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的货币地理与人民币崛起战略

“一带一路”之于人民币崛起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货币崛起本质上是国家间围绕国际货币事务展开的竞合现象、货币需求方与供给方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助力和巩固货币发行国在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地位的“润滑剂”。“一带一路”沿线呈现“美元区”与“欧元区”共存的双寡头货币地理格局,这一特征是沿线经济体的货币需求与美国、欧元区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促进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成功崛起,中国需在战略理念上把人民币崛起提升到供给可得、便利、稳定的国际公共产品的认识上来,在战略目标上把人民币崛起定位于在“一带一路”沿线构建能支撑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区域性资本控制体系,在战略途径上把人民币面向“一带一路”沿线的“走出去”与针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引进来”有机结合起来,并重点提升人民币在大宗商品计价、金融产品交易、货币汇率锚定、货币价值贮藏方面的职能,在战略伙伴上明智和审慎选择地缘战略棋手和地缘战略支点,在战略要素上强化在生产、贸易、投资、金融领域的国家竞争优势。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研究

对中国与东盟开展货币合作的现有基础进行分析,发现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飞速发展、人民币区域影响力的快速提升、人民币“走出去”的积极探索以及开发性金融合作的稳步推进,都为中国与东盟开展区域货币合作带来了机遇。进一步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采用OCA指数法,对中国与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及东盟各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逐渐提升,且中国具有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力。目前,最适合与中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国家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而缅甸和文莱是潜力最小的国家。有鉴于此,中国应遵循“有序开展、创新延展”的原则,有次序、分层次地推动区域货币合作。

中国数字经济“外循环”战略定位与路径选择

从开展跨境数字贸易、本土数字平台企业海外扩张、与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相对接、参与构建全球数据治理体系四个方面,厘清了数字经济“外循环”的内涵与外延。针对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外循环”的发展潜力与面临的困境,明晰中国数字经济“外循环”的战略定位,从加快数字贸易布局与建设、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合作、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三个方面提出推进中国数字经济外循环的路径,从而在全球数字经济博弈中赢得战略主动。

美国对华经贸规锁:典型事实、行为逻辑与战略约束

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美国从升级对华关税制裁、重塑国际贸易规则、严控高新技术获取、扩容货币互换协议、打压中国概念股票、推进产业链自主化和"去中国化"六个维度,对中国实施选择性"挂钩"和关键领域"脱钩"的经贸规锁。其行为逻辑,一是为满足国内多元化经济集团的利益诉求,二是基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威胁认知"和大国战略竞争的"权力逻辑"。从战略约束看,美国开放性利益集团的经济理性、其他经济体的行为取向、中国的结构性国家竞争优势,构成了美国对华经贸规锁的重要制约因素。作为应对,中国需确定"全政府"的战略模式,理解"双循环"的科学内涵,贯彻改革开放的既定方针,重视"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