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礼制对中国传统文明秩序的构建

礼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创造了符合中国地理历史特征的政治传统与社会秩序。商周与秦汉两个时期开创了适应农业社会的“大一统”格局,周秦礼制在事功、疆域和物质文明上为统一国家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稳固的思想文化基础。几千年来,各民族政权继承与发展汉“礼”,各朝礼制在儒家伦理价值观的引导下推行教化,于不断变革完善之中逐步构建起尊卑有序的共同体秩序,并由于礼义文化对社会伦理关系的全方位塑造而闪烁着文明的光辉。相较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中华文明显现的延续性特征得益于各朝重视通过官方修典来总结兴衰治乱的智慧经验,通过构建中央集权体制来实现对天下土地与人口资源的全面掌控,以及宗法体系形成的集体主义传统和“家国一体”的整体秩序观。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礼制中以长幼亲疏为基础的人伦法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国家荣誉体系:尊崇人民力量的政治象征系统

国家荣誉体系是国家建设的象征领域,中国国家荣誉体系是包含了荣誉制度法律体系、颁授仪式、纪念日设立、公墓建设等一系列内容的整体设计。现代中国国家最高荣誉体系由“五章一簿”组成,国家勋章从称号冠名、勋章设计、表彰决定、颁授主体、制度立法、颁授仪式的时间空间要素等诸多方面彰显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体现了人民意志对国家象征资源的支配,反映了国家的政治价值观,指明了未来的道路选择。人民群众是生产实践的主体,具有改造世界的根本性力量,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人民性思想的重要内涵。国家荣誉体系坚持人民是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和创造社会历史的主体,尊崇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彰显人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史上的功绩,强调劳动人民在国家建设中的贡献,以此塑造中国的国家认同。国家荣誉体系的人民性决定了国家最高荣誉具有的至上权威。

国家建设:符号系统政治功能的转向

随着人类历史发展至近代,国家成为世界主要主权单位。传统帝国的等级秩序逐渐解体,确立了主权原则的现代国家不再以开疆拓土为使命,而是必须将重心放在国家建设上来,实现国家的发展与强大。相应地,曾经创造了王权统治神话的政治符号体系的任务也不再是维护等级专制,而是作为上层建筑内容之一担负起维护国家统一、构建国家认同、助力国家治理、实现社会整合等使命。针对现代国家需要完成的合法性建设、共同体意识建设、国家能力建设和权力关系建设等任务,符号体系的政治功能从神化转向象征、从区分转向整合、从控制转向治理、从支配转向动员。政治符号功能四个方面的转向也体现了当今世界各国面对国际竞争推进社会发展实现全球治理的主题与追求。

国家认同:现代多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的构建目标

现代民族国家大都是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成员的身份是多重的,因而他们的认同结构也有层次性。国家认同整合了各民族的历史、传统和信念,体现多元一体的价值,居于最高认同层次。为实现构建共同体意识的最终目标,国家认同通常借助政治符号的作用使多民族国家成员对国家的感知具象化;并且通过政治仪式以情境化方式在时空场域中凝结共同记忆。新中国70年的建设实践表明,多民族国家在发展建设中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民族团结,通过共同繁荣保持民族的特性与文化的多样;同时在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中增强了共同体意识。

偏好与价值:国家建构中的整体目标与个性兼容问题

现代国家的政治系统是通过人类理性构建的,但是社会生活要解决的是人们的非理性偏好,就是公共生活中每个人的偏好应该依据什么价值标准以怎样的方式被安排的问题。国家建构的整体性要求和个性偏好的福祉性要求,对政府在不同情境下调整政策以提高现实适应性提出了兼容的要求。二战之后各国进行国家建设的现实需求决定了在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的同时,不能削弱国家在治理方面的能力,忽视政府创造公共价值、管理绩效方面的职责。国家能力不足不仅将导致贫困、腐败等困境,并且也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带来国际危机、经济衰退等问题。国家构建因而成为当下世界政治的核心议题,这是确立政治价值的最重要情境。政府的功能不是满足偏好,而是引导构建国家整体性秩序的总目标,并向公众提供适合时代的公共价值。

社会抗争何以可能--以反支配的权力为视角的分析

社会抗争过程在本质上表现为权力的生产与运用过程。社会抗争者所塑造的权力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支配性权力,而是反支配的权力。社会抗争之所以可能,其根本原因在于抗争者受到支配性权力的压迫,其动力来源于抗争者所生产的反支配的权力,其过程则体现为反支配权力的生产和运用过程。在反支配权力的运用过程中,社会抗争者会在既定的社会结构、场域和情境中不断地触探权力关系网络,运用各种反支配的策略以实现自身诉求。

