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嵌入刑法体系的障碍与定位——兼论刑法教义学体系下风险社会理论的反思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引发了刑法学界的热议,不过这并未给刑法理论带来挑战。人工智能在事实层面上应以科学技术为应然理解,在规范层面上无法通过刑法体系化的检验。刑法学界对人工智能相关问题的思考大都是以风险社会为大背景展开的,因此,刑法解决人工智能问题最根本、最透彻的方法即是对作为源头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检讨。刑法对于风险社会大可不必动辄架构新的风险刑法体系,风险社会相关理论无法通过刑法教义学的检验,其本身就是一道伪命题并不值得被刑法关注。最后,刑法重点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在当下刑法体系中的应然定位。刑法首先从规范的角度对理论界关于强弱人工智能分类做出否定,而后在厘清人工智能风险来源的前提下,以内外二元风险之“产品性”和“工具性”为基础来明确自己的定位。

德沃金的权利理论:一种平等生活的理论设计

本文从理论家对生活的设计入手,认为无论是德沃金还是功利主义者都是先有一种道德直觉而后确立自己的理论方向的。德沃金的理论设计在于使人民过上一种平等的生活,而功利主义则倾向于为了大多数人的福利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这是两种不同的路向,通过与功利主义进行对比可以认为如果要对德沃金的权利理论进行深入的理解必得对其权利理论的理论目的做一适当把握,否则,就会陷入无的放矢的境地。本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道德直觉引发的理论设计,第二部分是德沃金的权利理论的理论目的。

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的建构:以信息界定与分类为前提

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范体系的建构以对信息的界定与分类为前提。通过对信息界定方式的梳理得出传统“可识别性”界定标准出现缺陷,需要以“情境说”理论进行优化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以信息的敏感性为核心的“敏感信息与一般信息”二元分类模式。信息界定标准与分类前提确立后,才得以建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体系。在法律保护体系内部,尤其注重对敏感信息的保护,通过对信息敏感层级的划分,形成民、行、刑三方为主导的多元保护模式。

论生前预嘱意思自治的边界

生前预嘱通过生命个体的意思自治,以实现尊严死亡的目的,但在利于生命尊严维护的同时,亦有损害生命安全之虞,故必须明确意思自治的边界。在原则层面,应当坚持病人最佳利益原则和不加速死亡原则。在规则层面,对于生前预嘱的适用对象,应当从疾病类型、生命存活期、尊严减损度三个维度进行限定,将“技术上不可治愈的疾病+临终期+主观标准下尊严减损”作为典型适用对象,并将“现实不可治愈的疾病或非临终期+客观标准下尊严严重减损”作为非典型适用对象;对于意定医疗措施,从尊严减损的影响因素看,应当包括不延长痛苦、不加剧痛苦和减缓痛苦三个方面,具体包括拒绝延命治疗、拒绝侵入性治疗和要求安宁疗护。

本土化语境下的“被遗忘权”:个人信息权的程序性建构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因具备"不被遗忘"的特殊属性而成为有价值的商品,并引发了一系列权属论争。其中,个人信息主体是否可以凭借所谓的被遗忘权对抗互联网搜索服务提供商的所谓"表达自由权",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结合域外相关立法、司法实践经验与理论,从我国相关立法与基本国情出发,应当肯定被遗忘权的本土存在价值与独立属性。但对于这一新兴权利的合理建构,基于实用主义立场,应当扬弃隐私权或自由权等传统法理的解说进路,以一种程序性权利而非实体性权利的建构思路,平衡个人信息主体与互联网搜索服务业者之间的利益矛盾,缓解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主体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知情同意条款”的出罪功能

《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的知情同意原则是事先预防型个人信息保护机制的重要体现。在对知情同意原则加以合理完善的基础上,可将以“移动应用程序”(APP)隐私政策为代表的告知同意条款,视为个人信息处理者与个人信息主体之间达成的合意,而这种合意与刑法中作为出罪事由的“被害人同意”之间存在实质契合关系。在刑事合规的语境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对隐私政策文本作出调整,以保障用户的知情权。针对可能给个人信息背后的多重法益带来风险的处理行为,个人信息处理者必须告知用户相关行为及伴随的风险并征求用户同意,借此完成从单纯的个人信息保护原则向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之平衡原则的转变,同时帮助个人信息处理者规避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刑事责任。

诉讼理念现代化的法理学思考

诉讼理念是部门法哲学中的重要理论之一,即用法学的基本理论去分析诉讼这一部门法中的问题。本文着重对诉讼理念的基本取向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这对诉讼制度的现代化设计及实践中的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两种平等概念:比较与选择

平等与自由是近代以来人类所普遍追求的两种最重要的政治价值,但是平等问题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才成为政治哲学讨论的中心话题。本文基于对平等问题的讨论,把现代政治哲学史中关于平等的概念总结概括为两种,即消极平等概念和积极平等概念。通过比较和选择,本文认为只有积极平等概念才真正表达了平等的理想,真正体现了平等的价值,才能够真正解决平等的问题。

情理法的正当性:以“情”为核心的阐释———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考察依据

对于情理法的正当性进行研究既是认识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所在,也是为时下司法实践领域所面临的困境寻找一种具有知识论意义的中国经验和智慧的客观要求。本文通过对情的谱系进行梳理,发现情理法中的"情"是从事实和规范构成的空间里展开其自身的意义的。法官探究案件的事实以及做出符合规范的裁断是情理法的正当性所在。

