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工作贫穷的形成机制与政策思考

过去一二十年来,中国台湾地区经济结构从工业社会转变成为后工业社会,同时也面临后进工业社会在全球市场中的挑战。在此情况下,新社会风险,如低薪化和弹性化的劳动市场,逐渐成为台湾地区社会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22K"即是在此背景下所浮现的议题之一。在此背景下,贫穷的本质也逐渐得到改变。传统工业社会中,强调"工作"是脱离贫穷的主要途径,但在低薪化和弹性化的劳动市场中,"工作"不再成为避免贫穷的保证,许多工作人口依然面临贫穷风险的威胁。一般而言,工作贫穷的成因不外乎:低薪、非正规工作、或是家庭工作人口与依赖人口比例太低。而台湾地区工作贫穷的现象主要可以归于两个因素:低薪化和非正规就业。本文聚焦这一问题,从量化分析角度验证台湾地区工作贫穷是因为普遍性的低薪工作所造成,还是因为非正规工作所造成。通过对LIS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低薪化是台湾地区造成工作贫穷的主要原因。

政治变迁中的养老金改革:对中国台湾经验的反省

中国台湾国民年金的规划及发展长达十五年,1993年"内政部"社会司邀请学者专家及政府相关单位共同组成"国民年金制度研议小组",开启国民年金在政府部门的大门。其后历经数届政府部门的规划协商,最后才于2007年通过三读实施。论文从政策过程的分析视角,说明民主化过程的中国台湾政治生态,如何影响了养老金改革的理念与制度形成,借此检视民主政治中的社会政策形成过程。反省中国台湾养老金改革的经验,可以丰富我们对于东亚养老金改革的理解,并在这个基础上与现有的养老金改革研究文献对话。

德国基本法对台湾公法学的影响

作者在论文中介绍了我国台湾地区现行"中华民国宪法"的历史和该法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对德国基本法和宪法解释制度的具体继受,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德国基本法和公法理论对台湾公法学的影响。由上述讨论可以得知,台湾的公法发展显示出一个由取法威玛宪法的宪法躯壳转变成为基本法的宪政实体的过程。

德国基本法对台湾公法学的影响

作者在论文中介绍了我国台湾地区现行"宪法"的历史和该法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对《德国基本法》和宪法解释制度的具体继受,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德国基本法和公法理论对台湾地区公法学的影响。

王国维与康德哲学

康德哲学于19世纪末开始传入中国,其后经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其传入主要凭藉日文书刊之转介,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为代表;在第二阶段,中国知识界不再以日文书刊为媒介,而是开始直接阅读德文原典,甚至有人亲赴德国学习康德哲学,其代表有蔡元培、张君劢、郑昕等人;到了第三阶段,现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三大思潮──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新儒学──鼎立之势已形成,它们对康德哲学各持不同的立场。笔者曾发表《康德哲学在现代中国》一文,讨论近代中国知识界吸纳康德哲学的历程。但在该文中,笔者忽略了王国维对康德哲学的吸纳与评介。该文之作,即是要弥补这项阙漏。事实上,王国维对康德哲学的吸纳介乎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他一方面藉由日本学者的著作了解康德哲学,另一方面阅读康德著作的英、日文译本。此外,他又借用康德哲学的概念与学说来讨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问题,譬如借用康德的知识论架构讨论中国传统的人性论(见其《论性》),借用康德的理性学说讨论"理"的问题(见其《释理》),借用康德的自由理论讨论"命"的问题(见其《原命》),均表现出一定的哲学深度。

徐复观论儒家与宗教

20世纪90年代之初,余英时先生发表了《钱穆与新儒家》一文~①,反对将钱穆先生列入“现代新儒家”之列。此文一出,立刻在学界引起了关于如何界定“现代新儒家”(或“当代新儒家”)的热烈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刘述先先生提出了“狭义新儒家”与“广义新儒家”的区分:前者特指由熊十力开创,为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所继承的思想方向.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量化交易策略及金融监管

本文从回顾中国量化交易产业入手,分析了不同量化交易类型在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同时考察了两种大数据策略在国内量化交易中推广的可行性。深入讨论了限制量化交易中使用大数据策略的三种关键技术因素,即云计算、信息安全和商务智能。最后提出政府在发展量化交易的过程中应该从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策、建立信息安全标准和加大对基础学科的研究投入这四个方面承担责任,才能真正有效的对量化交易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从粤东客家到台湾客家：一个蕉岭曾氏的家族史

