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用心于“真”--吉林大学资深教授孙正聿先生访谈

孙正聿教授多年来从事哲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提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要用心于"真":一是真诚,要有抑制不住的渴望;二是真实,要有水滴石穿的积累;三是真切,要有举重若轻的洞见;四是真理,要有抽丝剥茧的论证。以真诚的渴望、真实的研究和真切的体悟而形成真正的道理,才能产生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的变革 ——以吉林大学四本马哲著作为例

不断追求和推动哲学观念的变革,是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最为鲜明的理论风格和最为突出的理论特色。高清海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是站在实现了"认识论反省"的德国古典哲学的高度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教科书体系",孙正聿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是从"学说""学术"和"学养"的统一来探索和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孙利天先生的《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是在"中西马"哲学的比较和会通中分析和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落到实处",而贺来先生的《马克思哲学与现代哲学变革》则是立足于现代哲学的视野来挖掘和揭示马克思哲学的"现代哲学意蕴"。这四本书共同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觉从"教科书体系"向"学术体系"的转变。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于2004年被确定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心现有专职研究员17人、兼职研究员5人。中心主任孙正聿，副主任孙利天、贺来，主任助理张盾，行政副主任朱文君；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景源研究员。

超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立——黑格尔与马克思两种政治哲学方案比较

如何超越现代性政治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共同探讨的主题。黑格尔以警察、同业公会、等级议会作为“中介”调和二者,但这样只是把市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转移到国家内部,形成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管制,其本质上是“调和”而非“解除”矛盾。马克思则倾向于让矛盾和斗争彻底公开化,通过使作为经济领域的市民社会上升到政治性存在,一举消灭形式国家。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完成了从“市民社会—官僚等级—国家”向“市民社会—无产阶级—社会”三元概念的推论。而随着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被“社会”所扬弃,其理论立场从激进民主主义转向了革命共产主义。在当代学术视域中,如果说黑格尔是在自由主义之后首次把国家治理置于现代政治的核心,那么马克思则是在对黑格尔国家学的批判中提炼出了基于现实性和人民主体性的治理原则。

市民社会批判的双重视域与马克思哲学的自由观——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阐释

如何理解人的自由是马克思全部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不是抽象地看待人的自由本质,而是将其还原到人所处的社会关系之中加以理解。市民社会构成近代社会的基本形态,为探寻人的自由解放之路,马克思基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视域对市民社会进行了批判,超越了仅仅停留于总结近代市民社会物质运动规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与从抽象出发批判近代市民社会的德国哲学传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这一“双重视域批判”的积极成果,创造性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正是借助于“异化劳动”这一分析工具,马克思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现代奴役制本质和人的自由无法实现的社会现实根源。同时,立足于市民社会批判的双重视域,马克思给出了扬弃近代市民社会、实现人的现实自由的实践方案,即共产主义运动。

贝克风险社会理论与高清海类哲学思想的一个比较

贝克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立足于一种经验性的社会理论,指出西方现代化进程正在消解初次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规划,一种新的现代性正在形成。这就是自反性的现代性,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形态是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生产的逻辑取代财富生产的逻辑开始占据统治地位,它以个体化为核心重塑社会的内在结构与人们基本生活行为如家庭模式和职业体系的确定性,从而动摇了科学与进步的信念,并改变了政治的概念、地位和媒介。10年之后,高清海先生的论文《“类哲学”引论——人与哲学的未来》发表,标志着其类哲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出场。类哲学从人的双重生命的观点出发,指出现代社会正在从个人本位走向类本位,哲学也正在从个人体验性哲学走向具有更广阔视野的类哲学,人们应该从理解人的类本性及其发展出发来认识和解决现代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各种现实问题。综合而论,前者侧重于经验性,后者侧重于哲学性,二者结合起来考虑,可能会对解决各种全球性的社会问题有所助益。

公共性溢出:社会治理中的社区社会资本职场关联(2009—2021)

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关键治理载体,职场将如何在社会治理转型中影响社区社会资本的凝聚。基于全国“职业经历和社会网络”调查2009年至2021年四期截面数据的分析发现:职场之于社区社会资本具有公共性溢出的作用特征。第一,进入职场能提升居民结构性和认知性社区社会资本。第二,相较于未进入职场居民,进入职场的居民在社区社会资本上的优势不断扩大。第三,身处党政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体制外部门的居民,在社区社会资本凝聚上呈现差异特征。在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中,职场在提升居民公共事务参与意愿和能力上既体现职场普遍性又体现体制差异性,进而与社区社会资本形成正向关联。这不仅体现了职场的社会价值,而且展现了体制内行动者的治理潜力,还提示了社会治理和社区社会资本中潜在的职场和体制部门分化风险。

