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文物室藏古陶文

吉林大学文物室藏着一批古陶文实物 ,皆未经著录。作者按国别与时代 ,对这些陶文作了分类整理。文中对若干陶文的释读 ,提出了新的意见。

建国后科技古籍整理述略

科技古籍是祖国文化宝库中一笔珍贵的遗产.它记载了我们先人对科学技术的伟大贡献.其渊源深远,蕴含丰富,涉及广博,使中外学者赞叹不已.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总叙》中说: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后二人所校勘全是科技古籍.刘歆《七略》中,《诸子略》的墨、杂、农三类,《兵书略》的阴阳、技巧两类,《数术略》的天文、历谱、杂占3类,《方技略》的医经、经方两类,皆含科技古籍.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类别又有发展,经部的乐类,史部的时令、地理、考工,子部的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数术、谱录(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道家(炼丹)等,多数是科技古籍.

清末吉林崇文书院考略

吉林崇文书院的创办是清末吉林教育史上的大事,可以视为北华大学的前身。利用方志、奏折、档案等史料,对崇文书院的创办年代、经费来源、管理制度、停办原因等方面进行说明,揭示了崇文书院的历史轨迹。

古籍数字化的现状与发展方向

古籍数字化取得可喜的成就,也面临诸多要解决的问题。古籍数字化的发展方向是建设一系列符合统一标准且具有较高水准的专题数据库,需要凝聚IT领域和文史研究界两方面的智慧对相关问题深入研究。

狱律与旁律——出土秦汉律篇形成过程探微

秦代律篇主要是以职官律和职事律间杂方式进行分篇,至秦末职官律逐渐向职事律转化。汉初完全继承了秦代的法律体系,并将与盗、贼、亡、收、复、迁等犯罪行为逐渐作为重要的约束对象,而对于抓捕、鞫审、告劾、拘押等有关官吏规范法律进行集合,形成了规范刑事犯罪为主体的“狱律”,其他具有规范性质的律章则放入了“旁律”。至此形成了“狱律”“旁律”体系的二分结构,而“旁律”则作为“狱律”条文的重要来源。

李约瑟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引释我国古籍之商榷三题

英国剑桥大学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一部享有盛誉的著作。他的这部巨著和其他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著作,对这个学科的建立有开榛辟莽的草创之功。但是由于李约瑟博士对中国科技史进行宏观研究,视野广阔,博极群书,使他难于对每一部古代文献的细节进行校勘和审核,又加上中英间语言的障碍,古今汉语的差别以及中国古代官制典章的纷纭复杂,故在引用和解释中,难免有千虑之失。

古籍整理与四化建设

在眼下来谈古籍整理与四化建设这样的命题,确乎有相当的难度:一是牵涉方面太广,涉及到的诸如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及其与当今的改革开放现实关系等问题,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略加追寻,乃至可以上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或更早的近代史上的中西文化关系的论争.众说纷呈,莫衷一是.

新时期音韵古籍整理的简要回顾与思考

新时期音韵古籍整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不可回避的事实是 ,也存在着不足与缺憾。就当前来看 ,编制整理规划、编写《汉语古今字音总汇》、调查已佚音韵古籍 ,影印罕见音韵古籍 ,以及总结音韵古籍整理理论。

大哉斯道翰墨韵长——简论吉林省博物院之书法藏品

吉林省博物院是全国著名的文博单位，其收藏古代书画以数量多、质量高、影响大而著称。就书法而言，其收藏以宋后为主，具有覆盖面广流派纷呈、精品林立、内容丰富等特点，

《醒世姻缘传》与吉林方言词语探源

尽管时空跨度相当大，我们还是看到《醒世姻缘传》所用“主语”与今吉林方言词语无论是在外形上，还是内在意义及用法上都极其“神似”。从吉林方言词语形成过程中去认识，这种“神似”并非偶然。元明以来，大量山东人迁徒吉林。其“主语”成为吉林方言 的主要来源之一探求这种“神似”关系的意义在于：确立吉林方言词汇的复合性质，为揭示北方言词汇内部联系提供可行性途径。

古籍字词新证七例

本文结合相关文献对《晏子春秋》《管子》《吴越春秋》中的一些字词提出新的解释。《晏子春秋》中“履重不节”的“节”,应理解为动词,即活动骨节的意思;“杀之,断其头而葬之”中“杀之”不是衍文。《管子·宙合》“独与是”,“是”当通“实”。《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射之闇,接矢不可中”,“接”当通“捷”。《勾践阴谋外传》“易财之所轻”,“易”通“赐”,意思是赐所轻之财;“宰嚭是,子无乃闻寡人言”,应断为“宰嚭,是子无乃闻寡人言”。《勾践归国外传》“威折万里”,“折”当通“制”,意思是威势服制万里。

魏晋公府从事中郎考述

魏晋时期,诸公及位从公的统兵幕府专设从事中郎一职。魏晋公府的从事中郎不再是以皇帝私属家臣身份督军的耳目,而是府君信赖的心腹僚属,与长官维持紧密的附庸关系。其地位介于长史、司马和参军、掾吏之间,作为高级行政助理,有权过问本府咨议、机要、人事、指挥、法宪等事务,并可全权代表府主办事,乃幕府纲纪显职。从事中郎的选任资格与乡品三品固定搭配,阀阅世资以高门士族为主,兼采优秀寒素。其仕宦履历不乏专属乡品二品的清要职位,晋升过程相互衔接司空见惯,反映当时门阀大幕虽已拉开,但对流孔道尚未完全封闭。从事中郎仕途的末段普遍跻身三品官,反证乡品对仕宦前景具有等位的预期功能。中正主观评议的乡品不同于单纯核算世资的门品,这是研究从事中郎及其他职官必须加以细致区分的。

