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华夷关系演变规律的理性思考——华夷关系的历史定位、演变轨迹与文化选择

"中华(中国)多元一体"观念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学术概念,符合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实际。"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之内的华夷两大势力经过碰撞、冲突,以至此消彼长、互为主导,加深了各方的了解和民族认同,淡化了"华夷之辨"、"尊夏贱夷"等观念,促使各民族逐步凝聚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华夏汉族王朝和夷狄族王朝的文化建设,都不仅仅是一元化的"汉文化"继承和选择,而是对前朝及同时并立的各民族王朝的多元文化作出重新选择、吸收和整合工作,从而建立起一种有别于以前的"汉文化"、同时也不同于西方学者所说的"第三文化"的新质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正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的不断选择、吸收和整合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种多元文化的选择、吸收和整合,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欧洲文明转型与现代史学的诞生

史学现代化是指现代史学的起源、形成和确立的过程。在世界史学史上，欧洲史学现代化值得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它起源较早，而且还因为它影响深远，直至今天，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史学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影响。欧洲史学现代化以科学化和职业化为基本特征。科学化是指史学知识的性质，职业化是指史学队伍的构成。在走向科学的、职业的史学之路上，欧洲史学继承和发展了古典史学的遗产，突破了编年史学传统的束缚，立足于现实社会生活，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从而成为现代有效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欧洲史学现代化表明，史学不仅是关于过去真实性的知识，还是关于现在合法性的知识，也是关于未来可能性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史学就是立足于现实生活的时间整合学。

中世纪修道院与俄罗斯文化

俄国中世纪时期,东正教修道院发挥了重要的文化功能,得益于修道院具有从事文化、教育活动的优势条件。修道院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在文化方面的贡献突出表现在创办学校,是教育中心;抄写、编撰和收藏书籍,是书籍中心;同时,兼为学术中心和绘画艺术中心。

略论朝鲜古史谱系的演变

金富轼《三国史记》确立"三国"、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的古史谱系之后,13世纪出现了一然《三国遗事》和李承休《帝王韵记》两种不同的朝鲜古史谱系,试图捏合古朝鲜、扶余、三韩三种不同古史系统,对后世影响极大。14—15世纪流行的朝鲜古史谱系则不包括扶余系统。17世纪的许穆以夫娄为檀君之子的神话为基础,整合三种古史系统,以古朝鲜系统为中心,建立了新的朝鲜古史谱系。18世纪流行的朝鲜古史谱系是对许穆说的修正,主要是淡化扶余系统,并将在中国正史四夷传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沃沮、秽貊诸族纳入朝鲜古史谱系,较具代表性的是安鼎福的《东史纲目》,在补入渤海国之后,这种朝鲜古史谱系一直流行至今。对朝鲜古史谱系的认识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是韩百谦,但其观点未能为后来的学者所接受。

浅谈辽丽关系史研究中的概念辨析问题——以“使节”“使臣”“使者”为例

近年来,辽丽关系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多存在概念混用的情况。本文从"使节""使臣""使者"三词的含义及用法入手,对三者进行综合考察,试图引起学界对相关概念辨析问题的重视。

《契丹国志》中卢文进史料史源疏证——兼论《契丹国志》的史料价值

《契丹国志》中卢文进史料分见于卷1《太祖大圣皇帝》、卷2《太宗嗣圣皇帝上》与卷18《卢文进传》等处,共1119字。考其史料来源,卷1、卷2中相关史料基本出自《资治通鉴》;卷18《卢文进传》照抄《南唐书·卢文进传》,《南唐书·卢文进传》又照抄《新五代史·卢文进传》。应慎重对待《契丹国志》的史料,应在进行史源学的辨析后使用。

试析朝鲜李朝文人疆域史观之误——以对安市城的认识为中心

进入21世纪以来,"东北亚"成为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区域。无论是令世人眩目不暇的各种争端和事件,还是萦绕耳畔的建构"东亚共同体"的各种声音,都需要探究甚至"拷问"其深层次的缘由。回顾历史,有助于排解众多令人难以纾解的现实纠结和困惑;审视当下,有益于辨识悠长历史演变的旋律和节奏。对东北亚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讨尝试着在理论层面上建构新的解读东北亚历史的"路线图";对东北亚区域文人史观的考证呈现出微观实证研究"尺树寸泓"的细腻质感;对东北亚空间的历史透视凸显了中西古今相互比照的"力道";对现代东亚国际体系建构时期区域安全模式的分析扩展了东北亚史研究的空间和维度;对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剖析考验着东北亚各国在主观上如何抉择。历史的"筋骨血肉"俱在,历史学却"身姿百态",因而,东北亚的新"变局"需要新的"东北亚史研究"去辨识。