生产社会·消费社会·控制社会——资本主义变迁的历史唯物主义透视

马克思认为,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作为“生产社会”,不仅代表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更意味着资本作为生产关系,再生产了工人对资本的依附性。但生产社会并不是一个自足体,由竞争规律的强制所导致的低收入和充分消费之间的悖论,使再生产遇到它的内在界限。为了克服这个界限,早期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运动开启了对“外界”的内在化;在后工业社会中,又以构建“消费社会”来实现对“主体”的内在化,进而把整个经济过程都纳入资本内部。20世纪晚期以来,数字技术的应用使资本的内在化运动达到极致,资本主义进入“控制社会”阶段。在控制社会中,大数据技术不仅掌控了生产和消费的全部环节,并且以精神政治调节主体对资本的依从性,由此造成更严峻的生存异化。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资本对整个社会的吸纳既再生产了自身关系,也孕育了更深刻的危机。

流动儿童社会保护政策的保护困境与未来进路

当前,中国流动儿童社会保护政策面临着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政策,难以应对不断出现的社会保护问题,以及政策难以落实的困境。这需要在政策制定方式上从传统的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问题导向”,转向以保障权利为目标的“权利导向”。流动儿童权利实现障碍的根源,在于其基本生态系统因流动而发生负面转向,立足流动儿童权利的保护优化社会保护政策,就是重构其基本生态系统以保障权利的实现。而这实质上是将对流动儿童的社会保护政策从原有的面向保护对象领域拓展至保护主体领域,由此实现流动儿童社会保护政策的制定从问题导向转向权利导向,切实保障流动儿童权利的实现。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政策之社会政策蕴涵初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集体经济在推动我国乡村社会的组织化和农业经营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长期以来,关于农村集体经济政策的讨论都被置于经济学研究范式下,集中于产业经营和利益配置等内容,从而忽视了对其社会性内涵的发掘。从社会政策的研究视域出发,我国农村集体经济政策蕴含了发展性、治理性和保障福利性等社会政策内容,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其独特的社会性意蕴也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之初集体化时期的初步形成,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期间政策中家户主义过度凸显导致的社会性衰解,再到新世纪以来乡村振兴背景下基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社会性重构复归的阶段演进。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对农村集体经济政策之社会政策蕴涵的回应既是我国集体制传统构建完善的本质所在,也是农村社会发展转型的内在需求。

“权宜性精准迎检”:因应创建示范量化考核的策略——基于吉林省C市“幸福小区”创建评审的调查

对创建示范项目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验收是检验政策执行成果、总结经验教训、开展复制推广的必备环节。创建示范主体展现的迎检成果通常并不是创建实践的真实反馈,而是基于迎检策略的技术性生产结果。通过提炼“权宜性精准迎检”概念,阐释基层政策执行者以量化考核得分点和赋分规则为标靶,权宜性地制定脱离真实创建过程、精准对应量化指标并获取高分的迎检策略。基于对吉林省C市“幸福小区”创建评审工作的参与式调研,描述“权宜性精准迎检”的实践过程,并解析此种迎检策略产生和施展的逻辑。“权宜性精准迎检”已经成为创建示范功能释放的梗阻,因此,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建示范活动宗旨,采取根本性措施予以破解。

数字下乡的技术偏向与基础再造——从“技术—社会”关系出发

无论国家话语抑或地方实践,均把数字技术上升到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突出位置。基于数字下乡过程中的“技术—社会”互动关系,本文从动力机制、价值面向和实践逻辑三个维度系统剖析数字下乡的运行机理。数字下乡遵循技术由城入乡的单向转移、治理工具属性扩张与复杂社会事实简单化约的实践路径。一方面,数字技术被推崇至重要地位,衍生出数字下乡过程中的技术偏向;另一方面,在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治理施加影响的同时,推动了以数字支配治理为实质的“总体性权力”的形成。乡村数字化是乡村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更好实现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发展,必须找回并再造数字扎根乡土的社会基础,超越技术主体性扩张所带来的“总体性权力”,通过外源驱动与内生发展之融合来回归主体本位,借助赋能治理与赋权主体的协同来把握价值方位,依托智慧治理与治理智慧的经验汇通来适配城乡功能定位。

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社会向度”

所谓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社会向度”,主要是指从社会的视角出发,以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而由此建构起来的以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和社会协调发展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及实践模式。以社会建设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向度”,在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主要包括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强调发展的均衡性、健全社会治理体系等方面。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社会向度”的实践中,我们必须要处理好“社会向度”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向度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社会发展中秩序与活力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政策前瞻性与现实可操作性之间的关系,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升级和社会进步。

重思马克思哲学中“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内在统一性

当我们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等概念表述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理论性质和理论形态时,意味着在马克思哲学中“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统一性,但由于对二者这种统一性的基础和内在机制缺乏充分的自觉,在具体阐释中导致马克思哲学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支离和分裂现象。为此,我们必须深入哲学史,反思为何一般唯物主义无法超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并自觉地意识到只有能包容唯心辩证法合理内核的新型唯物主义形态才能实现对后者的克服。马克思哲学以感性实践观点为基础所确立的“新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唯物主义的新形态,同时由于它内蕴的辩证本性,因而也就是辩证法的新形态。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唯物主义理论形态的变革与辩证法理论的变革是一同呈现并同时发生的。只有对此有充分的自觉,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中“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内在统一性。