地方官府简牍的日常供给、分配与秦汉中央集权

简牍是政府行政书写的基本载体。秦汉时期官府有稳定的简牍供应途径。秦代由司空管理的刑徒直接制作简牍,西汉时期市买成品与自行加工相结合,东汉时期以财用钱专门购买,到了孙吴时期财用钱只是税收名目之一。这个演变过程与简牍制作趋于专门化以及国家对社会资源赋敛形式的变化有关。西北边地不同层级军政机构分配简牍的种类、材质、数量皆有不同的标准。有特殊需求则需要特别申请。民政系统简牍分配机制更复杂。简牍供给表现出国家对地方官府控制加强的一面,分配规则显示出集权体制的森严层级。简牍的特点,客观条件的变化,限制了集权目的之实现。书写载体等行政技术条件变迁是考察制度演变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

新出北魏《薛怀吉墓志》补释探究

2017年,考古工作者抢救性发掘山西万荣西思雅北魏薛怀吉墓,出土完整墓志一方。该志翔实记录墓主的家世背景和仕宦履历,内容可与正史互相补证,对研究中古河东薛氏家族和北方民族、社会史极具参考价值。志主薛怀吉出自降臣薛安都之南祖房,依靠先世的功勋业绩、阀阅等第达到一流高门的层级。其政治归属系代人集团中的上客,备受恩典荣宠,仕进以五品释褐、三品终结,仕途飞黄腾达。且作为皇帝心腹重点培养,内充近侍、外镇方面,显赫一时。志文流露华夏认同取向,与河东薛氏借助祖源记忆荡涤蛮夷色彩的努力如出一辙。阀阅等第、政治归属和文化认同,乃扫描同类墓志三位一体的思考维度,代表内徙戎夷演进大势所趋。

北魏赐客制及其对民族交融的影响

拓跋珪恢复代国之时,实行使归顺者能够获得客身份的做法。北魏建国后,道武帝拓跋珪使赐客的规定制度化。北魏国家使“归国”少数族首领能够成为授客对象;而对“归国”汉人而言,只有上层群体,可以获得“客”身份。北魏国家对客实行了优待的措施,使少数族和汉族的客能够受封爵位和受任职官,并且,还能获得物质赏赐。尤其对少数族人的客,北魏国家实行赐婚的做法。因为北魏赐客制的实行,使客阶层与拓跋鲜卑统治者建立起牢固的君臣关系,并在“归国”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因而,也就促使“归国”群体的独立性逐渐泯灭。而且,随着孝文帝汉化措施的推行,使代人与汉人的交融不断深化,从而在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取向上日趋一致,因此,北魏实施的赐客制对促进北方民族交融,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推动作用。

吕思勉解读先秦史——评《先秦史》

《先秦史》一书是吕思勉先生的经典著作,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系统地梳理了从远古传说到秦统一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全书内容涵盖了古代传说、历史人物、国家兴衰、社会结构、经济制度以及思想文化等多个方面,展现了先秦历史的全貌与复杂性。笔者将结合书中各个章节的核心内容,重点讨论吕思勉如何通过严谨的考据和深刻的分析,揭示先秦历史中的关键事件、人物与制度变革的深层含义。

印文誊录与汉代地方行政:基于简牍公文书的讨论

汉代简牍文书誊录了一些印文内容,在文书作业的不同环节,各有特色。文书传行环节多数照实抄录,但有时简写印文或简述印文,比如机构和官称的省写,也有对印章责任人所做的描述性誊录,这些都以能准确辨识发文者为原则。西北地区简牍的收文记录则几乎完全照录印文,而长沙东汉简牍中的收文记录则由发文者事先写就,比印文内容更翔实。传的印文也会被关吏忠实记录下来。汉代公文书印文誊录,反映了地方行政事务责任落实到人,秉承灵活务实原则,其流程不断优化,更加简洁、高效等特征。

乾隆《威海卫志》的编纂与史料价值

乾隆《威海卫志》的纂修始于清雍正五年(1727),成书于乾隆七年(1742),是威海卫最后一部志书。雍正十三年(1735),威海卫被裁撤并入文登县。邑人郭文大出于为乡邦存信史的文化自觉,独自纂修卫志。乾隆《威海卫志》的纂修过程十分曲折,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乾隆《威海卫志》在体例方面效仿康熙《文登县志》,采用纲目体,辖十门六十八目;在内容上,增补康熙《威海卫志》的阙略,侧重载录与卫城有关之事。是志对研究明清威海地区的社会经济、风俗物产及卫所制度演变等颇有裨益。

《夷坚志》宋代民间女性求医叙事及其社会文化心理

《夷坚志》中宋代民间女性的求医故事是中国古代女性就医情状的缩影。中国古代女性求医过程是与当时社会背景、民风民俗紧密相关的。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与“男女授受不亲”的严格社会环境规制中,古代女子很难正常就医。《夷坚志》中的相关记述,恰好呈现了复杂的民间信仰与医药治疗相结合的求医过程。其中,很多女性在求医过程中表现出了崇佛的倾向。同时,病人家属作为病人与医疗主体之间的媒介,他们的介入使宋代民间女性的信仰具有了某种导向性,而这正是中国古代家庭中“家本位”文化的一种体现。

乾隆《潼川府志》文献学价值探析

乾隆《潼川府志》是在清代修志高潮下编纂的一部志书,不仅具有一定史料价值,更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其编纂审慎、征文考据、保存佚文三个方面。是志在体例上自成一家,对所收地方文献详加考证,并辑存了一些失传文献,通过考辨相关文献,对深入研究清代地方志编纂情况,以及清代潼川府地区的历史文化风貌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