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中的发包方同意

发包方同意作为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法定条件,其存在的合理性备受争议。但无论是"废除说"还是"保留说"均单纯聚焦于立法的政策倾向以及该制度与现行法律体系的关系,并没有利用现有理论和制度资源实现问题的终局性解决。在"公示要件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发包方同意事实上发挥了权利变动的公示作用,可以将其视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变动的公示方式和生效要件。依循这一解释路径,发包方同意的法定条件和程序规则设计应当符合物权变动公示方式的法定性及形式性。但发包方同意属于合同履行环节的问题,其效力仅限于控制权利变动,并不影响转让合同的效力。

股东大会机关化构造之反思

股东大会机关化构造承载着股东大会整合公司股东利益诉求以及有效监督公司经营的功能预期。然而,股东大会机关化构造论却无法从权力来源、权力内容和组织运行机制等方面证成股东大会成为"机关"所必备的实体组织性。股东大会机关化构造及其体现的方法论整体主义,不仅使我国公司法制无法聚焦于公司实践中真实的利益冲突,还引发了诸多逻辑困境和现实难题。我国公司机关制度应当进行以股东大会"去机关化"为发轫的结构性变革。

网络消费者恶意缔约的司法应对

《民法典》第491条第2款与《电子商务法》第49条着眼于网络消费者的事实上弱势地位,作出了对其权益倾斜保护的立法选择,但在因消费者恶意缔约引发的纠纷中,其与电子商务经营者之间发生了事实上地位的逆转,如何对后者进行必要的救济成为司法必须直面的问题。实践中,法院形成了"合同成立路径"与"合同效力路径"两种裁判路径:前者通过判定网络购物合同未成立,否决消费者的合同履行请求权;后者藉由电子商务经营者行使撤销权消解合同效力化解合同履行的请求,但"合同成立路径"与现行法相悖,而"合同效力路径"面临可操作性障碍。基于权利享有和权利行使相区分的法理,司法裁判应导向"合同履行请求权阻却路径",通过控制合同履行以实现对电子商务经营者和消费者权益的平衡保护。在恶意缔约场合,虽然消费者基于有效的网络购物合同享有合同履行请求权,但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该请求权不能有效行使,仅可借助解除合同,要求电子商务经营者返还已支付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