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权利正当性的政治学分析

公民权利问题是法学、政治学等学科普遍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文章主要从公民权利的概念分析入手,从政治学的视角即政治合法性、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三方面来论证公民权利的正当性。文章认为,公民权利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资源;公民权利是政治发展目标得以实现的客观要求也是其动力;公民权利是政治稳定的内在要求。

绿色政治：将自然关怀与环境思维引入政治维度

环境问题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日益成为全球性的焦点。环境的恶化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类自身的生存和生活方式。绿色政治运动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产生的,并迅速发展成为一支有很大影响的政治力量。如今在西方发达国家绿色政治理论已广为人们接受,虽然它相对于其他主流政治理论还只是个"婴儿",但是其强大生命力是不容忽视的。生态环境在今天的中国更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对西方绿色政治理论不能简单复制,而是要用中国的丰富历史和文化经验,以一种在中国背景下可以理解的方式来吸收和借鉴这种意识形态。

试析公共舆论的内涵与功能--基于公共舆论与民主政治关系的分析

作为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公共舆论建设是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创新和机制优化的重要方向。公共舆论功能的有效发挥,能够进一步促进民主政治发展所需要的理性因素的成长并降低政治运行成本。同时,公共舆论功能的有效发挥又离不开在民主政治框架内对其作用机理的进一步界定和明晰,只有在对公共舆论的功能和其作用机理的正确认识基础上,才能实现公共舆论与民主政治发展的良性互动和相互促进。

政治文明的基本形态:责任政治

政治文明反映着人类政治生活的文明化,表现为文明的政治形态。责任政治的精神蕴涵与政治文明的内在价值之间存在着契合关系,责任政治是政治文明的基本形态:政治文明的实质是民主政治,而责任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内在规定和本质特征,与民主政治有着共同的基调;信用政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也是责任政治的逻辑前提;人本政治是政治文明的基本理念,也是责任政治的内在情怀;理性政治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涵,也是责任政治的固有精神。

现代国家治理视域下压力型体制的责任政治逻辑

基于现代国家治理角度审视压力型体制,可以推进压力型体制研究内容的拓展与理论阐释的深入,进而揭示压力型体制的治理要求与治理路径。根据责任政治的构成要素与内在环节,可从权责结构、职责界定、究责机制、督责举措四个维度考察压力型体制的责任困境。对此,应在科学划定权责关系的基础上正确看待不同主体,在促使公共权力符合相应职责的基础上强化职能重构,在协调刚性与弹性、决策与执行、规则与绩效的基础上推进责任追究,在督促并引导主体落实各自任务的基础上实现督责目标。

论网络政治表达权的法律保障机制--以匿名权为核心视角

表达自由权是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现实权利三种权利属性的综合体,网络表达自由权是表达自由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表达自由在网络空间的表现形式。而网络具有的匿名性特征为公民匿名行使政治表达自由权提供了物质和技术的可能,并成为政治表达权利本质中的一种天然属性。然而,网络匿名政治表达权与网络实名制之间存在着现实的冲突,因此实行有限的实名制就成为必要,即排除网络政治表达的实名制,将实名制局限于非政治性的网络商业活动和网络民事活动。

简论城市社区民主政治建设

城市社区包括城市整体社区和城市邻里社区两个层次,它们构成城市基层民主发展的二元格局,只有将两个层次的民主建设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推动城市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建构一个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的健全的民主社会,也才能解决社区建设和城市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社会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一项学科史考察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不仅应当从自身学科的范式转换和新旧嬗变角度加以考察,而且其产生和发展历程还处于社会科学演进及各学科交融的脉络之中,多学科与多源流的分析视野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在推进前沿发展、延展研究范围、更新研究方法方面的有益成果。现实主义取向的理性与经验的划分、实证主义取向的解释与诠释的划分、个体主义取向的结构与能动的划分构成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背景,并在塑造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形态和格局的同时为其提供了动力。通过考察经济学、社会学与政治学中新旧制度主义路径的演变历程,以及新制度主义四个主要流派在政治科学中的确立过程,可以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议题深化、理论建构与方法更新进行跟踪及评价,并对其发展前景做出整体把握。

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青年绿色消费模式的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当代青年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也随着发生变迁,在西方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下,当代青年消费出现物化意识观念下享乐型消费盛行、个人主义观念下符号型消费凸显、异化消费观念下消费理性失衡等消费误区。后物质主义作为绿色政治理论核心价值观之一,其提倡的生态优先发展、绿色消费、理性平衡等观念能为青年绿色消费模式的建构提供理念导向。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是当代青年绿色消费模式建构的必然选择,绿色消费模式建构包含三个转向,即从物质——享乐型消费到后物质——生态型消费、从个性——符号型消费到需求——发展型消费和从欲望——异化型消费到理性——适度型消费。

中国合作型社会管理的路径选择--以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共治为视角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蓬勃发展,随着改革的深化,政府逐渐显示出对非政府组织的资源依赖及合作意愿,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合作机制初步形成。然而现阶段政府与非政府之间的关系是非政府组织从属于政府的非均衡性形式合作,原因在于非政府组织的自主性缺失。因此,在中国政府主导的政治生态下,有必要创新政府理念、制度及社会文化,强化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培育、引导,发展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实现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双重主导的合作型社会管理体制与格局。

