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小说叙事与描述元素与实践——增损中的余、裕、缺

"再现"与"模仿"是西方叙事文本的基础观念,对此,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有不同的阐释。柏拉图认为,叙事文本的重心为再现而非模仿;亚里斯多德认为,叙事文本的重心为模仿而非再现。两人分别建构了属于自己的叙事文本理论。尽管多有分歧,但两种理论奠定了西方古典叙事文本的基础,成为西方叙事文本的两大支柱。但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两人都忽略了戏剧(包括史诗)同时兼顾叙事和描述的特征。虽然后来热奈特在其文论中,最终将"叙事引导归结为就是模仿",我们依旧可以以传统观念为出发点,将叙事与描述视为叙事文本中的两个基本元素。"叙事"与"描述"在西方叙事文本的传统观念中被置于对立的状态。柏拉图以"纯叙事"为由,刪改荷马史诗,认为描述是"多余"的"赘言"。然而,这种多余的"赘言",在罗兰·巴特眼中转变为在小说中制造"真实"效果,即具有"裕"的价值。在叙事主导下,歌德"风景心境",给自然描述赋予了意义。雨果力图建立叙事和描述之间的平衡。巴尔扎克发掘描述的意义,"隐然"消解了叙事与描述之间的区别。热奈特谈论福楼拜的文论时声称,描述包含叙事。罗伯·格里耶则提出"描述即叙事"的看法,无疑造成叙事学意义上的"叙事缺席"。后世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对叙事文本提出了不同的认知标准,并运用"减法"、"加法"等方式进行文学实践,使叙事文本呈现出的余、裕、缺等现象。此外,笔者从观念、语义、语境等方面探索叙事与描述的其他可能性,兼顾故事与论述的关系,透过叙事文本的构成及其他要素,达到叙事文本的完整性。

陈伯元先生《中原音韵》研究之成就与贡献

一、前言 周德清（公元1277—1365）《中原音韵》,是一本受传统《切韵》系韵书影响,却又能着眼于当时戏曲音韵,打破旧有音类框架的重要曲韵韵书。

“鸿都门学”发微——兼论鸿都赋说之性质及影响

东汉鸿都门学,当代学者或言其近似艺术学校,或言其乃灵帝培植之政治势力,或言其为一文学集团,乃文学自觉之前奏。上述诸说可再商榷。是以爬梳原典史料,先就鸿都门学设立之原由、时间,以及东汉士人对鸿都门学之态度加以考辨厘析,以为鸿都门学之设置原为灵帝执政前期之文化雅事。其次就"鸿都门学乃文学自觉说之前奏"进行辨误。此说之提出应可追溯至范文澜,其以为东汉辞质,建安文华,鸿都门下诸生或乃风气转易之关键。范氏或因鸿都赋说均已散佚,故由灵帝好声色犬马以推测鸿都诸生所作应尚华靡,当今学者援以立说,径视鸿都门学为魏晋文学自觉之先声,实有不当之处。

《诗经》用韵的格律问题

前辈学者对《诗经》"句中韵"现象多有研究。本文以为某些特殊的押韵形式是否真的属于《诗经》的韵例,应有再进一步思考的空间。本文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论证:(1)韵部宽严与通转合用的认定;(2)叠韵联绵词前一音节是否入韵;(3)叠音词前一音节是否入韵;(4)单独一句中谐音二字是否属于韵字;(5)相同句式却做不同方式处理的疑义;(6)先视韵部相同或相近而后定为句中韵是否合宜。通过对以上现象的讨论,本文认为《诗经》"句中韵"现象可以通过对整首诗的篇章结构、用韵格律以及相同句法形式诗句等的分析而明晰。本文不揣固陋,一来善尽读者职责,提请作者释疑;二来以期借此引发更为广泛的讨论,获得更多有关《诗经》韵律研究的成果。

《松聲琴韻集》佚存文獻考

方濟川,浙江奉化人,1946年爲紀念其父方松卿與其父好友周枕琴,於二人山寺讀書處籌建'松聲琴韻廬',徵集時賢詩文、題詞,而編成《松聲琴韻集》,收録馬一浮、吴稚暉、沈尹默、謝无量、唐雲、余紹宋等百餘名家詩詞書畫作品,又爲刻立碑,可謂一大'文創'盛事。然時值國共紛争,政權易手,讀書廬舍不及修葺,文集草草自印出版,徵得書、畫原稿散佚,僅流數紙在今拍賣商場出現,碑刻又散失湮没,其衰敗景象可謂極矣。方濟川之子曉陽先生嘗任職臺灣大學,與家父同事,曾題贈《松聲琴韻集》一册,又家藏與文集相關碑刻拓紙十張,想必亦其所贈。今考索《松聲琴韻集》相關文獻,已得大概,庶乎能爲因政權交替而幾乎消失的文化軼事,作出可信的説明。

论王船山义理中“格物致知”的治疗学向度

王船山(1619—1692)'格物致知'之义蕴、义理如何体现'格物致知'以其实践之方法阐释,揭示着儒家所蕴含之'治疗意义'。此治疗意义有助于当代人立于生存需求之上,追寻'生命意义价值之需求',并自觉自我之生命意义并实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