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文物室藏古陶文

吉林大学文物室藏着一批古陶文实物 ,皆未经著录。作者按国别与时代 ,对这些陶文作了分类整理。文中对若干陶文的释读 ,提出了新的意见。

魏晋公府从事中郎考述

魏晋时期,诸公及位从公的统兵幕府专设从事中郎一职。魏晋公府的从事中郎不再是以皇帝私属家臣身份督军的耳目,而是府君信赖的心腹僚属,与长官维持紧密的附庸关系。其地位介于长史、司马和参军、掾吏之间,作为高级行政助理,有权过问本府咨议、机要、人事、指挥、法宪等事务,并可全权代表府主办事,乃幕府纲纪显职。从事中郎的选任资格与乡品三品固定搭配,阀阅世资以高门士族为主,兼采优秀寒素。其仕宦履历不乏专属乡品二品的清要职位,晋升过程相互衔接司空见惯,反映当时门阀大幕虽已拉开,但对流孔道尚未完全封闭。从事中郎仕途的末段普遍跻身三品官,反证乡品对仕宦前景具有等位的预期功能。中正主观评议的乡品不同于单纯核算世资的门品,这是研究从事中郎及其他职官必须加以细致区分的。

新出北魏《薛怀吉墓志》补释探究

2017年,考古工作者抢救性发掘山西万荣西思雅北魏薛怀吉墓,出土完整墓志一方。该志翔实记录墓主的家世背景和仕宦履历,内容可与正史互相补证,对研究中古河东薛氏家族和北方民族、社会史极具参考价值。志主薛怀吉出自降臣薛安都之南祖房,依靠先世的功勋业绩、阀阅等第达到一流高门的层级。其政治归属系代人集团中的上客,备受恩典荣宠,仕进以五品释褐、三品终结,仕途飞黄腾达。且作为皇帝心腹重点培养,内充近侍、外镇方面,显赫一时。志文流露华夏认同取向,与河东薛氏借助祖源记忆荡涤蛮夷色彩的努力如出一辙。阀阅等第、政治归属和文化认同,乃扫描同类墓志三位一体的思考维度,代表内徙戎夷演进大势所趋。

北魏赐客制及其对民族交融的影响

拓跋珪恢复代国之时,实行使归顺者能够获得客身份的做法。北魏建国后,道武帝拓跋珪使赐客的规定制度化。北魏国家使“归国”少数族首领能够成为授客对象;而对“归国”汉人而言,只有上层群体,可以获得“客”身份。北魏国家对客实行了优待的措施,使少数族和汉族的客能够受封爵位和受任职官,并且,还能获得物质赏赐。尤其对少数族人的客,北魏国家实行赐婚的做法。因为北魏赐客制的实行,使客阶层与拓跋鲜卑统治者建立起牢固的君臣关系,并在“归国”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因而,也就促使“归国”群体的独立性逐渐泯灭。而且,随着孝文帝汉化措施的推行,使代人与汉人的交融不断深化,从而在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取向上日趋一致,因此,北魏实施的赐客制对促进北方民族交融,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推动作用。

乾隆《潼川府志》文献学价值探析

乾隆《潼川府志》是在清代修志高潮下编纂的一部志书,不仅具有一定史料价值,更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其编纂审慎、征文考据、保存佚文三个方面。是志在体例上自成一家,对所收地方文献详加考证,并辑存了一些失传文献,通过考辨相关文献,对深入研究清代地方志编纂情况,以及清代潼川府地区的历史文化风貌提供帮助。

医缓所言“攻之不可,达之不及”新解

《左传·成公十年》秦医缓为晋侯诊疾一节,是医古文名篇。然其中医缓所言“攻之不可,达之不及”一语,前人训诂仍有未安。杜预注“达,针”,训“达”为“针”,似有所本,但难称尽善。此句“攻”历来有“灸法、砭石、治”三种解释;“达”因有杜注,故少有争议,一般皆以“达”为针刺。但杜注并非无懈可击,“达针”之训也有不可靠之处。此句可有新解,医缓所言之“药”可解为泛指的服用药物的治疗手段,是一种内服的治疗方式;“攻”与“达”是除法与通法,均是指中医中作用于体表的外用方法,“攻”这一除法是砭石之外治法,“达”这一通法是经络之疏通法,医缓所言即外治内服皆无法抵达膏肓。