创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完善智库建设七项机制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坚持服务理念，实现服务决策、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统一，一流的智库不仅仅只是服务领导，还要能服务于社会需求，能引领社会思潮，而最终的目的是服务人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重点加强整合机制、准入机制、竞争机制、供给机制、转化机制、共享机制和培育机制的建设。

现代国家建设视域下的中国省制变迁：建置扩展、功能演化及意义衍生

省制变迁是国家制度的历史延续与国家建设的重要反映,从现代国家建设角度审视近代中国的省制变迁,可在考察省制变迁同国家建设相互作用的同时,充实省制构建、省制改革及省制扩展的研究内容。近代中国省制变迁受到宏观时代背景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并通过国家权力的空间配置来实现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基于近代中国省制变迁的历史逻辑与政治逻辑,能够在省制规模的建置扩展、省制角色的功能演化、省制性质的意义衍生三个方面,分别认识省制变迁在国家建设中的制度调整和结构优化、阶段任务和职能转换、认同构建和象征塑造。

决策模式与日本环境外交--以日本批准《京都议定书》为例

在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后,日本国内针对是否批准议定书产生了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只有美国批准议定书,日本才能批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日本应该在全球环境事务中展示出领导者的姿态,即使美国退出,日本也要批准议定书。本文从政策决策的视角来解释日本批准《京都议定书》的立场。文章认为,日本除了受其环境外交的政治目标驱使之外,非政府组织的推动、欧盟的压力以及国内产业界的让步都是促使日本选择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原因。尽管日本批准了议定书,但由于认定议定书对日本不公平,因此日本试图在"后京都时代"脱离《京都议定书》框架。

日本和印度两国关系走向的探析

日本和印度同为亚洲国家,近年来日印两国不断接近,其双边关系的发展值得关注。日本是外向型经济国家,需要不断开拓海外市场,而印度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是一个潜在巨大的市场。日印经济关系的发展互有所需,日方着眼于印度的巨大经济发展潜力,印方侧重于日本的技术与资金。

浅析近年来日本对东南亚的能源外交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是东南亚石油与天然气等能源储藏量较为丰富的国家,而日本是石油与天然气等能源资源极为缺乏的国家。长期以来,东南亚是日本开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重点地区。为减少能源进口来源地过度集中的风险,日本在已有与东南亚国家传统关系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对东南亚地区能源富产国的外交。

政制创新的尝试与夭折——辛亥革命失败的新制度主义反思

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政制创新运动。辛亥革命在中国政制变迁史上打破了王朝循环的路径"锁定"状态,把中国政制强行拉出了帝制轨道,并尝试创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是辛亥革命未能有效地完成政治创制,政制创新进程随着共和国政权的旁落而夭折。从当代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来反思,以同盟会为代表的政制创新行动集团无疑属于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弱势行动集团,其集团内部普遍存在的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问题,有效创制所需行动资源的匮乏,意识形态的弱内聚力与整合力,加之作为内在制度的传统政治文化对政制创新的阻滞等,都决定了其无法在旧制度突然崩塌以后的近代中国完成填补权威真空和制度真空的历史使命。

基层权力“家族化”危机及其现实根源

基层权力“家族化”是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毒瘤，近年来，这一现象正爆发性、多发性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如果任由这种现象蔓延，中国就可能会形成一种权力家族化和地方权力黑社会化的状况，而它的产生既与传统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息息相关，又与我们国家既有的体制性障碍密不可分，厘清这些根源对于制定相关消解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执一”与“用中”——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道

从长远和整体的视角看,长期徘徊于姓"社"与姓"资"之争、长期陷入"计划"与"市场"之争、长期"折腾"和内耗于政治运动之中、长期滞留于政治挂帅的发展道路之中和以机构改革为中心的政府改革长期循环于"精简"与"膨胀"之中等五大因素,严重影响了1992年前中国的经济增长。要有效抑制或减少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首要之道是坚守自1978年以来逐步凝聚起来的持续的、基本的"共识",也就是必须"执一",它们支撑起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共享信念体系"。在当下,坚守"共识"意义尤为重大:它是和平协商的基础、提振信心的源泉与促进和谐的黏合剂。其次要在坚守"共识"的前提下"用中"。"用中"的精髓在于"动态调整、权衡取舍",充分体现灵活性和宽容性。中国应将"用中"浸透到改革发展的每一个过程与细节之中,并在每一个过程与细节中一点一滴的"增量"。而"增量"不仅仅体现在财富上,更重要的是显现于政策、规则与观念中。

孙中山思想中被忽视的四个问题

孙中山思想研究尽管不绝如缕,但还是有一些问题被忽视了。比如,身为"公仆"的官吏,到底有无"自由"?资本家是否真的残暴而没有"良心"?马尔萨斯人口学说,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是耶非耶?中国社会性质到底是"半殖民地"、"全殖民地",还是"次殖民地"?在澄清、反思这些问题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虽然孙中山在思考这些问题时不够严密和缺乏逻辑,但是他的真诚和无私是举世罕见的;孙中山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他的思想揭露了时代的问题,更在于孙中山形象集中表征了中华民族解决问题的持久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