,且仍有前人时贤所未发现之错误 ,亟待修正。本文采用史学方法 ,兼取人类学、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之观点 ,以记载唐代吐蕃的诸基本史料 ,就唐代吐蕃社会文化的各个主题 ,诸如族属、国号、饮食、居住、文字、礼仪、妇女及政问题、宗教信仰及政教相关问题姓氏及身份分类 ,以及伦理亲情等 ,先撷录各书记载 ,再以唐代吐蕃所遗留的第一手史料———吐蕃金石铭刻及敦煌古藏文卷子、后期藏文文献 (如《贤者喜宴》等 ) ,并参酌当代西藏社会的生活习惯、文化礼俗及民情风俗等 ,作为考据时之依据 。

江南对虎神的崇拜来源——兼探虎方之地望

崇拜老虎的传统源自古代游猎族群的精神文化中。华南拜虎传统的分布范围从武陵到罗霄,或许亦到达武夷山脉;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对野猪和虎的崇拜曾互相结合,后来虎作为崇拜对象普遍取代了对野猪的崇拜。山岭拜虎族群影响了所谓"后石家河"文化的形成,殷周时期在长江中游之江南地区以湖南、江西为主要分布范围,存在着一个拜虎的古国网络体系,其在商周甲骨金文中被称为"虎方"。

牙璋起源刍议——兼谈陕北玉器之谜

本文认为,鄂西、川东及石家河是牙璋礼器的起源地。陕北神木石峁的玉器是西北族群从江河地区掠夺而来的窖藏珍宝,所以神木玉器的出土,并不代表西北族群制造玉器的高技术水平,而是反映了青铜早期江河平原农耕文明面对来自西北"先戎"掠夺的风险。除了神木遗址之外,西北地区零散发现很多从江河地区夺取的宝贵战利品,包括食物、青铜器、陶器、玉器等。

商周虎方和盧方：两国空间范围考

前言 在商周时期，有很多商周以外的古国，与商周处于不同的关系之中，其中应该不仅是中、小型国邦，也有非商周系统的大型国家存在。本文认为，甲骨金文中所见的“虎方”和“虚方”两国，应属于影响力较大的政权，但因在历史上绝传，导致我们现在难以确定其领土所在之处。本文拟从出土文献和遗物重新探讨这两国的地望，对他们的位置提出最有可能所在的空间范围。

浅论盘龙城灰烬沟遗迹

本文在分析盘龙城遗址中的灰烬沟遗迹后,发现灰烬沟遗迹与中国各地冶炼遗迹相似,故认为灰烬沟遗迹属于冶炼遗迹。灰烬沟遗迹还是当时最大的冶炼遗迹,值得多加重视。

长江中游史前毁器葬

长江中游地区是史前毁器葬兴盛地之一。研究长江中游毁器葬可发现其出现于8000年前的彭头山文化,并且延续于长江中游诸史前文化中,下迄盘龙城文化,乃长江中游地区一脉相承的葬俗,其背后应有其地域文化的信仰脉络。

《从古文字角度谈〈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的若干问题》一文商榷

张惟捷先生于《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发表《从古文字角度谈〈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的若干问题》一文,讨论了郭静云先生《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若干古文字学的问题。然细读张文,可见其内容舛误亦多,可商之处凡16组23条,其论据与释读存在诸多问题。总结而言,郭书虽有小瑕疵,然张文所论疏漏之处更多,主要有二大问题:第一,由于张氏行文多引学者文章,对于学者文章的引用或理解产生偏差,很多部分并不能作为反驳郭说的根据;第二,张氏还有对古文字的释读有误,或是对郭书理解不清的情况,这部分占张文全文之比例并不多,但有问题之处却不少。且作为一篇反驳文章,张氏除了少部分内容外,其余大多以学者的看法作为反驳的根据,并非直接针对郭书在材料运用、逻辑与推导方面进行讨论。由于张氏文中存在诸多缺失,导致其文可观者寥寥。

試論都督制之淵源及早期發展

一、前言論軍需先論制。本文(1)所論之都督制,於魏晉而言實爲新興的軍制,與秦漢以來之將軍制及監軍制關係密切。换言之,魏晉都督制之淵源,決不會憑空而産生,實與監軍監督將軍及其所屬軍隊有關,是以本文專從軍隊之統率、監督角度,進論都督制與此制的關係淵源,並溯及其早期的發展演變。(2)按:中國正史向爲文人所撰,故對軍制論述不多,據《漢書·百官公卿表》所載。

东突厥阿史那染干生平事迹探析

在隋朝三十七年的历史中,东突厥始终是隋朝最重要的外交对象,在东突厥臣属隋朝的三十一年间,启民可汗阿史那染干与隋朝的关系最为特殊,不仅与隋文帝、炀帝两代都有往来,同时染干亦是东突厥汗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由隋廷扶立,册授大可汗号的国君。探讨染干的生平事迹,研究染干的出身之谜、被隋文帝册立为东突厥大可汗原因与过程、染干在炀帝时期与隋关系变化以及染干子嗣人数等问题。

