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正念对负性情绪的影响机制

目的:考察大学生正念、反刍思维、情绪表达灵活性等因素对负性情绪的影响及其共同作用机制。方法:选取391名大学生被试,采用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AAS)、反刍思维量表、正负性情绪量表(PANAS)和情绪表达灵活性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正念能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的负性情绪;反刍思维在正念对负性情绪的影响过程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情绪表达灵活性是大学生正念对负性情绪影响过程中的调节变量。结论:大学生正念对负性情绪的影响受到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同时情绪表达灵活性调节了大学生正念与负性情绪的关系。

大学生情绪表达灵活性对正念和情绪调节能力的调节效应

目的:考察情绪表达灵活性对正念和情绪调节策略使用频率的调节效应。方法:选取222名大学生被试,采用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AAS)、斯坦福情绪调节量表(ERQ)、情绪表达灵活性量表分别测试正念注意觉知水平、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使用频率和情绪表达灵活性水平。结果:情绪表达灵活性得分与正念水平呈正相关(r=0.363,P<0.01),与认知重评呈负相关(r=-0.214,P<0.01),情绪表达灵活性可以调节正念与认知重评的关系(β=-0.131,P=0.006),对于低情绪表达灵活性组,正念水平可以对认知重评策略使用频率有正向预测作用(β=0.1483,P=0.0049);但对于高情绪表达灵活组,正念水平对认知重评策略使用频率无预测作用(β=0.001,P>0.05);情绪表达灵活性在正念水平与表达抑制关系中同样存在调节效应。对于低情绪表达灵活性组,正念水平可以对表达抑制策略使用频率有正向预测作用(β=0.12,P<0.01);但对于高情绪表达灵活组,正念水平对表达抑制策略使用频率无预测作用(β=-0.02,P>0.05)。结论:对于低情绪表达灵活性个体,可以用提高其正念水平的方法来提高其使用认知重评及表达抑制的情绪调节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