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的哲学反思

该文旨在经由宏观的对比,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做一哲学反思,并由此阐述由“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原始儒家、新儒家与当代新儒家皆有其恒定不变的道德实践要求,他们都是儒家。台湾虽为移民之地,但这三四百年来由于先圣先哲的努力,勤耕勤垦,台湾已然是一文化再育的母土,使得中华文化能够灵根再植,当代新儒学也因此有进一步的创获。值得一提的是,当代新儒学伴随着其他的文化机制,对台湾现代化进程起着一定的调节性作用。进到新的世纪,文明对话的要求呼声渐起,当代新儒学在国际哲学脉络中有着进一步可能的瞻望。就在这个过程中,已悄然迈向了后新儒学,既隐含着转折、回返,也有着批判、继承与发展。

关于中国哲学解释学的一些基础性理解——道、意、象、构、言

阐明中国哲学解释学的五个层级:道、意、象、构、言。指出"说明"是外在因果的表述;"解释"是内在理由的阐发。解释之所涉有两个不同之次序,理论逻辑次序之先后,重点在于"内在的契入理解";时间历程次序之先后,重点在于"实际行动的进程"。进行解释时,理论逻辑之次序与时间历程之次序,是一体的两面,他们彼此之间有一种互动关系,即所谓"解释学的循环"。学问之道需先穿透语言文字的遮蔽,上通于道;再由道而开显,"诠释"是站在某个"视点"展开的理解活动,再给出一套语言文字符号的建构。学问不能停留在"语句、结构"层次,要"得意忘言、以意逆志、志通于道",我们可以说这是"造乎其道"的诠释学。

从“刺马案”到《投名状》——由历史到文学的转折

"刺马"案发生于1870年8月22日,时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在光天化日之下,为刺客张汶详刺杀而亡,张汶详则当场就逮。事件发生后,朝野震惊,迅即展开审讯工作。这起案件,官方以"挟嫌报复"定谳,但人心未惬,众议汹汹,传言纷起,渔色负友、通回卖国、丁日昌买凶、湘军高层买凶、反洋教者买凶之说,蜂然涌现,"真相"如何,至今仍未能遽断。"刺马"案是历史事件,各时代对历史事件,都有不同的诠释,这在历来史部载籍中即有所反映,而文学、艺术作品,则更大肆的利用历史所遗留的缝隙,展开虚构,并于虚构之中涵藏新的诠释。自蔡东藩的《清史演义》以下,"刺马"案即以许多不同形式的文学、艺术加以转译、解读,其中"渔色负友"是最主流的诠释,其情节结构也最具探讨意义,而最主要是藉人物的"定性"与"定位"作开展,这也是历史转折向文学最重要的途辙。《投名状》杂糅了"渔色负友"与"政治阴谋"为一,为人物作了新的"定性"与"定位",具有人性的高度与史诗的格局,不但凸显它在艺术上的成就,更展现了当代对历史事件的新视野。

港大“中國經學”課程之退場——一個東亞視域的考察

本文立足於先行研究成果,進而從一個相對廣域的東亞視野來考察1934年以還,始於胡適,歷經陳受頤、容肇祖,完成於許地山的港大中文系改革事業之緣起原委、發展經過、造成之結果及其可能意涵。全文主要討論兩大議題,一是將港大中文系之改革,視爲中國新文化思潮、文學革命之一環,重新分析胡適主持計劃改革港大中文系這一事業的性質爲何?二是將港大中文系改革之兩大結果,亦即區分中國文史學系爲'哲學'、'史學'、'文學'、'普通文學'四部,以及將'經學'自港大中文教育退場一事,置於東亞之近代新式大學課程如何編派舊學的發展脈絡中,以思考其間所展現出的共同樣態。本文以爲港大中文教育之改革,其實並非只是一個大學内部單純的'課程'架構問題,我們應該將之納入民國初年以來胡適所從事的'文學革命'之一環來加以認識。又'經學'自港大中文完全退場,不僅是在英國人意想之外,也在中國内地'中文教學變動潮流'之外,筆者因此判斷胡適、許地山的港大中文學院改革發想源頭,恐在'域外'。而據本文考察我們得以合理推測:港大中國文史學系'中國經學'課程的退場,確實存在著隱而不宣的'日本因素'。

儒与墨的分歧在于经济而非伦理——以荀子对墨家节用思想之批判为线索的论证

荀子对于墨子的批判是为“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以经济思维的批判作为墨学的概括,而非道德论实践上的兼爱理论。而检视荀子的经济思想便可以发现,其多为针对《非十二子》中墨子批判的三个向度而发。由此更可进一步理解到,荀子在作为儒家的自我认同中,与墨家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利”与“义”的对立,而是“节用”与“节用以礼”的差异。如以经济学脉络而论,可说墨子在自苦中“以节流作为开源”,而荀子则是在礼仪繁饰中“以开源作为节流”。也就是说,荀子在经济论述中仍以礼作为终极价值去涉入,那是一种“裕民以政”的政治经济系统。在以礼为核心的经济论述中,荀子不仅梳理物质经济,更强调物质文明,他认为经济论述上的富足并不只是物质上的富足,还须涉入心灵上的富足。只要能够以富养民,而不仅是如墨子赋予天子以至庶民自苦俭约的义务,那么便能够充满生命驱力去裁万物而使资源源源不竭,在开源中富足,也就没有所谓“忧天下之不足”的问题。