试论食物在社会支配结构中的等级区分功能——以18世纪之前的香辛料胡椒为例

中世纪人们对世界的思想认识中有着对等级背景的强烈依赖。作为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来自东方的胡椒等香料履行着政治符号的等级区分功能,在13至17世纪风靡欧洲。在对香料的探寻过程中,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找到了通往东方的坦途,由此兴起的东西方贸易以及引发的战争和掠夺,使得香料的消费人群发生改变、总量激增,并最终引起人们香料观念的变迁。香料消费的普遍化虽然使其最终失去区分等级的功能,但各国统治阶层通过获得远途贸易和种植园经济带来的巨大利润,创造出对殖民地的掠夺实力。香料的祛魅过程,是欧洲社会主流观念摆脱中世纪封建等级特征、发展为商业利益主导的现代权力支配观念的过程,也是塑造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过程。

当代西方城市权力研究比较分析——以纽黑文城市权力研究为案例的考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对美国纽黑文的城市权力结构和分布状况的考察中,达尔运用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在考察纽黑文城市重建项目的政策制定等方面后认为,纽黑文市的权力是多元均衡分布的;多姆霍夫则在分析纽黑文市不同阶层成员在声望、决策和职位等方面的差异后指出,纽黑文市的权力是由占据支配地位的统治阶层控制着的。达尔与多姆霍夫关于城市权力研究方面的争论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当代城市权力和城市治理研究奠定了基础。

网络民族主义对中韩公共外交的影响及对策

近年来,中韩两国民众之间的往来日益频繁,随着彼此了解程度的不断加深,误会与摩擦时有发生,这对双边关系的和谐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特别是随着两国互联网人口的急剧增加,作为网络外交的衍生品——网络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对中韩两国公共外交关系的影响不可小觑。因此,两国政府应该在构建软实力和公共外交战略方面积极投入,在完善公共外交的统筹协调、危机应对和新闻发布机制、拓展公共外交渠道、规范媒体、网络言论管理、重视"中国通和韩国通"等人脉资源、强化"人文纽带"等方面加以助力,打开中韩公共外交的新局面。

理解国家认同——关于国家认同的构成要素、困境与实现机制的思考

在现代社会,国家认同不仅需要社会成员认同自我的公民身份,认同国家的领土、历史与文化价值观念,而且需要认同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具有多重群体认同,既可能由于文化与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而使各种群体认同优先于国家认同,也可能在消费主义与全球化的作用下弱化、消解甚至颠覆既有的国家认同。任何加强与巩固国家认同的机制都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受制于既有的社会现实境况。只有合理强化国家能力,逐步消除贫困,矫正社会不公正状况,强化公民教育,保障宪法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的法治化与民主化,才能不断加强和巩固国家认同。

大数据与公共生活:冲击、风险及治理反思

大数据可能对我们的公共生活带来巨大的冲击与影响,引致一系列社会风险和挑战:首先,大数据会对常规的政治社会化系统带来冲击,挑战既有的政治社会互动逻辑,撼动政治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其次,大数据会对社会权力结构与交往关系带来冲击,削弱既有权力的制度逻辑,改变群体、个体间的资源分配关系;最后,大数据会对公共参与和公共事务带来冲击,使政治过程呈现不可控性和治理规则的去价值化,从而区别于传统政治过程和治理模式,引发新的社会问题、政治困境和治理黑洞。在合理评估和判断大数据的风险级别与性质基础上,我们应遵循市场化、法治化、责任化和民主化的发展路径,提升国家对大数据的总体治理水平。

疫情下城市记忆对国家认同的构建——兼论社会结构变革的情境化

现代化使城市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也承担了大多数的社会风险。城市在疫情等重大危机事件中付出的代价与社会成本远超乡村,对它进行解读需要关注的不仅是其产生的社会机制,更是它出现的社会历史情境,即从人的行为到制度对社会结构的改变。在中国,伴随着8世纪开始的国家权力中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移,城市占据了财政和军事上的支配地位,形成了新的城市社会意识。城市中陌生人之间的相互依存产生包容性的身份认同,构成了共同的城市社会记忆。疫情带给城市的考验是整体的,既有政府的权威,也有官员的作为,显露出城市社会结构的分化和权力格局的演变,并冲击着社会成员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城市管理的终端,社区继单位之后融合陌生群体,产生多重身份归属,使城市基层社会结构在疫情中得到巩固。城市中风险地区的比较与划分也产生不同于以往的风险意识和符号体系。疫情情境也创造了城市公共空间,通过仪式操演产生心理上的共同记忆,并通过城市景观、物产、人文秩序法则和民族主义情绪等完成从事实现象到象征符号的转换,促进国家认同的产生。

