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大考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邵彦敏教授访谈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一次重大检验,疫情防控所取得的重大阶段性进展凸显了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以及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优势,这些制度优势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基础。本次疫情防控期间,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发挥了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顶梁柱"的作用,再次有力回击了公有制和国有企业低效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强化制度执行、坚定"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是进一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主要进路。坚定自身立场、讲好中国故事、积极贡献中国智慧,是在"破"中求"立"中彰显制度优势,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际话语权的基本途径。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基于“资本”范畴的分析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变革、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正是立足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赋予政治经济学范畴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全新内涵,发动了“术语革命”。从资本范畴来看,马克思批判并革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将资本理解为物的观点,揭示了其“社会关系”本质,归正了对资本的理解,开显了资本的本真意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不仅起到了革新政治经济学的巨大作用,而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证实、丰富、完善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自由的解放”:论马克思主义对主体实践“元信念”的重估

主体实践的“元信念”具有作为主体实践的起点和动力的“元原因”和作为主体实践的终极标准的“元尺度”两重意蕴。然而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义务论对这两重意蕴的解释都因其理论体系的封闭性和自足性而无法与主体实践进行彻底的结合。马克思通过将社会历史的视角重新引入对主体实践“元信念”的解释中,通过对“自由”和“实践”的同一化理解,指出主体实践的“元信念”正是能动的实践在具体社会历史中不断展开的倾向。因其受到了阶级社会的深重阻碍,故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与阶级社会彻底决裂,在“全部可能性展开”的共产主义社会中通过对实践活动作为“第一需要”的认识才能实现主体实践“元信念”两重意蕴的真正统一以及其自身的彻底完成。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主要内涵及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具体应用,其超越了以往各种主义历史观所存在的问题,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清除了唯心主义在历史观领域的统治地位,实现了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与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揭开了人类历史普遍发展规律的秘密,找到了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与科学理论的指导,在当今依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和实践探索——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研究》

自20世纪初引入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一系列变革和发展,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独特的历史过程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演变,也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研究》一书是一部深刻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的重要著作,系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实践过程,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旨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启示。该书通过三个主要编次,分别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般方法论、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以及实践探索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教学重难点探析——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题研究》一书通过专题的形式,深入系统地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教学展开研究,剖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以及热点问题。该书共有十个专题,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畴、概念以及原理之间的内在关系展开讨论,基于逻辑与历史互为统一的原则,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与整个理论体系。前两个专题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孕育、创立以及科学证明,强调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阐述与论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最为光辉的篇章之一,并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编著,需将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恩格斯对自然观的理论阐述历史性和逻辑性相统一,以完整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发展主线。

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在中国的实践与创新——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研究》

《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研究》一书旨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在中国的具体应用与发展,分析其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以及中国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结合本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进行创新性发展和实践,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新媒体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路径探析——评《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研究》

当前,中国正锚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疾步阔进。在这个过程中,思想意识形态建设,尤其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在高校大学生中的传播就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中国社会进入数字化时代,如何借助新媒体手段,促进马克思主义在高校领域实现更高效率、更高水平的传播,也是研究者们正在探究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研究》一书借助问题寻踪的方式和传播学的理论视野,探究了新媒体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新模式、新路径和新方法。该书共由五个章节组成。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容及价值——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七讲》

近些年来,学者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不断升温,不管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研究内容上,都较之前有了很大变化,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新闻研究以及实践工作中的地位界定仍不够明确,新闻观的很多理论与问题也需进一步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西方新闻观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仍需深入阐释,以及新闻观研究存在碎片化倾向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七讲》一书就尝试对当前新闻观研究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进行探讨和解答,阐释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内容以及时代价值。

大历史观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大历史观通过纵向历史视角与横向全球视野的双向互动,全景式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的时代坐标。民族复兴实现历史性跨越的纵向坐标与百年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的横向坐标相交,形成了“两个大局”交织交汇的“新的飞跃”的时代印记。立足中华民族复兴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横纵视域,从理论形态上看“新的飞跃”的时代印记分别呈现为:当代使命传递的行动指南、科学社会主义的崭新篇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源泉;从实践形态上看呈现为:民族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世界社会主义驶出低潮而迈向振兴、人类现代化文明进程的全新路向。

以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为基础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探析——以吉林大学为例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是一个经过长期发展形成的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涉及新闻传播学科的根本性问题,是新闻传播实践的方向和旗帜,是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石,是高等院校和新闻机构必须坚持学习和运用的思想武器,其基础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采取"文献+实践"的理论深化、"被动+主动"的知识应用、"理论+实操"的业务训练以及"竞赛+科研"的能力提升等机制,通过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宏观的社会背景相结合、与时事新闻讲评相结合、与新闻业务训练相结合、与新闻伦理教育相结合、与学术启蒙相结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道路上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以“两个结合”继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善于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理论创新来源于对历史经验的镜鉴反思和对时代问题的礼敬回应,“两个结合”的形成与深化具有一个历史性过程,并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在以“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进一步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科学认识、创新了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了新时代的重大历史课题。新时代新征程,以“两个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需要在着眼时代要求、把握文明特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两个结合”的交融互动,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继续推向前进。