关于《老子道德经》中的“道、一、二、三、万物”问题之探讨

针对《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诠释,历代学者和当代学人众说纷纭,然皆难以全善。由自然哲学诠释与本体诠释学的对比,可以概括提出一崭新诠释之可能。关联到老子之"有、无",而论述如何由"不可说"而"可说",进而由此"可说"而"说",再进一步由此"说"而"说出对象",进而由此而"说出对象"而"执之成物"来;此正可以"隐、显、分、定、执"五阶段说之。将对应于《易传》"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参之,两者所涉为同源互补。此与"存有三态论"之由"存有的根源"而"存有的开显",进而为"存有的执定",可见道家旨在成就一套"存有的回归之道",而这样的回归之道即隐含着一"存有的治疗学"之可能。

中西易学乔梓雄──德儒卫礼贤、卫德明父子易学综论

自16世纪开始,在耶稣会传教士穿针引线之下,西方易学与汉学发展密不可分。其中,德国卫礼贤翻译先秦儒、道经典,发现《易经》的特殊地位与哲学作用,从而进行深入研究,并请教劳乃宣与胡适等知名学者,完成第一部德文译本《易经》,译笔"简明"、"自由"、"想象",被称为"西方易学史上的《新约全书》"。此外,其子卫德明与其学生贝恩斯合译出版卫礼贤《易经》英文版,贝恩斯又英译卫德明《变化:易经八讲》在美国出版,这两本英文译著直接推动美国易学研究快速起飞,也使卫氏父子易学得到更多的发展,并产生深刻的影响。

死生相系的司命之神——对于西王母神格的推测

关于西王母原型本义的讨论,历来众说纷纭。如果以《山海经》所载为基础,兼以观照后世的形象演变,西王母应该具有"司命"的神格,亦即可能是昆仑神话体系下的司命神。这种情况与《楚辞》的大司命、少司命,或是楚地的司祸、司灾诸神相当。而汉代对于西王母、司命的看法,或许是西王母与大司命、少司命等相关崇拜融合后的结果。

后新儒学未来发展的一个可能向度──以“生活世界”与“意义诠释”为核心的思考

19世纪后期以来,儒学的命运便受到了儒学研究者们的强烈而普遍的关注,并且先后提出了风格各异的拯救儒学的主张。然而,即便是以新儒学研究为契机而兴起的、至今仍极有热度的当代儒学研究,对儒学开展方向问题似乎也没有切实的应答和解决,以至儒学的实际生存状况仍然被描述为“游魂”。为此,本刊约请南京大学李承贵教授等知名学者撰写了一组关于儒学在当代应如何开展的文章,以飨读者,并希望引起更广泛更深入的讨论。

求学问道七十年

我于1935年出生于江西省赣县阳埠乡,破蒙之时,先父请了一位私塾老师来家中教我识字,其实在从老师识字之前,先君已亲自教我识字,而且认得将近一千字,因此老师就不必从识字教起,所以那些教识字的蒙学书，像“三、百、千、千”之类，我并没有读多少，现在回想起来，尚觉得十分遗憾。

“存有三态论”及其本体诠释学——后新儒学的思考向度之一

楔子:“存有三态论”是我在写博士论文时逐渐发展出来的一套理论,在《存有、意识与实践:熊十力体用哲学之诠释与重建》~①一书中,已有相关的章节论述。这十几年来,“存有三态论”可以说是我思考的主要向度。在1996年秋,南华大学哲学研究所的“启教式”(开启教学仪式)时所讲的《“道”与“言”》.

唐人《诗》学观与柳宗元古文创作

初唐陈子昂所引领出来的古诗运动,确实影响到古文运动的发展,这是因为初唐文人继承汉儒经学传统,重视《诗经》导扬讽谕的功能,且形成了一个写作群体。从陈子昂、杜甫、白居易、柳宗元一脉相承的《诗》学观念看来,他们将美刺讽谕、反映现实的"比兴"手法,视为儒家诗教的主流思想,并具体落实在创作中,成为一股改革文风、功不可没的力量。柳宗元比韩愈更能运用比兴观以从事古文讽谕写作。他肯定"文有二道",其中之一是"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因而大量创作讽谏当世的《种树郭橐驼传》、《捕蛇者说》等文章,他所谓"本之《诗》以求其恒"的"恒",正是来自《诗经》的传统而后创作出具有永恒感染力的古文作品。

承继与新变:韩愈柳宗元传状文研究

唐韩愈、柳宗元二人的传状文,可分为两类：一是真实的人物传,二是小生物或无生命之物的传。无论何种题材,韩柳二人都能学习史书人物传的书写方式,包括学习《春秋》“隐恶扬善”的精神;选取有道德且身份卑微者为写作题材,目的是为了补史事之不足,同时提供当政者借鉴。韩柳二人除了继承,更有许多创新体制之处。首先,他们秉持儒家襟怀,关心民生疾苦,常常借传立意,讽谏时政。其次,他们将多篇人物传写成寄托之传,且充分加强其议论成分,大幅提高了说理效果。再次,以文为戏,游戏之传扩大了古文的运用范围,促成后人竞相学习。

