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模式与日本环境外交--以日本批准《京都议定书》为例

在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后,日本国内针对是否批准议定书产生了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只有美国批准议定书,日本才能批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日本应该在全球环境事务中展示出领导者的姿态,即使美国退出,日本也要批准议定书。本文从政策决策的视角来解释日本批准《京都议定书》的立场。文章认为,日本除了受其环境外交的政治目标驱使之外,非政府组织的推动、欧盟的压力以及国内产业界的让步都是促使日本选择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原因。尽管日本批准了议定书,但由于认定议定书对日本不公平,因此日本试图在"后京都时代"脱离《京都议定书》框架。

公共环境服务供给模式研究

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公共环境服务是政府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的环境物品和环境服务的公共活动。目前我国公共环境服务供给中存在供给主体单一、可销售性差、市场化水平低和政府责任缺失等问题。政府应当制定保障性公共服务的最低标准,合理配置公共资源,重构公共环境供给模式,优化环境服务结构,逐步缩小不同区域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公共环境服务差距,最大限度地克服公共资源分配不公现象,解决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环境服务需求和落后的公共环境服务生产和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以均等化为目标不断满足社会的公共环境需求。

后冷战时代日本环境外交战略研究

冷战结束后,环境议题成为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重要手段,其纳入日本对外战略框架有着深刻的国内社会背景和国际政治环境,以对外输出资本和环保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日本环境外交战略在树立环保大国形象及提高国际声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公益性的实施方式并没有改变其作为一国外交政策的利益性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