马克思的数学研究及其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

数学是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和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工具。马克思数学研究的进阶路径符合人对事物认知的一般规律,马克思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是其钻研数学的根本前提,马克思开创了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研究数学的先例,为当时数学、经济学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协调发展提供了光辉范例。马克思推动了高等数学的发展,提出“无穷小量”与“0”之间的辩证关系,独创了■求导法,系统梳理了“神秘微积分”“理性微积分”“纯粹代数微积分”的特点和不足,敏锐发现了代数学向微分学转化的环节,揭示了微积分的本质。马克思借助数理逻辑,在阐释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发现了剩余价值论,并用数理逻辑、文字逻辑和现实事例论证了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严谨完成了《资本论》整体理论建构。新时代科学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可强化数学及其他基础学科交叉应用研究,在解决时代问题中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理理论。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新文化生命体建构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提出了“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重大原创性概念,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建设使命。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诞生是中国近代遭遇西方殖民入侵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自我免疫”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及其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两个结合”,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命之源”。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视角看,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生命体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体,同时也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文化生命体,它通过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获得了它的世界历史定向。

马克思“人化自然”对费尔巴哈“自在自然”的批判性超越

通过对观念论建制的颠覆和瓦解,费尔巴哈摧毁了德国形而上学的神秘基础,并将哲学从超感性的天国唤回到了感性的现实之中。他以直观中的自然和人作为“未来哲学”的出发点,并构建起了一种以自然主义为根基的人本学。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哲学的这一构想尽管恢复了感性自然的本体论意义,但同时却使人沦为非现实的抽象物:一方面,直观中的自然只是以自在存在的状态与人相对立;另一方面,人在“自在自然”中仅仅具有对自然的纯粹依附性。一言以蔽之,自然与人在本质上相分离而失却了彼此间的内在同一。与之相异,马克思从人与自然之间内在的同一性出发,在批判直观哲学范式的基础上将自然把握为与现实的人密切相关的“人化自然”,并揭示了其在人的感性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三重内在构境。据此,马克思实现了对费尔巴哈“自在自然”的批判性超越。

异化逻辑—生产逻辑—资本逻辑: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演进

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是指引无产阶级及全人类实现自由与解放的重要科学理论,其形成经历了三次逐渐递进的逻辑转换:首先,马克思秉承人本主义先验的异化逻辑,通过对劳动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的对比,提出实现劳动的复归,完成了劳动解放的最初表达;之后,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生产逻辑,通过揭示“劳动一般”对人类解放的普遍人类学意义,完成了劳动解放的科学表达;最后,马克思聚焦政治经济学批判构境中的资本逻辑,通过阐释“现代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状态及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作用,完成了劳动解放的最终表达。清晰梳理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演进逻辑,不仅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而且能够促进现实劳动解放事业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模式探寻及推进路径

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事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需要适当的理解模式,摆脱“体用之争”;其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论旨趣、理论特征和理论任务方面具有内在的契合性;最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应以问题意识为导向,通过建构话语认同,在其共同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呈现。

意识形态“灌输论”与“生成论”的协同性——兼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制度化建构

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经历了从否定性到阶级性的转换。在意识形态概念性质演变的基础上,列宁和葛兰西分别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提出了两种视角不同的路径,即意识形态的“灌输论”和意识形态的“生成论”。两种路径的提出也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制度化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撑: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好“灌输论”和“生成论”的协同效应,提升意识形态宣传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要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和教育人民。同时,积极培养党的有机知识分子,构建无产阶级为主导的联盟,不断扩大社会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性。

马克思晚年共同体思想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联探赜

马克思晚年共同体思想与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具有深厚的内在关联。在时代背景上,二者皆是基于时代问题的创造性构想;在理论旨趣上,二者同是为了实现对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超越;在生态意蕴上,二者都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给予充分重视。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非无源之水,具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渊源,马克思晚年共同体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源头活水。

从“剥削的非正义性”到“可得利益平等”——兼论柯亨对马克思剥削理论的解读与重构

剥削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方式驳斥的重要依据。然而,以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意志主义以自我所有原则为基础,推导出正义持有三原则,对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展开了批判。为了正面回击诺齐克自由至上主义及其挑战,维护社会主义的平等,柯亨从道德规范维度对马克思的经典剥削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解读与重构。从对经典剥削理论的质疑到重新建构规范性剥削理论,从“剥削的非正义性”到“可得利益平等”,柯亨的理论探索具有明显的分析哲学韵味,这对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也要注意柯亨对马克思剥削理论的误读和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