论关系在农村调解中的作用

在农村社会矛盾纠纷中,关系对纠纷的调解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农村调解中,不同的人际关系和不同的纠纷类型相关,也和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效果相关。调解当事人和第三方都具有不同的社会关系,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本,因此,在调解中具有不同的需求和动员能力。关系影响到调解中对第三方的选择,也影响到对调解方案的选择,更影响到调解效果的实现。只有充分考虑关系因素,才能充分实现纠纷解决对农村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修复功能,也只有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才能够对农村调解的效果进行充分的评估。

“本土资源论”的证成与悖论——评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本土资源论"在中国曾引起极大的轰动,具有一种重要的"范式价值"。然而它的证成却存在严重的内在悖论:第一,理想与现实的纠葛不清;第二,法律多元与法律一元的层层矛盾;第三,本土资源与法律移植之间的徘徊犹豫;第四,对法律规避态度的是非反复。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几个悖论,根源在于苏力的"本土资源论"是建基于实用主义的法律观以及法律理论家与实践家相结合的角色观之上的。"本土资源论"可能的完善之处在于,坚持法学研究的辩证思维的基础上,对法律、法学和法律适用以及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做必要的区分,并秉持对法律和法治向上向善的价值追求。

冲突解决机制的法理学阐释

冲突是每一个社会都必然面对的状态,有冲突就必然产生混乱和无序,因此,社会需要有一定的冲突解决机制来缓解冲突产生的震荡。诉讼是国家权力介入下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多元化冲突解决机制中的主要手段。但是它并不是万能的,诉讼在面对社会纷繁复杂的冲突时有时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私力救济(自决、和解)与社会救济(民间调解、仲裁)这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存在与发展有助于和谐社会秩序的形成。

英美保险法禁止抗辩原则的概念分析

禁止抗辩原则是保险合同法的一条重要原则。在英文上表示该原则的单词有几个,与之相对应的中文解释也有很多不同的译法。本文认为现有的几种中文译法是不准确的,在进行历史考察和语义分析基础之上,本文提出应当由事实禁止抗辩与意思禁止抗辩构成禁止抗辩原则的内容。

大数据警务与信息技术侦查

以信息通信技术与人工智能分析为表征的数据解析与犯罪预测,已经开始被应用于包括警务执法活动在内的诸多领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也面临容易遭到滥用、侵犯个体权利等诸多指摘。但在意识到上述缺点的同时,不应该一味强调大数据警务的消极方面,而是要在讨论其积极方面的基础上,找寻到随时变化的社会可容许性的最大公约数,进而探讨对其加以落实的平衡点,同时关注日后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状况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展开讨论。

论法律解释理论

1.法律体系不是一个水平排列的规范体系,即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被发现的。相反,它是一个高级和低级规范构成的等级结构,其相互关系是由法的纯粹理论所承担的结构分析来阐明的。法律解释问题,对于法律体系的等级结构的探究有着重要意义。

和谐精神的导入与中国法治的转型——从以法而治到良法善治

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公共治理模式有过两次革命。第一次,从人治到法治(以法而治,rule by law;或依法而治,rule of law)。第二次,从以法而治(依法而治)到良法善治(gov-ernance of good law)。从人治到法治,是公共治理模式的形式革命,从"国王就是法律"演变为"法律就是国王",实现了法律至上、权利平等和形式正义。而从工具主义的以法而治和依法而治到良法善治则是公共治理模式的实质革命,以法律的"人性化"、"人文化"、"人权化"而消解了"法律暴政",实现了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和谐精神的导入正引领着中国法治迈向以良法善治为表征的和谐法治。

关于土地制度与农村社会保障关系的思考

健全、完善土地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是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两者看似独立,实则紧密相联。本文在梳理我国土地制度与农村社会保障关系历史变迁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农村土地生产效率低下、农村社会保障收效甚微的原因,指出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在制度安排上的错位,使其未能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加之土地制度的缺失,使两者陷入了互相牵制的恶性循环;对怎样走出困境,使两者形成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作了初步探索。

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问题与出路

民事再审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民事申诉案件过程中，认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确实有错误，向人民法院发出民事建议，从而启动人民法院再审程序的一种法律文书。再审检察建议具有时效快捷、节约资源等特点，然而，由于再审检察建议在检察监督中的定位、运行机理以及和抗诉程序相协调的技术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使得其不仅面临着理论界的质疑，

边沁法律思想中的价值体系论析

边沁创立了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的学说,因这一学说表面上表现出强烈的国家主义和团体主义倾向,所以一直具有反自由主义的误解。本文经过对边沁的法律思想进行体系性的解释与探究,展示边沁创立这一法律定义的逻辑推演与价值关怀的整体思维图景,即自由主义是其思想的出发点,安全包括安全与机会平等是其价值体系中的基础,生计次之,富裕次之,结果平等为最后。

律师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研究——以法经济学为分析视角

律师在参与信息披露过程中因故意或者过失产生侵权责任。依民法理论,对律师责任的归责原则既有严格责任原则又有过错责任原则。从成本角度看,严格责任会对律师带来较大的职业风险,降低其参与信息披露的积极性,并破坏交易市场的稳定,而过错责任又存在立法成本高、举证困难等障碍;从收益角度看,严格责任能提高律师预防虚假信息积极性,过错责任则会提高第三人预防虚假信息的积极性,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通常会认为律师预防虚假信息的能力要高于第三人。所以严格责任应成为立法的选择,但是律师预防虚假信息披露的能力又不可能是绝对的。因此对律师的侵权责任进行限制,既能降低律师的责任成本也能为保险机构接受律师的侵权责任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