专业社会工作赋能信访问题治理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

引入社会力量参与信访问题治理是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的关键举措。专业社会工作凭借其理论基础和实务方法,成为赋能信访矛盾善治的重要结构性主体。本文从价值、理论、方法三个维度研讨专业社会工作赋能信访工作何以可能的理论问题,阐释专业社会工作在开展信访问题源头治理、以专业识别与干预技术赋能、推进信访矛盾全过程治理等方面的特殊治理效能。在此基础上,描摹和展望了专业社会工作赋能信访问题治理的实践路径,包括嵌入基层治理组织体系、入驻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承接政府发包项目等。实现专业社会工作赋能信访问题治理效能的跃升,还必须注重信访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与专业化发展,促进行政性社会工作与专业性社会工作的嵌合,加强党建引领并明确信访社工的角色定位,真正将专业社会工作塑造为新时代信访工作转换升级的重要依凭。

儿童社会工作伦理的儿童本位及其本土化

我国儿童社会工作服务在实践中面临双重关系、权益保护与价值中立的伦理冲突,需要遵循将社会性交往限于获取服务对象信任、服务对象的基本需求与能力培养优先以及以儿童的视角和理性的视角来看待事物的原则。同时,由于儿童发展的未成熟性与循序性特征,儿童社会工作服务还需遵循平等引导与理性关怀的伦理规范,这与我国的家长文化与慈孝文化存在冲突。对平等引导的伦理观念与家长文化观念冲突的调适,是践行“培养儿童自主意识”的原则与“引导儿童自主决策”的原则;对理性关怀的伦理观念与慈孝文化冲突的调适,是遵循“理性超越情感”的原则以及“教育超越关爱”的原则。

社会政策视域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的演进及路径转向

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价值理念依托与实践行动导向,农村人居环境政策在多个维度上体现出突出的社会政策蕴涵。首先是治理主体维度的“社会性”,即在政府、市场、社会框架下,由政府主导,村集体组织,企业、社会组织、村民对农村人居环境主动参与的治理过程。此外,通过农村人居环境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治理内容的“生活性”维度直接体现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社会政策蕴涵,并在此基础之上,将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政策划分为萌芽、初创和形成等不同历史阶段,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政策的演进特点和历史性评价。同时,揭示出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政策由“运动式”治理到“常态式”治理,推动主体由地方实践探索向中央主抓、央地协动,治理主体从单一转向多元,以及技术治理与社会治理密切结合的路径转向。

乡村振兴战略转化为社会行动的社会动员机制研究

现代化,一场社会秩序不断变革与重塑的过程,其内含外部力量如何动员与构建社会的重大理论问题。乡村振兴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蕴含如何将其转化为社会行动的议题。由社会动员是以能够实现人类美好生活的社会发展目标与社会秩序为预设,以将这一社会发展目标与社会秩序内植于社会,从而改变社会成员思维、行动与存在方式为主旨的理论可知,乡村振兴战略转化为社会行动的过程即为乡村社会动员的过程。社会动员是一个包含多种维度的概念范畴,聚焦与回应社会动员机制问题可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丰富图景。为此,以基层社会组织为观察中心,审视国家、基层社会组织与社会等社会动员结构的特征、功能及相互关系,提出乡村社会动员的四种类型。

全面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新民生制度文明——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制度建设研究》

中国共产党将为民造福作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以新民生制度文明为硬核的,超越既有现代文明形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系统阐释新民生制度文明,对于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意义。韩喜平教授独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制度建设研究》成为这一领域中的标志性、重量级的研究成果。该书研究视野磅礴,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制度建设置放于传统与现代、世界与中国的宏大时空维度之中,基于大历史观,从人类性、世界性、中国性与实践性四个方面,全面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制度文明内涵。

在与唯物史观的内在统一中阐发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及其理论变革——俞吾金教授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探索

将唯物史观把握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内容,并在辩证法与唯物史观内在统一中理解和阐释马克思辩证法及其理论变革,这是俞吾金教授在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俞吾金教授认为,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与其唯物史观外在割裂,必然导致对马克思辩证法理论本质的“遮蔽”。基于这一理论反思和自觉,俞吾金教授在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的内在统一中开启了“问题域的转换”,揭示了马克思在辩证法与唯物论上所实现的双重转换,使被抽象化解读的辩证法回归“生存论的本体论”的思想地平。俞吾金教授提出的“向生活世界的辩证法复归”构成了他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理论变革的理论纲领,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研究的纵深发展。俞吾金教授对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探索是其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缩影,为推进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化提供了一个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