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宫廷防衛體系的建構及其演變

一、前言長安城在關中平原的中部,關中南有秦嶺之險,西有隴山屏障,北有黄河環繞,東有崤函扼守,這樣的地理形勢與戰略地位,構築了長安城外緣的防禦體系。隋唐長安城建在漢長安城東南龍首原上,其規模之宏大,規劃之細緻,在中國都城史上很具代表性。尤其是宫城、皇城的深固高牆,以及北邊禁苑的苑牆與三面環水,形成宫廷防衛的多層機制。

南宋判语所见的地方权势者、豪民

在南宋判语中看到的地方权势者和豪民，以自己的经济基础为本，对基层社会行使司法领域的影响力。权势者主要的经济基础是土地经营，即作为地主，其中大部分应该是城居地主。在此之上，他们涉足流通关联产业，而且还从事包括“恶事”在内的各种“资本”运用。据此认识，笔者先前提起的“阿米巴型复合经营体”的概念，以及他们在基层社会中的本质，应该也能够重新得到理解。他们的目标是创造出和国家“相互依存的构造”并利用其权威。因此，他们的活动一旦越过统治规范的界线时，就会受到处罚。而这条界线的基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负责官员的判断，难以明确。一旦看出以上这些权势者、豪民的本质，那么也就能看出宋代社会的日常性特征了。他们对于官方的业务执行、日常性的治安维持而言是有用的（必要之恶）。另一方面，豪民对于民众来说，是负担相应的公共业务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得到支持。换言之，在宋代的“二者间关系”社会（“法共同体”不存在的社会）中，正是由权势者、豪民来代为执行“共同体”的任务。那正是维持基层社会的再生产所不可或缺的活动。当然，必须确认的是判语史料的界限。毋庸赘言，没有得到裁判的案件，或者不被认定为违法的事实是不会被记录下来的。又，判语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所进行的单方面的断罪。暂且不论财产之争或立继之争等调停性的裁判，在关于刑事的案例中，犯罪者一方的主张几乎没有被保留下来。对于被断罪的豪民们，他们的主张及其行动的原动力，即使发现了《清明集》，也还仍有许多难以掌握的侧面。今后仍有必要参考其他史料，持续进行更深入的检讨。

宋代的孤幼檢校政策及其執行——兼論南宋的“女合得男之半”

孤幼不僅存在撫育的問題,還有財產遭侵奪的危機。漢唐政府沒有把照顧孤幼視爲政府的責任,直到宋代,纔有專門針對孤幼生活與財產的制度設計。孤幼檢校法有保障孤幼生活,與保全其財產的作用。兒女分產法是專爲分配孤幼家產而立的新法。前者只要有宗親族人願意撫育孤幼,國家就不强制執行該法。後者源自張詠的判例,是由男子承分中撥出部分作爲孤幼的生活費,而調整男、女的財產比例,遂出現"女合得男之半"的特別法。但《名公書判清明集》所引兒女分產法極爲簡略,實際運用上有模糊空間,又可能與父系成員的利益發生衝突,所以該法只見於南宋,往後便不再行用。

论《尼山萨满传》中的清代巫觋治病及其他

萨满治病法术在满族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从心理层面观之,信者认为患病与鬼神有关,只有萨满能与鬼神交往,治愈疾病。在治疗过程中,萨满藉各种仪式表达驱除病魔的意义,使患者在心理上以为病根已除,有助病体恢复。从社会层面来看,病家择医行为反映萨满治病的医患关系以及参与者的互动方式。就文化层面而言,治病使用之神服与法器是巫术法力的象征。从政治层面而论,清廷取缔萨满治病背后,反映崇儒重道与黜邪崇正的宗教文化政策。

从南京到台北——1949年“国府”迁台经过

1948年底,内战中不断失利,国民党高层都在酝酿撤出南京。此后,从南京到广州、重庆、成都,尽管大多数国民党高层人士主张在大陆坚持,但是,1949年底,蒋介石最终决定中枢迁台,其中原因,主要有蒋认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基础较好,他的关键幕僚亦坚决赞成,以及金门战役的影响等等。

