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三大农运与作家赖和的诞生

1925年三大农民运动(竹林事件、二林事件、拂下地争议)先后爆发,此时也是台湾新文学运动从"摇篮期"进入"成熟期"、"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推出代表性作品的时期。农运的震撼弹终结了彷徨的"摇篮期",使文学运动与农民困境接轨,在"新形式"的确认后有了"新内容"的确认。三大农运对赖和的影响,意味着新文学"台湾性"的诞生。三大农运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影响迄今未获重视,本文尝试突破这种盲点,为新文学运动从发韧到成熟的现象增加农民运动层次的分析。笔者主张,1925年台湾农运的爆发和新文学成熟作品的涌现为关联性现象。本文将以赖和为指标,从本土社会争议与新文学形式变革相互联系的角度,重新厘清台湾新文学作为符应本土需求的一种新文化载体、社会运动而崛起的背景、动力与意义。

东亚的知识交流与民族情结:重论鲁迅《藤野先生》与赖和《高木友枝先生》中的日本教师

本文不仅脉络化处理鲁迅与赖和的文学作品,也同时想将脉络扩大到20世纪初期的东亚文学场域。在东亚脉络下,弱小民族者往往必须藉由"受教"于日本来理解受压迫的原因,并蓄积反抗力量。鲁迅与赖和便曾描述了他们受到日本教师影响的记忆,并以散文形式为这种跨国的知识交流做了纪录。20世纪初期,在日本教育体系下求学的鲁迅与赖和,不约而同提出了以"人格"、"人文"为性格特质的日本教师形象,让我们据以思考,在东亚跨文化、跨地域的知识交流中,身处帝国扩张时代,知识分子之间仍有可以相濡以沫的精神,以及他们各自的精神困局与民族情结。

寻欢作乐者的泪滴——戏院、歌仔戏与殖民地的观众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戏院随都市兴起而开始普及,演剧的商业机制获得发展,以此为背景,具有地域代表性的歌仔戏生成今日所熟知的模样。本论文聚焦1910年代中期到1930年代中期卢沟桥事变前的台湾社会,歌仔戏从初具戏剧形貌的"老歌仔戏"时代到进入戏院后体制发展成熟稳定的一段时间,透过戏院、演出、观众三者的有机连结阐明这段歌仔戏"重新诞生"的重要过程。本论文同时指出,歌仔戏虽然于1910年代获得登上戏院内台的机会,却也必须力图挣脱"淫戏"恶名,尝试多元创新,争取市民大众的支持,进而在1930年代发展出完备稳定的戏曲体制。在这段时间中,大凡戏院演出中其他剧种所能提供的"现代"体验,歌仔戏班都有能力提供,它也同时发展出远较外台时期更为专业、精进的表演艺术。由于根植民间社会的歌仔戏折射出殖民现代化下台湾新兴市民大众感伤自怜的精神面貌,成为此时期殖民地台湾都市文化的鲜明表征。

原乡文化与历史感怀——论李渝《金丝猿的故事》

本文以李渝的历史小说《金丝猿的故事》为分析对象。外省第二代与旅居海外所处的多元身份,使得李渝和同一时期书写台湾历史记忆的女作家相较,展现出她独特的书写风格。李渝于20世纪末所推出的《金丝猿的故事》延续现代主义的文本策略,透过双重渡引的手法见证父辈的历史,以重寻原乡神话来寻找看待历史的多元观点。李渝此一诠释历史的路径,展现出何种看待历史的不同视角?李渝藉此一历史感怀,如何与自我的民族情感、文化认同与创作意识进行多重对话呢?此外,李渝透过双重的叙事线,以将军之女马怀宁的叙事视角开展20世纪60年代温州街生活的样貌,也呈现出李渝作品中复杂乡土观的辩证。《金丝猿的故事》某种程度上是李渝以小说所形塑的土地、历史与生活的乡园,乡园是否也是寓言的家园呢?而原乡的追寻是理想的实践,或是幻灭的觉醒?抑或是历史观与乡土观理念的展现?本文将从历史的感怀、文化认同与原乡的追寻来评价李渝历史小说《金丝猿的故事》,以此呈现出李渝作品核心关怀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