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现代史学论顾颉刚层累说对中国史学的贡献

顾颉刚在1923年提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观点后,在史学界引起两次批判,这两次批判多将顾颉刚视为是“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然而,顾颉刚层累说与后现代史学家海登·怀特的观点在理论上有相似性,所以层累说所受到传统史学家的质疑,也常与后现代史学遭受的批判有相同之处。虽然顾颉刚有许多与后现代史学相近的看法,但他相信各个时代所建构的历史能反映那个时代的“历史意识”,由此可以建立一种“近真”的历史,从而也比后现代史学更能维护史学研究的尊严。从当代史学史的发展而言,顾颉刚的观点早于西方的后现代史学,这不但表现了中国史学见解的自主性,也更早地将中国史学带入了当代的研究趋势之中。因此,层累说可说是让中国的史学界比西方更早接受了后现代史观的冲击,也让传统的史学家借之反思而可顺接后现代史观所引发的启示。

论韵文学唱词之结构及其演进(遗稿)

韵文学与散文学之分野,顾名思义:一为有“韵”之维系而凝练,一为“无韵”之呼应而散漫。“韵”的观念有其演进和变化,始终以“韵部、韵字、韵协”为基础。论歌乐的密切关系,若专取其基础之“唱词”而论,内涵包括“正字、正句、复词、韵协、声调、句中音节单双式、句中语法结构方式”七个元素,以及对偶、俳体之语言作用。本文拟分析唱词内涵的七个元素,其间还各自有所递变和发展之历程,由自然音律而逐次形成人工音律,日趋精致。

越南北使詩文反映的中國想像與現實

一前言越南(舊稱交阯、南越、大越、安南等,嘉慶初經清廷核定爲越南,下文一律稱爲越南)官員出使元、明、清朝,往往以“北使”、“華程”、“燕行”等爲名。這些使臣自然負有某種特定任務,但因承襲中國春秋時代以來使臣言行的傳統,以及宋代出使作品的影響,沿途必然有所撰作,於是數百年間累積了不少北使詩文,和朝鮮、琉球赴中國使臣的燕行詩文,一南一北一東,彼此相映成趣。

《説文》段注“ 某行某廢” 類型考察——以形符變化爲中心

《説文解字注》中,段氏所主張的古今字,由注語中的術語可知者,約有以下三類:一是直接以“古今字”爲術語;二是以“古字”、“今字”對舉來注釋;三是以“某行而某廢”來注釋。前兩類術語乃承襲漢唐以來經學大師之注經術語,第三類則爲段氏所獨創。其中第三類“某行某廢”之類的注語,散見於各字的注釋之中,皆與古今之用字及廢字有關,段氏亦都以爲與“古今字”有關。然細審之,此中仍可區分爲古今區别字、異體字,或古用彼今用此之通假字,甚至有些同義近義之同源字,未必皆爲古今字。故本文以形符爲中心從注文之實例予以分析考察。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刻孤本《文章正印》考论

台北故宫博物院庋藏有一部宋刻孤本《新编诸儒批点古今文章正印》。本文考察了此书的版式特征、流传情况、编辑体例以及编选好尚,并且指出此书与《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前集》存在因袭关系,推断后者是此书的重编本。此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通过利用此书,可辑考《全宋文》失收的宋人文章共计十四家三十五篇,以及已佚评点选本《古文标准》的部分内容,有助于丰富学界对于南宋文学的认识。另外,此书体现了晚宋时期一种新的古文选本的编辑形态,而且反映了晚宋时期理学文化向古文之学与文章选本渗透的情势,对于南宋文章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論《中庸》興起與宋代儒學發展的關係

《四書》取代《五經》成爲儒學的重心,是宋代儒學發展過程中極爲重要的改變,也是宋代學術的一個特色。《四書》中的《論語》與《孟子》先秦時即是專書,爲人熟知。《大學》、《中庸》却有所不同,兩書本爲《禮記》中的两篇,遲到宋代,隨着道學的形成與發展,地位纔逐漸上升。南宋時,朱熹將《學》、《庸》與《論》、《孟》二書合刻并做了注解,開始有《四書》之名,從此這部書成爲道學家最重視的必讀書籍。《大學》不是本文重點,暫且不論。《中庸》雖早在南朝梁武帝時即已有單獨注解,中唐李翱的《復性書》且以《中庸》爲立論基礎,對後代學者似乎没有直接的影響。《中庸》真正受到學界注意,引起儒、釋兩方熱烈討論,成爲學術争執的重點,却是進入宋代以後的事。就此而言,宋儒對《中庸》的討論與爭辯,與宋代儒學的轉變尤其是道學的興起,理當有着極爲密切的關連。有鑑於此,本文擬以《中庸》在宋代的崛起與發展爲研究重點,針對《中庸》在宋代興起的原因、在宋代發展的過程以及《中庸》受到宋儒重視所顯現的學術意義等相關問題,作較深入的探討。期望藉着這個研究,對宋代尤其是慶曆至慶元此一關鍵時期儒學的發展與轉變,能有比較具體而清晰的了解。