中国近代农业机械化发展——以抽水机灌溉事业为例

19世纪末抽水机引进国内后首先用于矿场,极少部分用于农业生产,1920年代江浙地区的大旱凸显了机器抽水机的优势,吸引农民集资采用新式抽水机。除了传统的蒸汽、柴油动力抽水机外,1924年江苏武进与发电厂合作推广电力灌溉,利用电网串联多台抽水机进行排灌作业,有效扩大了供水范围。由于成效卓著,电力灌溉系统在战前江南与抗战时的西南地区快速推广。对农业生产来说,水的供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植物生长的好坏,而抽水机的应用改变了以往'看天吃饭'的生产模式,使农民对水利的运用更上一层楼,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自然环境的限制。

由沈、荣之争看影响晚清政局演变的两个因素

由沈、荣之争看影响晚清政局演变的两个因素（台湾）林文仁历史毕竟是人所创造，人因身处不同地位，对一特定时期之历史发展所发生之影响程度当然也不同。愈居关键地位的人，其个人利害及与现实条件间之互动关系，对历史发展之意义也愈大，而其结果，亦绝非如一般俗见所以...

近代中国东北的开发与森林的衰竭——兼评《“满洲”的成立:森林的衰竭与近代空间的形成》

近代中国东北地区森林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与破坏始于19世纪末,在此之前该地的森林面貌远非今日可想象。除了日俄的开发,森林大火、病虫、土匪与当地居民的毁林开荒也是造成东北森林耗竭的原因。《"满洲"的成立》一书主要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东北为历史舞台,从森林衰竭的视角对"满洲"社会的生成与再生产的过程进行探讨。本文之目的,即在探讨近代中国东北的开发与森林衰竭之关系。

经济与环境:1930年代河南森林概况与堤防造林之案例研究

20世纪初中国引入了新式林业观念,"防灾致富"是此时造林事业重要的目标。近代河南省因森林资源破坏,环境灾害频仍,因此格外重视推广造林事业。本文以1930年代河南省堤防造林案例为核心,分析豫省森林缺乏的状况,以及堤防造林具体实施的方法,并探讨其效益。藉由此一案例可窥见政府与民众在面临现实环境威胁下,积极谋求经营改善的努力。

《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新探

《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曾被视为国民政府于1930年代对日政策的一篇重要宣示,研究者亦多将其附于战前中日关系相关研究中讨论,亦有针对该文进行专门讨论者,然而就该文本身而言,仍有若干值得讨论的地方。就相关资料分析,本文认为《敌乎?友乎?》虽然登载于1934年12月20日出版的《外交评论》第3卷第11、12期合刊,但是由相关数据来看,该文应该在1935年1月中旬完成,所以会刊登于前一个月出版的刊物,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该刊延迟出版所致。至于由徐道邻署名刊出,应为蒋中正之决定。该文之内容,为蒋氏对中日问题的意见,目的在传达政府应调整对日外交政策之讯息。而蒋氏关于调整中国对日政策之意见,虽然为其个人主张,但实际上与汪兆铭取得了一致的态度,两人对于调整对日外交方针有共同的认知。《敌乎?友乎?》刊出后,在国内引起相当重视,日本方面亦对该文提出批判。然而该文内容过于敏感,为避免刊出后可能引发之政治效应,以他人具名较无顾虑,使徐道邻成为被批评的对象,蒋氏得以从旁观察各方意见。另外,蒋氏此时的工作重心仍在"剿共",对于中日关系只是关切,而非其主要工作,此亦为其在所谓《秦土协议》、《何梅协议》签订之后,处理对日外交留下一个转圜的空间。

2019年台湾出版抗战史籍介绍

台湾的抗日战争研究,长期以来属于中国近现代史或民国史的一部分,没有特定的研究学门,每年几乎都会有相关研究成果出版,但是在学者的推动下,2019年出版与抗日战争或近代中日关系相关的书籍,相较以往有明显增加,且集中在史料部分。本文主旨在对2019年出版之抗战史籍,包括史料部分的《近代中日关系史料汇编》《黄郛日记》《陈布雷从政日记》《林蔚文抗战远征日记》《关山万里情:王贻荪、杜润枰战时情书与家信》,及史著部分的《和比战难?八年抗战的暗流(增订版)》《一号作战暨战后东亚局势的影响》《迈向和解之路:中日战争的再检讨》等,进行概要性介绍,供研究者参考。

“国共关系与中日战争”国际学术研讨会简述

2013年11月1-3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蒋介石研究群在台北举办了“国共关系与中日战争”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共提交相关论文27篇。会议开始，中研院院士陈永发做了主题演讲，他特别指出，有别于国民党敌后工作以军事力量为考虑，中共深耕敌后势力于农村，建立起党与农民的互信模式。他亦建议思考战时中共发展的脉络，需纳入中共成为敌后民族代言人等因素。