“家无余赀”——略论宋代官员的轻财士风

在宋代官员的传记中,“既没,家无余赀”的人生结局频频出现,这类官员人数不少,很多甚至因近乎赤贫以致无法殓葬。关于宋代官员俸禄的探讨很多,也出现了宋代官员实际俸禄并不高的论点,但俸禄再低也不至于使这些官员面临“既没,家无余赀”的境地,其中定然还有其它原因。历史文献表明,这类官员有着相近的士人之风,清廉自持、任侠好施、不吝钱财,展现了宋代官员的时代风貌,这也是其“既没,家无余赀”的主要原因。

儒家文化与大学校园文化相融合的探索与实践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简要概述了儒家文化对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然后阐述了儒家文化与大学校园文化相融合的三个方面:儒家文化带动教风的改进;儒家文化引领学风的变化;儒家文化促进校风、班风、室风的改观。

《醒世姻缘传》与吉林方言词语探源

尽管时空跨度相当大，我们还是看到《醒世姻缘传》所用“主语”与今吉林方言词语无论是在外形上，还是内在意义及用法上都极其“神似”。从吉林方言词语形成过程中去认识，这种“神似”并非偶然。元明以来，大量山东人迁徒吉林。其“主语”成为吉林方言 的主要来源之一探求这种“神似”关系的意义在于：确立吉林方言词汇的复合性质，为揭示北方言词汇内部联系提供可行性途径。

论北魏后太和时代的宗室婚媾与士族化

宗室成员是北魏统治集团的最上层,实现士族化乃其立足中原的关键,婚媾在此方面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择偶标准的设定反映了上层阶级的内部关系和演变格局。汉化改革如火如荼的后太和时代,宗室厉行士族门第婚原则,对姻戚的家世背景提出严格要求。史志所见之帝王贵胄固定与世资一至三品的高门联姻,彰显其在新的阀阅秩序中的身份定位。与前太和时代宗室婚俗相比,北魏朝廷对代人垂青一如既往,但中原士族的上升势头亦很显著,表明宗室已被传统士族社会正式接纳,双方基于种族、文化的隔阂烟消云散。宗室婚姻蕴含的贵族主义流品法则,旨在以统一的阀阅秩序整合代人集团内外的胡汉各股势力,从而推进汉化进程,实现拓跋王朝的长治久安。

新见张弁墓志与北魏清河张氏家族

新出《张弁墓志》有助于研究者了解北魏清河张氏家族的祖源记忆和发展状况,也是透视中古北方门阀士族制度的窗口。志主张弁与传世正史所载清河张氏在朝人物不同,他是在乡势力的代表,其世资门第仅为一般高门,系地方性的州郡姓望。张弁累仕州郡地方政府,迁转境遇远逊同宗在朝者,显现士族内部房支的竞争与分化,反映阀阅流品机制的原理。不过,作为乡里势力,张弁在扫灭叛乱、维护地方统治秩序方面确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该墓志的公布填补了史书记载的空白,贯通了中古清河张氏家族演进史的线路,为北朝阀阅体制及家族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素材。

北齐尉氏家族的门第建构与华夏认同

脱胎于内徙胡人的北朝胡姓是中古门阀士族群体的重要成员,在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的士族化道路与汉人迥异,体制层面的门第建构与文化心态的华夏认同双管齐下,在门阀化的同时潜移默化间变夷从夏,汉化归根结底是以上流阶级为导向的门阀士族化。故籍善无郡的北齐鲜卑尉氏家族的发迹堪称明证,他们并非著籍河南洛阳之北魏勋臣尉迟氏,而是东魏、北齐因缘际会的新贵,符合士族社会门第再造的规律。河北保定曲阳县产德乡近年出土大量尉景家族墓志,以墓志为中心,揭示其门第形成和观念嬗变,反映了胡姓士族的演进趋势。门阀化与华夏化是这些墓志修撰的并行主线,表明二者一体两面的紧密关系,而围绕婚(社会)嫁、宦(体制)、学(文化)展开的篇章,更能展现尉氏新贵高度的门第与华夏自觉。

魏晋仕途与门第——宫崎市定贵族乡品论探究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以独具特色的六朝贵族制论享誉国际汉学界,乡品论乃其核心环节。乡品原本是魏晋中正为士人划定的资格等级,门阀社会固化后变为昭示家世门第的标志,并对仕途人生起到制约作用,进而成为维护贵族流品秩序的体制保障。宫崎全面系统地梳理乡品与仕进层级的比例对应关系,提出乡品比起家官品高四等的著名论断,迄今仍为学界津津乐道。他又指出乡品的授予遵循汉代任子精神,以实现父辈资源的等位传递和既有身份体系的再复制,从而揭示贵族制世袭性的本质特征。他还格外强调乡品对仕进前景的预期功能,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造像记所反映的北朝家族的系谱意识