論《繫年》的性質與規範化:以戰争與弭兵書寫爲例

本文以《繫年》的“性質”與“規範化”爲論述焦點,並以“戰争”與“弭兵”爲例,比較《繫年》《春秋》《左傳》《國語》等書的書寫體式與書寫目的之異同,説明《繫年》的價值與侷限。全文計分八節:一、指出《繫年》的五個問題,並説明本文所欲探討的焦點。二、《繫年》内容述略。三、《繫年》研究述略。四、《繫年》性質述論:以《春秋》《左傳》《國語》爲參照。五、《繫年》與《左傳》性質的異同:以戰争書寫爲例。六、《繫年》與《左傳》兩次弭兵書寫的異同。七、論《繫年》的規範化。八、結論。

中国古代形上学中数字观念的发展

数字观念的源起很早,《易》占可能是已知最早的源头,自先秦经两汉至宋明,数字观念问题意识有较大转变．先秦思想家以数字观念解释万物的生成,建构其宇宙观．汉代数字观念继续朝向神秘化、复杂化的方向发展,以卦气观念为核心的思想影响所及,几无处不在．为回应玄学和佛学的冲击,宋明儒者注重以数字观念建构形上学,既运用数字描述形质世界的秩序和意义,又处处强调数字所表述的形上本体的普遍性和超越性．而且,宋儒的数字形上学和汉儒的数字观念有若干传承的关系．

许谦《诗集传名物钞》的“兴”论特点

本文主要研究许谦在《诗集传名物钞》中,如何界定与诠释《诗经》“兴”体,进而探讨其继承与发展朱子学的特点。许谦延续朱熹的观点,将《诗经》之“兴”分为“取义”与“不取义”二类,然而他更重视前者甚于后者。在“取义之兴”上,他关注《诗经》名物的特性,与诗句兴发之义的关联,并且根据诗中名物的解释,重新检视朱熹对《诗经》“兴”体诗的判定是否恰当;在“不取义之兴”上,除了虚词相应之外,许谦提出“无义兴”的概念。至于在兴体诗中,许谦会特别留意《诗经》名物的诠释前后是否一致,并修正朱熹的看法。此外,针对兴体诗所呈现之含意,许谦除了关注“诗人之意”外,也强调“学者之义”,其内涵主要是根据《周易》的阴阳消长,以及《大学》和《中庸》的成德工夫,进一步完成《诗经》理学化的解释。同时,他尊重王柏和金履祥的说法,展现出金华地区学术一脉相承的立场。

寻找台静农先生的鲁迅塑像

台静农先生与鲁迅之间的渊源,现今已为众所周知。然而,在他渡海来台之后的戒严时期,这却是个不能言说的禁忌。缘于对左翼思想的高度警戒,国民政府迁台之后,将绝大多数的三四十年代文学作品列为禁书,鲁迅其人其文,自然是首当其冲。早年的台静农感时忧国,文学书写兼具愤心与悲心,是最受鲁迅赏识的青年晚辈之一;二人往来密切,情谊深厚。当时台先生被视为左翼分子,曾三度被国民政府逮捕下狱。渡海之后,时局森严,所落脚的温州街宿舍附近,亦每每有情治人员往来逡巡。

论《易经》中的饮食与婚配之道

《周易》卦爻之中,有颇多与饮食、婚配有关的内容。《易经》的作者重视此二种涉及"身体欲望"的行为的正面意义,并能够从人类这两项最基本活动中加以引申推衍,以至于在德性修养、文化建构等方面创立自己独特的议题。《易经》以饮食的情景得失引喻人生顺逆安危的关键,并对国家政权、人群种族的生存发展表现出深切的关怀;《易经》婚配的思想,以乾坤交泰、阴阳二气相感的原理为根基,又考虑到更多人伦的因素,如年龄、喜悦、得正、感通、适时等等,非仅止于身体欲望的满足,而是以文明教化之提升与调和为最终目的。对饮食与婚配二事的理论生发,体现了《易经》生生不息的精神。

杂论楚竹书《周易》异文的可能价值

本文从楚简《周易》有限的卦爻辞资料,配合既有的《易》学文献,分别推论经文和传文中《彖》、《象》二传的写定过程。其形成为今本固定的面貌,可能是经由不同时期和不同《易》家之手所修订改造完成。而就于今所见文本而言,楚简本年代最早,又可据以参证检讨经文的解读,以至判定其前出土帛本文字的是非得失。全文析分为四项,各举出若干例证以为说明。透过这些例证,不只可以更清楚了解今本《周易》形成过程的变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先秦典籍编制的性质和情况。