漢晉之間吴蜀的督將與都督制

一、前言學界討論魏晉都督制之文甚多,而論述其起源及早期發展則極少。筆者昔曾撰就《試論都督制之淵源及早期發展》(下文簡稱'前拙文一')一文詳論其源起及早期發展,略謂魏晉都督制源於先秦以來的監軍制,兩漢時則有督軍制並興,性質皆屬於君主派臨軍中的擁節使者,是將軍領兵制所衍生的軍隊監督制度,至東漢寖假有取代將軍以爲統帥之勢,亦即漸由軍隊監督系統轉變爲統率指揮系統,並且從統率指揮系統復分化出作戰系統與軍區系統兩種體制;至於降至漢末始出現、包含'都督'在内的諸督將。

社会取象于大自然:礼制及孝道的神明观

一前言:先秦神明观的本义商周礼仪所体现的思想重点在于'相配''相合''相交'。古人认为,无论天是多么伟大,如果没有地与它相交,天即无所能。[1]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在中国哲学的思想概念中。

甲骨文“天”義通考——兼“天”與“大”二字來往的商榷

在文字發展過程中,經常發生一個字爲本字産生幾個字,或者意思相關的幾個字合併成一個字。本文研究“天”字而發現,在甲骨文實際上有兩個字,字形和字義區分得很明顯:其一是寫从“上”的“■”字,用於指昊天祭祀對象,並涉及周年曆數和“天時”的意思。其二是寫从“□”形之“■”字,可能要將其理解爲上部从“丁”的字形。該字並非指天界,而是指王的頭頂,或謂之“天靈”,或是“頂”字的古字;該字也用來表遠殷都的頂級權威性。學界經常從傳世文獻出發將“天命”中的“天”視爲廣大無具象的“昊天”,而在金文中常見用“大令”“大命”表遠後期的“天命”概念;依此,常見的論述認爲,古文字中“大”與“天”混用,所以可以將“大令(命)”直接讀爲“天命”。但是,通觀甲骨文,“大”與“天”兩個字並不來往,到了西周銘文,這兩個字的意思範圍依然不同,而“大令”一詞是在表遠上帝大令,而不是崇高昊天賜命的思想。從殷周“大令”到漢代“天命”的用詞變化,藴含着文化意義的演化,故不宜簡單地以流溯源,不宜從後期的文化新意來詮釋殷周時期的字義和字體之間的關係。

釋“屰”、“逆”字的演變

本文對"逆"字從商周到戰國時代的歷史語言變遷進行了通考。關於"屰"字形象的理解,甲骨金文的字形闡明"■"(屰)爲"倒’天’形"的形象:其形象表達的本義是與天道走向相迎的方向。從甲骨文以來,該字用義涉及深入的精神信仰、王與臣之間的核心關聯,表達迎受命及保持誠意,並不象現代語言中"逆"所表達的悖逆叛亂或逆斥。

楚简“ [辶丯] ”字考

春秋战国因字形演化而发生“丰”、“丯”、“屰”三个字的同形写法，因此在阅读楚简时，需要特别留意这三个字形颇为相近的字。本文考证楚简“[辶丯] ”字，证明其均宜读为“逆”，楚简中均用本字，包括在楚简《缁衣》中“[辶丯]”字为“逆”，用以表达逆先的意思。《缁衣》言：君子说话是有经过选择，做事是有预先评估其结果；君子精知，很详细地了解和知悉，所以有远识，能评估、逆先预料事情的走向，接受知识，之后才做事。这与后期传世版本《缁衣》的意思有所不同。

甲骨文中以饕餮眼睛爲“目”“臣”的字形考

饕餮眼睛的特殊形狀爲内眼角下陷,外眼角上揚,並且眼瞳突出眼眶。這種形狀很獨特的眼睛,不僅見於龍形的饕餮文,商時期各種神祕對象,大部分都有這種形狀的眼睛,所以筆者將其眼睛稱爲“神目”。同時,“神目”也經常被稱爲“臣”字目,是因爲甲骨、金文的“■”“■”字的字形亦相同,具有神目形狀。本文梳理了相關文字資料。殷商之前神目作爲文字符號雖零星可見,但均無法解讀,只有甲骨文才可以破譯。甲骨文中,神目即是“目”字,用法與意義均由眼睛觀看的能力所衍生,並包含對此能力的崇敬之意。在甲骨文中,神目符號的直寫、豎寫並無意義上的區别。在單一文字的使用意涵上,大多和眼睛的功能相關;用作名詞方面的意義時,可表示人或上帝的眼睛,也可以是名稱,包含人名、族名、爵名、地名、國名、祭名、祭祀對象名。在動詞方面則作爲注視或盯梢的動作。只是到了西周以後,直寫和豎寫的字形,才可分爲“目”與“臣”兩個寫法和意義均不同的字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