造像记是民众信仰情况的记录,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北朝的造像记有很多关于家族谱系的记载,尤其是以家族或宗族为主体的团体造像,经常可见对造像人祖先世系的回溯,除此以外,其家族成员的婚姻、仕宦以及子孙繁衍等情况,也成为其记录的对象,从而表现出明确的系谱意识。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受当时社会上修谱风气的影响。将家谱铭刻于金石,有利于聚合宗亲,强化该家族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是佛、道二教与中土固有的祖先崇拜相融合的一个表征。

论北朝士族族内房支阀阅等第之分化——以清河崔氏乌水房为例

清河崔氏位列中古山东士族“五姓七家”,堪称汉人姓望之翘楚。然其内部诸房支的阀阅等第是不均衡的,在北魏孝文帝颁行的姓族体系中不能等量齐观。定居今山东淄博的乌水房崔氏作为宗族旁支,世资阀阅就无法匹配本宗的顶级冠冕,处于门第二品之一般高门的地位。这样的门第定位集中体现在仕宦和婚姻方面,充分彰显北朝贵族主义高度体制化的流品秩序。除传世正史外,乌水房崔氏家族墓志的陆续出土为认识该问题提供了宝贵素材。事实证明,中古同宗同源的不同支系是分别核算门第的,不能单凭地籍郡望将其混为一谈。

北魏四中郎将考论

北魏明元帝时开始仿照晋制设置东、西、南、北中郎将,并使四中郎将成为国家职事官。孝文帝官制改革后,先后制定前、后《职员令》,明确规定了东、西、南、北中郎将的品级。而且,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又使东、西、南、北中郎将于洛阳京畿四方设置军府,从而将四中郎将的设置与京畿的防卫结合在一起。北魏国家为保证京畿地区的稳定,使东、西、南、北中郎将可以统领规定数量的禁卫军,并且,还使四中郎将隶属于中领军(领军将军)。北魏国家采取从现任职官中选任东、西、南、北中郎将的做法,并实行主要以拓跋鲜卑贵族担任东、西、南、北中郎将的措施,从而在京畿防卫上,使他们占有主导地位。可以说,北魏后期,东、西、南、北中郎将的设置适应了胡、汉交融的形势,因而,也就不同于东晋、南朝设置的四中郎将,成为具有新职掌的重要职官。

上古汉语中的“终竟”义动词

学界对古汉语完成体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中古汉语时期,本文将上古汉语中相关动词总结为19个“终竟”义动词,并分为“休止”和“结束”义两类,其中“按/案、艾、辍、弭/弥、寝、阕、迄/讫、舍、咸、息、休、偃、止”13词只有“休止”义项,而“罢、毕、竟、已、卒、终”6词同时还有“结束”义项。在上古汉语阶段,该类动词始终以表示“休止”义为主;表示“结束、完结”义的动词从词目数量到出现频次均有限。本文对上古汉语“终竟”义动词的调查研究,可以填补上古汉语完成体动词研究的空白,并与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历时比较,厘清此类动词的发展脉络,丰富汉语史研究。

兔子山汉简所见出、入米“三联单”探析

兔子山汉简“三联单”是乡啬夫胡盛和仓啬夫文熊共同书就的出、入“平斛品米”的契约记录,也是县仓曹校验相关账目的重要凭证。汉末,纳税人与仓之间有乡啬夫专门从事征纳工作。建安十九年二月,益阳县按户品横征的“品米”或可供给刘备在益、荆二州的军粮之需。

食牲与乘舆:先秦祭祀用马现象研究

先秦时期用马进行的祭祀活动,从形式上可分为两种类型,即马牲祭祀和车马祭祀。马牲祭祀是将马作为食品,献祭给天地山川这类自然神,以供其食用;车马祭祀则是将车马献祭给祖先神,以供其乘坐。这种差异不见于其他动物牺牲,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家马的引入和本土化历程来看,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对于马的使用方式存在差异。前者将马作为骑乘交通工具和重要肉制品来源,常见马牲祭祀;后者将马作为驱动车舆的重要动力,常见车马祭祀。马牲祭祀多见于北方游牧民族及与其交往密切的秦、晋等国,又经秦晋渐次影响中原,并在战国中后期影响到荆楚地区。

乾隆《潼川府志》的编纂及其史料价值

乾隆《潼川府志》是现存清代潼川府第一部府志。主修者张松孙以地方官和学者的双重身份主持编纂,并邀当地学者积极参与,保证了志书编纂的质量。该志在体例上推陈出新,确定纲领,调整目次;在内容上补旧志阙略,精于考订,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区域地理、文化教育等方面史料,对研究探讨清中期潼川府地区的社会实态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