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本《大学》与《礼记·大学》：两种文本的比较

朱熹释"大学"为"大人之学",郑玄释"大学"为"太学",前者指学问,后者指学宫。对早期传教士身份的汉学家而言,翻译此书时是追随朱熹的观点,因此从马士曼、马礼逊到理雅各,俱以"Great Learning"而非"Tai School(太/泰学)"来翻译《大学》篇名。朱熹关注的是《大学》的作者问题,"经、传之分"也是从此思考而出现的章句做法;郑玄与孔颖达关注的是"从戴德到戴圣"的编者问题,从《汉书·艺文志》、郑玄《六艺论》、《三礼目录》到《隋书·经籍志》可以作为一种书目线索。近现代学人讨论《四书》本《大学》或《礼记·大学》的作者与成书/成篇年代,包括使用郭店儒简文献时,都已受到朱熹的影响而不自知。朱熹提出的三纲领,在孔颖达那里只称为"

前孔子时代的古释奠礼考释

"释奠"本是孔子之前便已存在的古礼,其成为"祭孔"礼之代称,乃是后来之事。自古籍经典文献中,可钩沉出前孔子时代释奠古礼之图廓大略。释奠礼乃是广义的总名,分言之则尚有"释菜"与"释币"。释奠礼重,故是大名;释菜则礼轻。"释奠"一词可以总称施于"学"中祭先圣、先师、先老之礼,尤其是"始立学"时。言释奠可以包含释菜,反之则否。古"释奠"礼有其变化之趋:自早期的"主兵"出征四方而至"主文"兴学设教;从早期之施设此礼的本质乃属非常时属性,到后来渐有常时行礼之属性。源于孔子之前的古"释奠"礼,真正被提升为国家级常设之礼,从而转变了其本为"非时而祭"的原初属性,乃是后世与祭孔礼联系的结果。

西汉封爵孔子的两种走向:血缘性与非血缘性

在孔庙兴起于中央国学之前,曾经历过一段以孔子为"殷后"或是"宋后"的封谥历史,这是一种以孔子的血缘性作为封爵与尊崇依据的走向,与学制中以"学"为依据的先师或先圣之非血缘性崇孔走向不同。前汉初期,帝王异姓若欲对孔子表达尊敬,则需至鲁地的孔府家庙中对孔子行礼以致其敬。汉成帝时,追谥孔子之诏令使孔子与古代圣王等列并称,宣示了"圣王之统"与"学术之统"二合为一的指标性。在新朝始建国元年的王莽诏令中,"周公、孔子"与"四代古宗"一齐出现。王莽的选择,摆脱了"殷后之统"的血缘性思考之方向,而从非血缘性的角度思考崇孔与封爵,孔子的德业遂与周公的功业具有等量齐观的历史地位与定位。

以“汉”为“书”——班固笔下的“一代”与“始末”

一部历史文本,在作者设定中,必有其"始",亦有其"末";而在传世的文本物质样式上,例如册次、卷次、页次,莫不反映此种"始"、"末"上的序次编列。从孔子《春秋》开始,便对"始"与"末"的书写笔法赋予了高度的意义性。《史记》继承了这一书写的特性,班固笔下的《汉书》亦然。这个课题对班固而言,不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在课题。班固如何思考他的"现在"?班固立于"东汉"如何呈现"西汉"于《汉书》的书写之中?过去学界对于"汉德"的研究,多从"五德终始"入手,这是受到"顾颉刚叙事"的影响。如果跳脱"近代史学"场域,自"汉书本"《世经》入手,转向古今视野中的"编年"与"编统",则可以勾勒出一条"孔子"→"司马迁"→"刘歆"→"班固"的系谱构成。

秦汉时期刺客叙事的变迁——由《史记·刺客列传》到“汉武梁祠画像”中的“要离刺庆忌”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收录了五位历史人物,而出现于东汉桓灵间武梁祠画像石上的属于"刺客群组"的则有六位,与前者相比,后者所多出的为刺客要离。由《战国策》、《吕氏春秋》至《史记》、《说苑》、《汉书》,再至武梁祠画像石"要离叙事"的变化,可见"要离"未进入《史记.刺客列传》,是司马迁经过考虑而选人入传的结果。在司马迁身后,汉人对其所书写型构的"刺客世界"并未终止,刘向《说苑》中出现了将此五位刺客义士打散后重编的思维与叙事新编。在从《史记》文本叙事到武梁祠画壁画像叙事之间,"要离"重新被型塑并经历了由"刺客之外"到"刺客之内"的角色转变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