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歌》与“解注”关系考论

《好了歌》出现在《红楼梦》开篇,历来被看作《红楼梦》起源与秘密的埋藏地,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歌与注的意蕴、翻译及评价,历来关注者众;然而研究《好了歌》与解注的关系并对二者主题差异进行深入论述的却很少。本文从《好了歌》与解注的比较分析入手,揭示二者主题的不同,并着重于二者之间“解注关系”的探讨,得出关于解注对象、解注形式、解注本质方面的结论。进而对《好了歌》及解注文本进行重新清理,以守恒、情欲原动为基础提出了应运、应劫的类型,析解其中蕴含的《红楼梦》守恒论、神人两层、遭际模式论的思想,对以往的解脱观念进行了批判和改造;并与小说其他部分进行互证,阐释了《红楼梦》中情与死、结果与经历的观念,进行了小说思想观念总纲的归结。

论意象与联想力、想象力之互动——以“多”、“二”、“一(0)”螺旋结构切入作考察

联想力与想象力是思维力的两大翅膀,藉以让思维力遨游于客观与主观时空,以通贯心、物,上撤其本、下撤其末,将真实世界、伦理世界与艺术世界融通为一,以呈现真、善、美的圆融境域。而意与象即相当于心与物,为人类思维活动的原动力,自然和联想力与想象力关系密切。大体说来,就在联想力与想象力的作用下,意象得以形成、表现、组织与统合;其中意象之形成、表现,关涉到偏于主观的“联想力与想象力”所形成之形象思维;意象之组织,关涉到偏于客观的“联想力与想象力”所形成之逻辑思维;而意象之统合,则关涉到合客观与主观为一的“联想力与想象力”所形成之综合思维。由此可知意象与联想力、想象力,在思维力的大力牵合下,不但三位一体,而且使它们形成“意象←→联想力、想象力”的“多”、“二”、“一(0)”螺旋结构。

论章法结构与意象系统——以“多”、“二”、“一(0)”螺旋结构切入作考察

自来研究意象的学者,大都只注意到“个别意象”,而忽略了“整体意象”;即使有的注意及此,也仅提出“意象群”或“总意象”、“分意象”的说法,而无法梳理出“意象系统”来。本文有鉴于此,即以“个别意象”与“整体意象”为基础,试图借由“层次逻辑”而形成之“章法结构”,将自“个别意象”逐层提升至“整体意象”的“意象系统”作一呈现,使深埋于意象与意象间的内在逻辑或“纽带”,得以开挖、显露出来,进而用“多”、“二”、“一(0)”的螺旋结构作考察,以见“章法结构”与“意象系统”不可分之关系。

“辨章考镜,返本开新”——黄寿祺六庵先生易学管窥蠡探

本文主要是纪念黄寿祺(1912-1990)六庵先生百年诞辰而写,汲引章学诚(1738-1801)《校雠通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与著名新儒学大家唐君毅(1909-1978)、牟宗三(1909-1995)常说的"返本开新",汇为本文标题,以表彰先生易学总体成就与贡献。全文分节为四:首述缘起,次论先生易学旨趣,三则举《易学群书平议》中焦循(1763-1820)《仲轩易义解诂》例释先生易学进路与裁识,终以"从源溯流,强干弱枝"、"精研象理,不废术数"为先生《易》学结论。

桃花源的救赎:试论阎连科《中原》的人间情境

阎连科的作品时常以魔幻与荒诞著称,他笔下的人物面对自然与乡土、历史与创伤、现实与暴力等,总呈现出强硬、沉重及赴死的姿态。但近年来,阎连科的作品似乎更娴熟于进一步处理抽象的性灵与人心等偏向“内面”的议题。在《受活》《炸裂志》《日光流年》等作品中,资本社会、现实矛盾、历史暴力及创伤等,都涉及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主题及人物绝望的处境,这是阎连科的强项,但从《心经》始,一种以柔克刚、以轻为重的姿态,开始凸显出来。

從《淮南子》的《脩務》與《主術》看黄老道家的儒道融合

司馬談説黄老道家“兼儒墨”,《淮南子》集黄老道家思想大成,自述選作宗旨,要“紀綱道德,以經緯人事”,《主術》、《脩務》兩篇清楚顯示了這樣的狀況。《主術》標舉治政的高境界是“太上神化”。所謂“神化”,指的是一種從《老子》致虚守静、《莊子》“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的精神專致工夫中提煉出來的高層次心靈狀態,結合儒家《中庸》精一執中、真實無妄的至“誠”心靈,去輻射感召群衆,達到不治而自化的效果。這是道家的虚静工夫加儒家的精一真誠結合而成的功效。又結合儒家的民本思想,以法令制定的根源來自民心的需求,納人君於法令的管轄之中。其次,道家主張自然無爲、反智非學,《脩務》一方面推崇道家的自然無爲,另一方面在講求外王事功的大前提下,將“無爲”解釋爲:不是無所是適,而是因須自然條件以求發展,建立事功。只有胡亂耍弄心機智巧,强矯自然的操作,才是有爲。它並定義“學習”爲依順先天資質條件去開展後天,並不違反道家自然無爲的原則,仍然是“無爲”而非“有爲”。將道家的“自然無爲”與儒家的“勤學”糅合融通,建構其黄老道家有爲式的“無爲”。

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考述較論

本文考述探討清儒翁方綱(1733—1818)《四庫提要稿》的典藏歷史、撰寫時間、體例内容等,此稿計996篇,其中經部180篇,《易》類85篇,幾達半數,故以《經部·易類》爲例,對照《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録22種、存目著録61種,以及未見著録2種,製表歸納比較。《總目提要》大致以此稿爲底本,總纂官再修潤文句、統整體例,以求清明暢達,並非别有撰稿。此外,翁氏常抄録書目及序跋等内容,且描摹藏書家印章,這與其喜愛並長於金石有關;又引釋書名,以朱彝尊(1629—1709)《經義考》最多,陳振孫(1179—1262)《直齋書録解題》爲次。此稿俱存今世,一則見證總纂官裁成董理之功、定奪取捨之權;二則開張翁氏"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學術貢獻,足以貞定其地位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