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的主體性:“莎戲曲”如何成爲“莎戲曲”

莎士比亞戲劇的改編作品很多;以“莎戲曲”爲例,如非採用顛覆、拼貼、戲擬等手法,而以“貼近原著精義”(非“貼近原著”)爲前提,則此類“莎戲曲”應如何展演?其意義與價值爲何?某些論者動輒以原著來衡量改編,質疑這些改編劇作缺少原著所具備的複雜人性和哲理意涵。殊不知“莎士比亞永遠都只是我們當下對他的理解”;而每個人對莎士比亞的理解不可能完全相同,改編只能顯示改編者的閲讀。此其一。“莎戲曲”自有程式制約,與一般話劇截然不同。其戲曲主體性應表現於劇本之格律規範、演員之四功五法及音樂構式之主軸中;戲曲改編者必須配合這些要求。此其二。且以標的文化(target culture)而言,中國原是重視孝道、倫理本位的社會,即使標榜現代化,也難以——甚至毋須——脱離這種文化印記。“莎戲曲”固然不必大張旗鼓宣揚不合時宜的傳統思維,但若以儒、道思想爲底藴,則不僅不是缺點,反而可以彰顯自身文化的特色。更何况只要細察莎劇的内容本文,也會發現莎翁經常透過巧妙包裝捍衛倫理道德。此其三。本文擬釐清貼近原著精義、戲曲主體性、在地文化等定義,具體説明“莎戲曲”的美學價值,提供“忠於原著”之外的另一種觀照視角。

创造性误读:凝视清代“葬花”戏

宝、黛之恋爱情节,在《红楼梦》小说中是如此动人。以致现存清代"红楼戏",几乎没有一本不写"黛玉葬花",企图在戏曲舞台上呈现这个经典片段。各个作者对于"葬花"的书写安置,彼此及其与小说之间,固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互文关系。而在抒情层次上,也有各自内化的体会。本文即从布鲁姆(Harold Bloom)"影响的焦虑"、"诗学误读理论"和高友工"抒情美典"等视角切入,探究清代"葬花"戏如何运用修正比策略,开创抒情想象的空间,以展现后继文本的误读与新诠。其编创方式,同时具体提供当代"红楼戏"作为借鉴。

背叛与忠实:论《背叛》的文本重构

《卡丹纽》(Cardenio)是哈佛大学讲座教授葛林布莱(Stephen Greenblatt)和纽约知名剧作家查尔斯.密(Charles Mee)合着的现代话剧,改编自「失传」莎剧《卡丹纽》,并可上溯至《堂吉诃德》(Don Quixote de la Mancha)。自2008年开始,葛林布莱展开了他的「卡丹纽计划」("The Cardenio Project")。该剧至今已在十二个国家改编演出,进行「文化流动」(cultural mobility)的剧场实验。《背叛》是《卡丹纽》的中文戏曲改编本,也是实验计划之一环,2013年5月于台北首演。从莎剧《卡丹纽》改编至美国话剧,再改编至戏曲《背叛》,文本差异甚大。这种现象正是标的文化(target culture)制约的质变结果。本文拟透过赫全(Linda Hutcheon)改编理论中的「六W」,观察《背叛》与原著的互文关系,以及它如何在中国文化背景中进行文本重构,以彰显自我的主体性。

误读作为写作策略:论当代昆剧《红楼梦》

自清中叶开始出现《红楼梦》戏曲改编以来,至今已有160部以上不同剧种的作品。就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角度而言,不啻形成庞大的"家族档案"。布鲁姆(Harold Bloom)曾指出强势诗人创造诗史,为了厘清自我的想象空间而必须误读彼此。后继者以各种象征的、仪式的手法"杀死前人",进而克服"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借鉴布鲁姆诗学误读概念,研究当代"全本"昆剧《红楼梦》如何在"诗剧"的程式化制约中,扭转"影响的焦虑",误读、挪用前文本,以表现自我的风格。透过偏离转向和对比镶嵌等修正比(revisionary rations)所作的观察,以期有助于当代戏曲的创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