苏轼惠州时期的思想变迁与会通

苏轼寓惠期间尽管仍以儒家思想观念为基石,但已表现出兼糅道、佛思想观念的发展趋势。就现存文献来看,苏轼终身也以儒家思想为依归,又能融合道家与佛家的思想,建立起自己乐天知命、随缘委命的生活方式。

课程标准(教学计划或教学大纲)组成要素的探讨

世界各国家地区,为了确保基础教育的质量,莫不对于中小学教育内涵及师生作为有一些要求或规范。这些规范的公布周知,经常用了不同名称,例如课程标准、教育法案、教育标准、教学计划、课程计划、教学大纲及课程指引等。经由历史文献内容的分析、比较和推论,我们可以探究课程标准所具有的组成要素。从上世纪中国百年来的课程标准、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及外国的课程标准的内容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课程标准所具有的一些组成要素,如目标、科目、时间、科目内容、教材教法、教学及名称等,作者最后提出五项结论供读者参考。

柳宗元的京城符号

人类有客观存在的空间与物质,也有经由人的主观心理知觉,去感知客观空间之存在的事实。"空间"至少包含这两个空间形式:一是物理空间──实体上的空间,二是心灵空间──感知上的空间。该文以中唐时期著名的贬谪文人柳宗元为研究对象,探索他对于生活空间的书写。对于主要生活时间在中唐安史之乱以后的柳宗元来说,长安曾经是柳宗元居住过的地方,这里原本是他的物理空间,等到他流放到永州和柳州以后,回望长安的姿态很形象地传达他对君王的眷恋之情,这就形成了他很独特的心灵空间。他有丰富的语言从异地山水反衬出"长安"这个符号,这里面蕴含着上下阶层的权力之别,也预示了人生祸福的象征意义,这样的符号意义乃是柳宗元诗文的一大特色,值得深入探究。

“教学”的语言分析——兼述教学论和课程论之争论

中文“教学”术语的语义,从古至今有过曲折的转变。古代教学的语义明显的指二字的组合,因此是指教及学两个动作或两件事,目前我们却把教学的语义限定在教而已。因此教学语义根本的问题,是中文教学有两种完全不同但又重叠的语义:1.指一特定语词,而且我们用来只对应到英文的teaching,即教学就只是教的意思。2.指一特定语词或二字连用,此时教学就是教与学的意思。今日我们经常在这两种语义间徘徊,这也造成人们下笔行文及思考时,出现明显的不精确现象。教学语义的古今转变,反映出它的语义和语用与历史事件的密切关联,同时也说明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教育见解之变化。教育理论方面,我们也发现中国大陆随着教学语义的转变,出现了教学论和课程论之争议,若不能清楚界定教学与课程的语义与概念,教学论和课程论之争议仍会持续下去。

《甘誓》“予则孥戮汝”的解释与经学

《甘誓》"孥戮汝"的解释涉及了因"连坐"而"戮及子孙"的问题。表面上,这是学者对夏代有没有连坐法之制度的讨论,然由于传统文化中的《尚书》除了史书的身分,更是代表人文价值根源的经书,所以大多数学者都相信古时"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的理想,多不主张将之解释为因连坐而"实戮其子"。即使主张"实戮其子"的孔颖达、蔡沉,也要设法提出"权以胁之,使勿犯"、"非常刑"的说明,以维护"罚弗及嗣"的理想。这与纯就史料考证的立场,考证启之时是否可能出现连坐的事实,毕竟不同。当历史之真与人文理想之真不一致时,学者的讨论便会游移于经书义理和史实考订的立场间,甚至以义理的理由来判断或讨论"史实"。

“鬼派”小说平议

台湾的"鬼派"小说,约盛行于1962-1971年间,是台湾武侠小说"四大流派"之一。"鬼派"之说,由叶洪生首先提出,并予之较低的评价,其影响极大,故论者向来皆持贬抑之心看待"鬼派"。实则,"鬼派"虽取法还珠楼主中的"邪魔外道"之恐怖、血腥,但并非叶洪生所谓之始于诸葛青云的《夺魂旗》。从创作时间来看,田歌乃是最早的"鬼派"创始者,陈青云继之,在当时与武侠漫画共生下,带动一时风潮。从其成就而言,陈青云则允称为"鬼派大当家"。"鬼派"从用字上即可看出其"非鬼即魔"的特色,其"恨意"充盈,喜用阴森鬼魅之场景、血腥残酷之场面营造气氛,而以"隐情""偏激的人物性格""迅急快速"的节奏,带动故事发展,以曲折离奇取胜。因而较乏人性深刻的摹写。"鬼派"曾吸引过相当多的读者,而以阴森恐怖的气氛创作小说,未尝不能发展成一别具特色的武侠体式,"鬼派"小说也就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