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莊子祠堂記》“楚公子微服出亡”寓言試解

一、前言《莊子》一書向來被視爲難讀之書1,但是宋代蘇軾閲讀《莊子》時,卻喟然歎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2可見蘇軾自認是莊子的知音。既然蘇軾的見解與《莊子》有相同之處,在文學創作中,自然會加以引用3,蘇軾的詩集中,引用《莊子》寓言、詞匯的現象,遍及内外雜篇,約有三百六十餘處1,因此,宋代林希逸認爲,蘇軾一生文字,只從《莊子》悟入2。蘇軾未曾注解《莊子》全書,只針對《在宥》篇中有關廣成子的寓言,加以詮釋,著《廣成子解》,惟這篇文章對於後世影響不大。蘇軾所有詩文中。

當代學者以“寄言出意”為郭象注《莊》方法的檢討

一、前言有關郭象學術的研究,向來就充滿爭議:郭象是否抄襲向秀《莊子注》的問題,依《世說新語》的描述,郭象'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1;依《晉書》的說法,郭象是'述而廣之'2;湯用彤則認為,郭象雖有述而廣之之處,整體而言,還是其義一也3。《莊子序》的問題,因為《宋會要1稿》有'鎬等以《莊子序》非郭象之文,因刪去之'之說,王叔岷認為“宋人有謂此序非郭象之文,未足據信”④,堅持該文為郭象所作;王曉毅認為,《莊子序》與《莊子注》思想有異,主張該序不是出於郭象之手⑤。有關《莊子注》的評價,勞思光認為:“作為‘注莊’看,實非成功之作。……以哲學理論標準看,實不成功。”⑥牟宗三認為:“郭象的莊注是推進一步,提出圓教的觀念和境界,這就是新的發展,開拓了新的理境。

蘇軾“莊子助孔子”説及其影響

一、前言在中國莊學史上,蘇軾是一個特殊的人物,他没有完整的《莊子》注解傳世,影響卻相當重大。郎擎霄《莊子學案》説:'莊學得王、蘇之提倡,故當時治《莊子》者,已次第臻於極盛,而《莊子》之學遂如日之中天矣。'1蘇軾與王安石對於宋代莊學的發展貢獻良多,若相較而言,蘇軾在宋代莊學史以及中國莊學史的地位都要比王安石重要得多。

儒家“情理觀”在近代學術轉型下的衍變——以胡適與錢穆的論述為主

儒學思想在逐步邁入近現代學術轉型期時,乃是隨着清代學術的淡出或深入而展開,新的論述視域與表達話語也應運而生,尤其是在'情理觀'方面,胡適(1891—1962)、錢穆(1895—1990)等皆曾對儒家的'情理觀'提出省思,以作為其對政治、社會與文化觀點的張本。本文特就胡適與錢穆對儒家'情理觀'的觀點做客觀而相應的理解,再就兩人對儒家'情理觀'的取捨與得失做一義理上的評估,最後,提出胡適與錢穆對儒家'情理觀'論述的意義可能給予未來'新子學'發展的啓示。

《莊子》思想中“遊心於和”的美學意涵

一、前言'和'作爲中國美學的核心價值,主要是得自儒家'中和'説的影響;然而道家'遊心於和'的思想是否也對中國美學有所啟發?今人對儒家'中和'之説頗多發明,而於道家思想中'和'的意涵卻罕見探討。事實上,在莊子思想中的'和'字之意義既與其修養工夫論與生命境界有關,其作爲以人生哲學爲起點的中國美學思想的温床,自然是不言而喻。今筆者先從《莊子》一書中'和'的意涵入手,將全書中有關'和'的語義文脈爬梳一番,以釐清《莊子》思想中'和'字之多義性;再剔抉出其中有思想性的内容。

孔子“成於樂”的意涵析論

一、前言人的生存價值由關懷自我作起點,進而關懷他人、天地萬物與宇宙的大生命,這是孔子由'爲己之學'1開拓出'親親、仁民而愛物'的生命智慧學,在《論語》中可見,孔子一生下學而上達,由人之道上達天之道,以證成'天人合一'的思想,同時,孔子也透過'成於樂'一語來點示天人和谐的圓融境界。孔子立足於天人合一的生命智慧學,不只是其個人的精神表現,也是後世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指歸。

《莊子》辨偽始於韓愈説之檢討

一、前言《莊子》一書,西漢司馬遷所見爲'十餘萬言';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所載則爲五十二篇;晉代郭象《莊子注》分爲三十三篇,並取代當時其他的版本,成爲後世所傳的本子。宋代蘇軾《莊子祠堂記》認爲三十三篇之中,《盜跖》、《漁父》、《讓王》、《説劍》爲偽作,一般學者多認爲蘇軾此説開啓後世《莊子》辨偽之風。張默生《先秦道家學説研究》認爲'唐之韓愈。

儒家樂教思想中“和”的意涵之流變述論——以隋唐迄明清為考察對象

儒家的樂教乃古代聖王藉雅樂對人心的教化熏習,使人之感性與理性和諧統一,達到'移風易俗'的目的。作為倫理、道德、政治教化的基礎,其中,'和'作為雅樂的基本特質,以'和'為美始終是儒家樂教的中心理念。本論文即在探討儒家樂教思想中'和'的意涵之流變(自隋唐迄明清),從歷史發展的軌迹作縱向性的論析。本論文之目的乃在展現儒家樂教中'和'的意涵所蘊藏有關音樂與道德之間互動影響的真知灼見,以見儒家樂教透過“樂以道和,和以成德”的理想與實踐,非但開拓道德教育的視野。作為建構和諧的倫理、社會與政治的基礎,此獨特的思想形態亦可為今日西方學術界日漸重視的藝術與道德相關連的課題提供重要的參考價值。

高罗佩对古琴谱中“调意”、“指法手势图”与“减字谱”的研究──以《琴道》的论述为主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H.van G ulik)之《琴道》一书是近现代以来开启西方人认识中国古琴的先驱之作。其中对古琴谱的"调意"、"指法手势图"与"减字谱"的研究,乃是中国古琴音乐理论的重要课题。然而,高罗佩本乎其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不采用西方的乐谱作参照,而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写下别具开创性的论述,但其论述中也留下不少有待商榷与开拓的课题。

苏轼笔下“圆照”考辨

一、前言苏轼一生与佛教因缘甚深,究其原因,除了宋代佛教发展成熟、社会谈禅风气盛行外,亦与地缘、家族宗教气氛浓厚有关,[1]加以个人一生宦海浮沉,性格坦荡豪放,与僧侣交往,或谈禅论艺,登临游赏;或钻研佛理,寻求解脱,晚年崇信益为深刻。其接受态度,也由前半生的参禅论道,享受禅悦生活,到后期的融通佛理,以佛教作为生命的依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