本文以元末明初自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迁移至广东省嘉应州镇平县蓼陂乡（今梅州市蕉岭县新铺镇）同福村的客家曾裕振家族800年历史为经纬，藉由其族谱记录及传说，配合历史文献，疏证出其中于清朝中叶陆续往返台湾进而移民台湾府淡水厅（今新竹县及桃园县）的曾亮寅支裔的若干史事。以蕉岭曾氏的家族史为个案研究，可一窥客家民系在粤东以及台湾发展的状况，并可对于中国大陆及台湾正史不备记载之处有所补充。

科学的国际“关系性”——天下、软实力与世界秩序

只有将'天下'这个概念理论化才具有分析功能。'天下'是所有行为者之间必然存在关系的状态。从秩序与自由的相互关系来看,'天下'可以分为'共(公共性的)天下'与'各(霸权的)天下'。在'共天下'中,秩序与自由之间是相互支持的关系;而在'各天下'下,秩序与自由之间是相互抵制的关系。若行为者经由相互同意的角色关系接受彼此,免于规则的监督或干预,则是'共天下'。在此情境下,行为者是高度自律甚至是让利的。相反,若行为者建立了以规则为内涵的治理体系,必须行使监测或干预,则秩序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成反比,所实践的因而是'各天下'。中国的软实力不应是单边垄断的力量,而是双方都能够通过让步与耐性,使对方愿意将中国关心的议程成为双边交往时的重要议题。因此,天下体系之中可以建立一个不完全以权力为核心世界秩序。

民主政治、立宪主义与司法审查——“司法院”大法官议决释字第499号解释评释

一、前言1999年9月5日,台湾地区“第三届国民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宪法增修条文》第1条、第4条、第9条及第10条修正条文。由于其中规定:“国民大会”代表自第四届起全部以比例代表方式选出,并以“立法委员”选举各政党所进荐及独立参选之候选人得票数之比例分配当选名额(第1条第1项);第三届“国民大会”代表任期至第四届“立法委员”

病人权利的伦理难题——兼论医疗伦理委员会与伦理咨询专员在其间的角色

目次一、病人人权的发展二、我国台湾地区病人权利立法现状三、知情同意权的法律性质四、检视《医疗法修正草案》中的病人同意权规定五、两种医疗伦理文化六、医疗伦理委员会与伦理咨询专员的法律咨询角色医疗工作中,医疗机构及机构中的各类成员,如医师、护理人员、社会工作者等,在面对病人和家属时,就治疗病人所涉及的价值选取问题或伦理道德问题,传统上都是以医师为主导来帮助病人和家属处理和解决的,但是,在现代医疗技术急剧进展之下,新的伦理争议层出不穷。

韩儒金昌协的四端七情论与“性情经纬说”

在学问传承上,金昌协系出李栗谷的畿湖学派。但在“四端七情”的问题上,他折中于李退溪与李栗谷之间。对此问题,金昌协撰有《四端七情说》。一方面,他赞同李退溪的“四端主理,七情主气”之说,而质疑李栗谷的“四端专言理,七情兼言气”之说。但在另一方面,金昌协质疑李退溪的“理发气随,气发理乘”之说,而赞同李栗谷的“气发理乘一途”之说。再者,李栗谷主张“四端不能兼七情,七情则能兼四端”,金昌协则主张“四端不能兼七情,七情亦不能兼四端”。在这个思想背景之下,金昌协提出“性情经纬说”,以说明四德、四端、四时、四行与七情的关系。此说上承张显光的“理气经纬说”,下启韩元震的“四端七情经纬说”,有其特殊的意义。

不对称纳入:跨两岸迁移者社会保障权利之探讨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特殊原因,两岸处理跨界迁移者的成员身份,不同于其他迁移至两岸的境外人士。论文尝试以跨两岸迁移者的社会公民权为分析对象,探讨两岸提供何种身份待遇给予来自对岸的公民,并形塑跨两岸迁移者特殊的权利地位。研究发现:第一,两岸双方纳入跨两岸迁移者存在不对称格局,台湾地区对大陆地区人民有着比对外国人更严格的管制,但大陆对待台湾居民却逐渐朝'超最惠待遇'或'正常公民待遇'的方向前进。第二,人员身份纳入体制受到两个标准影响:对当地经济有贡献或是基于家庭伦常。台湾的政策已服膺第二种标准;至于第一种标准,台湾正努力摒除政治力的干扰以接纳大陆地区人民来台。反观大陆的政策正逐渐以不带限制的'两岸一家亲'态度接纳所有身份类别的台湾居民。第三,因为历史与现实的特殊原因,两岸皆以'户籍身份'作为公民权利赋予的机制,设立户籍为取得当地公民身份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