两岸如何共同书写抗战历史

本期我们继续推出15位中外学者的笔谈，各位学者的题目自由确定，除了中国学者的议论之外，我们也特别想听听外国学者的意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就是反对的意见我们也该听听，读者当然也会明辨，不需我们提醒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国际型的战争，我们需要更为宽广的视角和胸怀。本期笔谈依然按中外作者各自的汉字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英雄革命与国民革命:辛亥革命性质再议

辛亥时期的革命家将其从事的革命事业定义为"国民革命",与中国历史上的历次英雄革命相较,其革命破坏手段在拨乱反正;革命建设目的在长治久安。就"国民革命"一词而言,乃革命的倡导者从中国历史上英雄革命与西方民主革命改造而来。吸收前者方法,推翻旧政权,用力少,为时短;效法后者制度,可以一经革命之后而达长治久安,以免用力多,为时久。

动物与抗战:论中国军马与军鸽之整备(1931～1945)

从清末以来直到1936年马政司成立前,中国的马政事业基本上是处于一种较为消极的状态,或许也与当时中国仍处于动荡不安的情况有所关系,直到马政司成立后,才开始有了完整且长远的规划。另在战时,军马除骑兵部队外,对于炮兵部队的重要性也是相当重要,并且在运输方面军马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军鸽,这个在一次大战后又重新被各国所重视的通信方式,在中国也有所作为,当时也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训练方式,并且实际运用于战场之上。当现代化通信设备无法使用之时,军鸽就可作为一种辅助的通信方式。

底野迦的再现:康熙年间宫廷西药德里鸦噶初探

清宫西药德里鸦噶是外来语满文音译药名,为底野迦的同音异译。历代本草书与方书将底野迦形塑成"主百病"的万能灵药。惟底野迦一词在清初已不见于官方典籍与民间医书,及至康熙年间,始以德里鸦噶的译名再现于史籍之中。然而,在康熙朝清宫医案的论述中,德里鸦噶已不再是万能灵药,其中有不少因该药无效而更改药方或停止服用的案例。本文旨在探讨德里鸦噶在清初的再现与式微,尝试利用清宫所藏满文《西洋药书》、康熙朝满汉文朱批奏折与笔记文集,从德里鸦噶的源由、传入宫廷的途径及其在清宫的实际运用等面向切入分析。希望通过上述讨论,进一步析论中外医药文化交流、清代宫廷用药逐渐中西并用的趋势,以及统治者在宫廷西药运用过程中的掌控与支配状况。

《抗日战史》的前世今生

台北"国防部"史政局出版的《抗日战史》,是中国第一套由官方编纂,全面记述抗战期间国军各会战与战役的战史丛书。该书从编纂到正式出版前后将近30年,编纂机构、人员、初稿的保存几经变迁,初稿、成稿之间差异颇大。出版以后,该书成为军方及史学界论述抗日战争、研究战争经过的主要参考书,但在使用时还应注意其所引资料的正误及缺漏。

孙中山文集整编之回顾与发展——兼评介黄彦编《孙文选集》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80多年来各种不同版本、不同名称的孙中山文集陆续出版,除了政治因素之外,关键在于孙先生对于若干问题的主张随着时间的推演,令人有历久弥新的感觉。2005年11月,黄彦主编的《孙文选集》出版,该书名为"选集",但是它实际上是建立在一套大规模的《孙文全集》出版计划上,不宜完全以"选集"看待。该书之出版距离目前通用的两套孙中山文集,即秦孝仪主编之《国父全集》(1989年)达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合编之《孙中山全集》(1986年)则有20年之久;对于"孙学"研究而言,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大事。本文旨在藉由对黄彦主编的《孙文选集》之评述,回顾孙中山文集整理与编辑的情形,并探讨孙中山文集整编之发展方向。

战后中华民国陆军卫生勤务的图像叙事

一、前言近年来,在撰写史学论著或课程教学时,逐渐有研究者开始注意到历史影像数据存在的价值性。过往,关于历史影像数据的价值,大多呈现于各类型的展览场合之中,或者因历史影像数据大多保存于档案典藏机构,而档案典藏机构在庆祝重大事件之纪念日或名人相关纪念日时,亦会将自身所典藏之历史影像数据集结成册出版。前者如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