政府电子公共服务的内涵和外延

在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方式、模式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政府仍然是公共服务投入的主要来源和供给的基础力量,还承担着提供财政支持以及安排、主导并联合其他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为使"政府主导、多元合作"这一创新型的公共服务模式在网络空间以政府电子公共服务形态高质高效地运作,亟须引入多学科力量联合攻关,解决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之间的资源共享、良性互动、业务协同等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在于厘定政府电子公共服务的内涵和外延,以达成各方共识,为系统建构政府电子公共服务概念体系、逻辑框架和实践模型创设条件,亦为国家正在积极推行的电子政务建设以及大力推进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基础支撑。

云计算环境下政务信息资源管理运行和约束机制

利用云计算环境这样一个开放程度强、风险性高的模式来对大量必须公开的和需要保密的政务信息资源进行安全、有效的管理,对政务机关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政务机关应怎样建设相应的运行和约束机制,以保障云计算环境的规范、有序,使其信息资源管理发挥最佳效益,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旨在对此进行探讨。

何为“自愿”?——当前的争论及其方法论反思

"自愿"是具有重要道德、政治和法律意义的概念,但学术界对到底什么是自愿仍然存在严重的分歧。一种观点以奥莎莱蒂为代表,认为自愿是"中立于道德价值"的概念;另一种观点以韦瑟姆为代表,认为自愿是"道德化"的概念。基于德沃金的概念理论,本文认为自愿是一种"阐释性概念",而非"标准型概念",价值阐释而非语义学分析才是正确的研究方法。

社会抗争的解释模式再思考

在社会抗争现象的阐释上,学术界现有的研究观点基本上可以纳入以规则、权利、阶级或伦理为核心的解释模式。从权力的角度分析,社会抗争是由于某些行动者受到支配性权力的压迫导致的,社会抗争的动力来源于抗争者所生产的反支配的权力,其过程则表现为行动者之间支配—反支配的斗争过程。社会抗争的权力解释模式并不会与以规则、权利、阶级或伦理为核心的解释模式完全对立,而是可以相互促进,有助于提出一种具有解释力、概括力与综合性的关于社会抗争的阐释模式。

社会公正何以可能

社会不公正所以持续存在,其原因主要在于,那些在客观上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群体或个人被某些掌握支配性权力的行动者所压制、控制或吸纳。因此,他们要么根本没有意识到自身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要么自愿服从、默认、忍受或屈服于社会不公正状态。在这种情形下,社会行动者只有生产或激活足够强大的反支配的权力,才可能抵制、反抗甚至颠覆那种支配性的权力,也才可能变革社会不公正状态。社会公正的实现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在各种行动者进行支配-反支配的斗争过程中逐步前进的。

能力主义的充足性原则:能力与社会正义

充足主义认为，当每个人都拥有充足的物品时，就能实现正义。本文将在能力路径的一般框架内重新解释充足主义的观点，并试图表明，当我们围绕着自由、多元主义以及对诸种核心能力之间的经验性联系的关注等能力主义的主要洞见来构建充足性原则时，它就是一种合理的社会正义理想。相应地，我们将阐明，一种运用这种方式所建构的用来评价社会正义的框架会是什么样的，并将解释能力主义者为什么应当接受充足主义。为此，我们详细阐述了能力主义的价值是如何支持充足性观点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区分出三种核心能力：与生物性和物质性需要相关的能力，与作为能动者的个人的基本利益相关的能力，以及与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个人的基本利益相关的能力。我们将论证，在每种类型中，如果要想使人们获得充足的能力，就需要采取不同的分配模式，而这些不同的分配模式取决于能力本身如何运作及其相互之间如何关联。这一论证为能力主义者思考社会正义的方式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并且改变了我们从社会一政治的视角识别社会正义问题的方式。

作为正义之主题的结构

结构性不正义是一种道德过失,它区别于由国家政策或个体行动者所导致的错误行为。结构性不正义存在于各种社会过程中,它使许多人用于发展和运用其能力的手段受到系统性的支配或剥夺的威胁,并使其他人得以实施支配,或拥有更广泛的机会发展和运用他们所具备的能力。社会结构表面看来似乎是客观的、既定的和具有约束性的,它并非通过某些个体控制他人这一直接强制的形式来实施约束,而是以阻碍他人发展潜能的方式更加间接地、累积性地实施约束。人们的首要责任并非促进实现正义的制度,而是促进实现正义的结果。只有当人们关注正义时,才有希望通过变革结构来消除当前的不正义。

政治的狮皮:马克思论共和主义

许多政治理论家认为,卡尔·马克思认可"个人主义的神话",因而没有认识到共和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价值。本文指出了上述解读的错误性,并且提出,只有将共和主义作为一种主要的关注对象,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本文进一步主张,考察和审视马克思对共和主义的批判不仅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而且也可以为当代研究共和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家提供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