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探究式实践教学——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为例

探究式实践教学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必须的教学组织形式。开展探究式实践教学,在教学组织上,要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在教学内容安排上,以案例和项目作为探究性实践的主导,结合其他实践形式;在教学资源上,以实践教学基地为依托,统筹校内外各种资源;在教学评价上,以过程评价为主导,结合其他评价方式。开展探究式实践教学活动,应当坚持教学规范性与灵活性统一,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互补,教学目标思想性与知识性的协调。

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特殊性的思考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为管理活动与教育教学活动在对象、方法和目标上的同一性。把握这一本质特征,将科学的管理与教学过程统一整合,使之互为补充,形成强大的教育合力,将有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系统性效能的发挥,对受教育者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品质和政治素质的提高也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现代社会风险视域下科技价值观问题反思

现代性下,科学技术的发展逻辑与人类价值的发展逻辑发生了背离,并引发了更深层次的社会风险和精神价值的混乱。主要表现为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化,科技内在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分离以及科技应用中目的与手段关系的错位。这些科技价值观念的单向度发展与现代性下科技价值的反思性特征密切相关。现代社会风险情境下科技知识自身具有不确性和风险性,科技内在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矛盾冲突引发了更深层次的社会风险,同时科技在实践活动的运行中也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性。面对现代科学发展中的"二律背反"矛盾,我们需要从传统科技伦理的价值中立态度转向一种责任伦理的确立,在科技实践活动中加以道德诉求,在现代科技理性的重构中形成进步的现代科技精神和价值观念。

多元化传播: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冲突与竞争

多元化思潮在高校的广泛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形成冲突,并加剧了高校马克思主义多元化传播载体之间的竞争。作为高校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应当积极回应现实,以学术性和思想性吸引学生,增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说服力;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实践的结合,加强对社会实践的理论指导,强化社会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功能;利用新媒体打破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营造的"心理真实",引导学生接近客观真实;发挥高校"意见领袖"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重要作用。

推进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以传播学为视角

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备了传播学研究的基本要素,是一种特殊的传播现象。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要素各有其特定内涵;在当前条件下,推进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更新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媒介;力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生活化、通俗化、时代化;突出社会实践在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多重传播学角色;发挥学生社团在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重要作用。

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法律素材”的内容选取

"宏观背景性"和"现实性"构成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法律素材"内容选取的基本因素。依据这样两个筛选因素,形势与政策课相关法律内容的教学应定位于"法律政策"、"法律的制定与修改"、"即时性典型案例"、"国际公法与国际争端"四个方面。

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冲突与竞争的产生及解决——以当前多元化传播为背景

多元化思潮在高校的广泛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形成冲突,并加剧了高校马克思主义多元化传播载体之间的竞争。作为高校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应当积极回应现实,以学术性和思想性吸引学生,增加理论课的说服力;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实践的结合,加强对社会实践的理论指导,强化社会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功能;利用新媒体打破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营造的"心理真实",引导学生接近客观真实;发挥高校"意见领袖"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应对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冲突与竞争。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民主思想解析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民主思想具有一贯性,但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变化。汉密尔顿认为,民主具有分散性,动乱多变,易被蛊惑家所操纵而最终走向专制或分裂,所以必须破除主权中的主权,建立中央集权的联邦政府;坚强有力且分权制衡的联邦政府具有适当的权能和效率,既可以消除内乱保持稳定,又是对人民自由和财产的进一步保证;在民主实践中,他坚持联邦至上,相信法律和秩序的原则,反对狭隘的地方主义和宗派斗争,主张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政党在竞争国家政权时应恪守节制和容忍的态度,没有必要通过火和剑迫使人民改宗。

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

分析指出,与其他国家的群体诉讼制度相比,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存在一定的缺陷。我国应借鉴其他国家在群体诉讼制度方面的成功经验,对现有的代表人诉讼制度进行改进,同时应在某些领域引进团体诉讼制度。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贫富互助”借贷运动

在华中根据地建设过程中,中共为帮助群众克服生产生活困难,领导群众采取了一种特殊的"贫富互助"借贷形式,以缓解青黄不接及灾荒时期农民的口粮和种子缺乏问题,对于促进根据地经济复苏、抵御灾害和增强民众凝聚力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借贷形式在根据地经济好转之后逐渐减少,并退出华中根据地农村经济舞台。

调整与变迁——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互助合作运动

抗战时期,淮北抗日根据地政府引导、鼓励农民组织生产互助,通过农村群众团体建立各种合作社,局部调整农村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提高劳动效率与劳动热情;减少农民支出,增加农民收入,对构筑确保抗战胜利的经济基础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根据地农民的政治化、组织化进程,提高了对共产党的信仰;并促使根据地存在的懒汉思想、宿命思想开始发生转变,提高了妇女地位,引起了农村社会农民心理的转变,推动了淮北农村静悄悄地由传统向现代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