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替代履行的实体法定位

《民法典》第581条规定的替代履行呈现出“混血儿”特质:从债权人角度观之,债权人可借助替代履行获得实际履行从而实现合同目的,其与实际履行请求权极为接近;自债务人角度观之,因债务人须承担替代履行的费用,替代履行与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亦有相似之处。从《民法典》第581条将替代履行的适用范围限定于不得强制履行的债务可知,替代履行不同于替代交易,替代履行的费用求偿权亦非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而是一种独立的违约救济措施。现行法中关于实际履行和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则不可全盘适用于替代履行,须结合替代履行的体系定位逐一判断。此外,替代履行是对替代执行的突破和例外,其适用范围应当有所限制。

从社会契约到服从习惯:边沁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

边沁基于功利主义和拟制理论对近代社会契约论进行了批判。本文分析了边沁批判社会契约论的内在理路和服从习惯概念的内涵,并认为他实际上用基于功利考量的服从习惯取代了社会契约,并把服从习惯作为政治合法性和政治义务的来源,这为他后期主权理论奠定了基础,也是近代自由主义内部理论转型的表现。分析边沁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有助于从功利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近代自由主义的发展。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条款的理解与适用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条款明确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和起诉主体。结合现有学术研究成果和具体司法实践情况来看,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提起条件应当满足个人信息处理者主体适格、存在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并且损害了众多个人权益三项条件;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三种法定起诉主体应当分别定位为主要起诉主体、必要起诉主体和补充起诉主体;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具体路径选择需要结合两种公益诉讼模式的立案条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主体类别以及处理主体与信息主体之间的关系具体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