我的教学、研究、创作与文化工作

2016年4月22、23日，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李隆献教授启动，同仁叶国良、何泽恒、徐富昌等八位教授筹划，为我举办“曾永义先生学术研究与薪传国际学术研讨会”，荣宠之余，深感僭越与何德何能的愧疚。大会希望开幕时，我能够回顾数十年来教学研究创作与文化工作的情况，我也就冒然以此应命。

《易传》中的“以……也”句

本文以《易传》中的“以……也”句为例,探讨句式分析对解读古籍能起的作用。此一句式不见于《周易》经文,只出现在传中,是个多义结构,可作原因句、目的句或凭借名词组,也可以是含有“以”字介词组之状中结构。历代注疏及现代译本除了前述多种解读,还有将之解读为结果句、并列句、顺承句或受修饰句。本文特从句法角度指出此句式作结果句并非常态用法,如此解读需十分慎重,而后三种解读则不妥当。通过本文讨论可看出句式分析能排除一些不合句法之解读,将合理解读缩小到一定范围。

台湾新儒学与自由主义——以台湾认同论述为主的讨论

台湾新儒学在1980年代后是否仍有其社会影响力?是否对变迁中的社会提供了发展的睿见?检讨1980-2000年前后的台湾认同理论,就可以发现新儒家徐复观的论点并未被文化民族主义者所继承。透过1950年代末徐复观与殷海光的论战,也可见徐复观具"儒家自由主义"的倾向,儒家自由主义可能形成新的国家认同理论,对当代认同认述是有复杂影响的。

中国哲学中的体用义

体用论在中国哲学中运用甚广,是儒、释、道三家共同使用的思想范畴,然体用这对范畴在传统的哲学文献中仍有不同的指义。为了清楚地了解体用论的渊源及使用,现简要梳理哲学史上重要学者对"体用"范畴的使用,并考察其中有何不同的强调与转变。为了使讨论的焦点能更形集中,对宋以前、宋代及明代对"体用"范畴的使用作初步的讨论,以说明"体用"的意义类型,及其是否在哲学史中有所新创。之所以以宋明为界,是因为宋代以前的体用论述多见于道家及佛家的论说中,而宋代是理学家使用体用说最多的时代,宋代以后三教之学渐有混同合一之论,故其"体用"之说也有新的发展。在上述的时间划分下,宋以前的思想家以王弼为主要的参照对象,宋以后以朱熹为主,而明代则专论方以智一人。

唐代小说“文备众体”之研究——以赵彦卫的“文备众体”说及其指涉的相关议题为主

宋人赵彦卫以"文备众体"来描述唐代小说之文体特征,并勾连起唐代小说与科举行卷的关系,不少学者据此提出了有关唐代小说文体及其与科举关系的关键性议题。本文通过梳理前人的具体研究成果和检视相关唐代小说文本,认为由赵彦卫之说而得出小说用于行卷或小说因行卷而"文备众体"的结论是不准确的,而赵氏以"史才、诗笔、议论"描述《幽怪录》、《传奇》等唐代小说"文备众体"特征的概括也与实际情况不符。虽则如此,但从唐代小说作者身份这一视角却又的确可以牵系起科举与小说创作的关系,而赵彦卫的论述也无意中指陈出唐代小说镕铸众类文体的事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唐代小说文体特色的绝佳角度。

访钱存训教授谈中国书籍史之研究及治学方法

钱存训教授，1910年出生于江苏省泰县，南京金陵大学文学士，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博士。曾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代理馆长，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国立北平图书馆南京及上海办事处主任，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学系及图书馆学研究院教授、东亚图书馆馆长。

阴阳神化与继善成性——宋明儒对《系辞·上传》第五章第一节的阐释

《系辞·上传》第五章是《易传》中最重要的一章,而其释义适巧又未有定论。之所以未有定论,在于其丰富解读的可能性。本文取宋明儒对此章第一节的疏解,分为不相统属的三系五说。综括而言,如本章由阴阳变化之动力论"道",特殊处在于:既直接就天道论述,但又从切近可持的"阴、阳"势能为论述点,则其论述法可划归于"即用显体"的方式。《系辞》之所谓"善",或由阴阳变化之生生不已立论,或由人之自觉地承继天道处言善。所谓"性",则或从万物所受命于阴阳而成其具体生命处说;或由万物之既成之后,复归于天道处说;或由人(或万物)之自成乃因天道之赋性处说。本文既分别展示此节蕴义的丰富,且见此章可为《易传》形上学性格之标示,也表现宋明儒者间诠释立场的差异。

先秦礼书中保存的古语及其意义

为了研究古礼,应尽可能釐清先秦礼书中保留的古语渊源与演变发展之关系,因为先秦礼书中保留大量古语往往与一些古老的仪式相联系,通过文本解析与考证的方法,认为就作者所称先秦礼书中的古语,大致分为四种情形:西周时期已普遍通行之语;更早于西周时的词语,这部分词语反映了语言的层累现象;有仪式进行中的人物对话;长期使用的敬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