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分析方法在司法研究中的功用--以“司法理性化”为规范目标的考察

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在司法理性化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学界探索新的研究方法来推进这一过程。话语分析是司法社会学的重要方法,它的研究对象是围绕司法审议的话语行为,目标是对司法审议的理性化情况作出评价。在法哲学源头上,它可以溯及哈贝马斯和福柯的理论,两者分别形成了"理性主义"与"权力视角"两种法律话语分析的流派,并在实证研究领域发展出不同侧重的方法。在批判性梳理法律话语分析的理论渊源与实证方法基础上,本研究将其综合性地运用到我国司法审议的实证研究中,以若干语篇分析为例说明其作用,进而主张此种方法在我国司法改革的语境下可以为完善庭审程序、实现司法理性化提供规范指引,值得进一步的挖掘和探索。

人民政府的良心与法治政府的道德--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道德之维

多种理论和逻辑在支撑着这样的一个基本认识:"人民"政府应该是有"良心"的政府,"法治"政府应该是有"道德"的政府。"人民"政府的"良心"主要体现在它应该是"有耻有格"的政府、"服务"的政府、"公益"而没有"私利"的政府、"讲理"的政府、"光明"的政府、"有责"的政府和"感恩"的政府。"法治"政府的"道德"主要体现在它应该是遵守法律的政府、尊重权利的政府、维护人的尊严的政府、正视人性的政府、理性民主的政府、谦抑克己的政府和宽容忍让的政府。中国社会有必要从建设和培育党政官员的私人道德与良心、公共道德与良心、职业道德与良心,以及强化和培育党政官员的常人关怀与平民情感等方面来建设和培育"人民"政府的"良心"和"法治"政府的"道德"。

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集体股:存废之争与现实路径

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包含折股量化、股权设置和股权管理等重要内容。作为股权设置中的关键一环,是否设置集体股一直以来备受各界争议。在总结试点地区实践情况的基础上,运用基本法理逻辑对集体股的设置问题进行法律分析,明确逐渐取消集体股的设置并采用公积公益金制度加以替代是大势所趋。针对目前各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存的集体股,宜通过将其转变为公积公益金、全部量化为成员股和降低集体股设置比例的方式予以适当处理。

中西方权利理论之比较研究及其前提批判

'权利本位论'作为当代中国权利理论的代表,以其'权利本位范式'取代了'阶级斗争范式'的主导地位。然而,其'集体主义'和'建构论唯理主义'的理论前提一直隐而不显,更未曾受到有效的批判和挑战,这种状况在理论上导致了中国权利理论的逻辑混乱。把以'权利本位论'为代表的中国权利理论同以'意志论'和'利益论'为代表的西方权利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辨明中西方权利理论的异同,澄清以往对'权利本位论'之理论前提的'个人主义'误会,而且借助哈耶克对'建构论唯理主义'的批判,可以总体检讨中西方权利理论的前提谬误,并可重点批判中国权利理论的'集体主义'谬误。

从示范区域到区域示范:教育示范区运行优化研究——以智慧教育示范区为例

教育示范区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政策推广工具,在推动教育发展和改革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智慧教育示范区为例,对其现状与问题进行考察。随着教育工作对智慧化的需求日益增强,教育部办开展“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提上议事日程。然而,由于“模糊发包”的政策环境,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活动给地方政府带来的风险较高,而激励却不足。因此地方政府选择模仿已有的制度,对示范区建设活动进行拆分。工作主要集中于“示”而忽视“范”,造成“示范关系”的断裂,进而衍生出“示而不范”的难题。为解决该难题,应当强化对智慧教育示范区推广机制的建构,具体而言,应当强化教育示范区的区域辐射能力,以示范区为核心,进一步辐射其所在的城市群,以“区域”为中介工具辐射全国;同时重构教育示范区的“示范关系”,切实促进示范区效能最大化以及立项目标的真正实现。

一种请求权的混合理论

一权利语言无处不在。然而,正如威斯利·霍菲尔德很久以前所抱怨的,尽管权利语言被广泛地加以使用,但它也是"不加区别的"和"不精确的"。[1]为了预防混淆,霍菲尔德致力于区分"一项权利"的若干不同意义,对此他编排了四组法律上的对等关系(equivalences)或相关关系(correlatives)。在这些关系当中,他自己把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这一对等关系看成是"最严格意义上"对权利的设定。

强制与解释法律规范性

在哈特之前,“强制”一直都是解释法律性质的核心概念,哈特基于授权性规则对法律强制论的批评彻底改变了强制在法性质讨论中的支配地位。当前弗里德里克·肖尔致力于复兴“强制”对法哲学的价值,认为强制是法律的一个普遍特征,这一点能够得到经验上的支持,而分析法学的概念分析方法是有缺陷的。法律提供的是审慎的理由,当法律命令和行动者自己的实践推理即关于最好行动的主观判断相抵触时.法律规范性才有存在的空间。因此,离开强制.法律就无法造成实践差异。肖尔通过个人性来解释规范性,忽视了法律规范性的社会性这个更为重要的面向,从而限缩了规范性的范围。从经验上看,相较于哈特的内在观点,肖尔基于“坏人”观点的理论建构更无法得到社会统计意义上的支持。法律规范性是一个兼具个人性与社会性的概念,必须寻求对二者的统一解释.其中“强制”对于个人性的守法行为也许是重要的.但无法有意义地说明法律规范性的性质与来源。

中国刑事法治思维的宽容之维——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分析对象

法治思维的中国践行既需落实规则意识、理性态度、权利思维、正义诉求等普遍要求,也要针对中国特有的思维误区,区分不同法治领域的思维特质。以我国刑事司法宽严相济政策为例,其敌友意识式政治刑法观、政策主导、偏重改造罪犯、群众路线式民意导向、国家本位等特质折射出其理性虚妄、道德僭越、主体异化的根本理念缺陷。我们需要以宽容精神重塑中国的刑事法治思维,确立有限理性、道德边界、主体回归的观念意识,实现刑事法治思维方式与精神气质的变革。

社会运动与权利构造——以我国台湾地区“婚姻平权”运动(2016～2017)为例

马克思主义法社会学视野下的'权利构建主义'学说主张:权利既不来自超验的神力,也不来自实证法基础上的逻辑推理,而是来自具体的社会情景互动,尤其是各种权利相关的社会运动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近年来,同性婚姻平权运动在我国台湾地区逐渐兴起,形成了法律上新的'权利话语'。这一运动不仅仅利用'反对歧视、争取平等'的话语体系为同性婚姻进行价值证成,更在现实中积极发展运动组织,联合政治、媒体与流行文化的'权力',推动了婚姻平权从街头政治走向了法律场域。通过对这一新兴权利案例的实证分析,构建主义的权利理论得到了经验上的论证与说明,并希望为我国新兴权利研究与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带来新的视角与反思。

论司法判决书中的说理性

司法判决书是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重要栽体,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法官疲于快速结案而缺乏判决书说理、判决书缺乏书面交流与对话、说理性论证功能定位不准确等问题。说理性论证应贯穿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形成判决始终,同时在说理过程中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为了保证司法判决书说理的实际效用,需要正当援引法律规则、满足当事人的正当诉求、清晰阐释论证推理过程。在法律解释方法的逻辑指引下,形成融事理、法理、情理、文理于一体的判决书,提高司法判决书的可接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