20世纪金宋关系史论著目录——建国前

据不完全统计,1911至1949年间共出版、发表涉及金宋关系史著作、论文205余部、篇,其中著作49部,论文156余篇。目录分为著作、史料与文献、金宋和战、经济交流、人物、其他6类。

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我国竞技运动“金牌意识”影响的历史分析

通过分析西方社会达文主义思想对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体育观念的影响,作者指出中国竞技运动"金牌意识"产生的历史原因,并为中国竞技运动克服片面的"金牌意识"提出相关建议与参考。

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体系建设与展望

中国近代经济史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有着重大现实意义,通过对其属性、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探讨,必将有利于开创学科新局面。

《向导》周报对“反赤”风潮的回击与国民革命动员

五卅运动前后,“反赤”风潮兴起。《向导》周报对此强烈回击,力促革命动员,通过鲜活实例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倒行逆施公诸于众,以此深刻剖析“反赤”本质,消解“反赤”动力。《向导》通过大力宣传军阀勾结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政治现状与“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任务以彰显革命斗争的正义性与解放性,进而达到强固思想战线、开展革命动员的政治效果。这一过程所蕴生出的革命认知及话语体系在宣传动员中得到广泛认同与传播,可谓大革命的先声。

中国古代的“国号”与历史上的“中国”

中国古代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与"中国"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古代的国号只代表某一个政权,而"中国"的涵义则有很多,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名称,即使用来指称政权,也常常不指一个政权,或指同时并立的几个政权,或指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的多个政权。经过元朝和清朝的转换,到中华民国定国号为中国,"中国"与"国号"最终实现了统一。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元朝和清朝除外)都不能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中国的疆域也不是以国号为代表的某个政权的疆域,而是包含了为中国所继承的当时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所控制的疆域。

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历史:以“东亚模式”为视角

明清以来,佃户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了非常牢固的土地使用权,进而促使其加大了对土地的投入,并广泛地参与地方事务。为了增加收入,以家庭为主的经营性手工业迅速发展,农业与农村手工业相结合成为中国富裕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这个模式促进了人口的迁移,政府也能以此来解决其他生态压力较大地区的社会发展问题。这一模式在18世纪末期是停滞的,并于19世纪以后便开始解体了。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加强,中国沿海地区在新机遇之下得到发展的同时,也拉大了和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这个发展模式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为大部分人提供了高于全球平均标准的生活水平。尽管它已走到了其发展的极限,但对这个模式的评价,应当将其视做通向现代世界道路的一个特别模式,需要依据中国自身的情况来给予恰当的评价。

关于辽朝遣使册封、加册及贺高丽国王生辰的新思考——兼论封贡体系下宗主国宗主权的行使

高丽国王继位后顺利得到辽朝册封需满足两个条件:良好的辽丽关系及在位一年以上;辽朝皇帝继位、上尊号或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时,会对高丽国王进行加册;辽朝遣使贺高丽国王生辰不是辽丽地位平等的体现,而与册封一样,是辽朝承认高丽国王的标志。册封、加册与贺生辰皆是辽朝行使宗主权的方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辽金王朝与中华多元一体的关系

2005年10月15日—16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在天津联合举办“中国传统社会基本问题论坛”。“论坛”特别注重中国传统社会演进的重大问题、基本脉络的认识把握与理论提升,以及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议题大多是中国古代史教学科研中值得深思的共性疑难,故与会者唇枪舌剑,彼此交锋,讨论非常热烈。还在相互论难中迸发出不少智慧火花,提高和升华了理论认识。争鸣议论的热点主要是:历史观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理论范式的清理与建构,包括唯物史观、文化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中国传统社会的阶段性发展与变迁,例如唐宋变革、文明冲突与中华多元一体、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等;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构造、集团、分层及利益冲突整合等等。与会者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史学研究突破了“五朵金花”之类的单调理论范式,在具体深入的断代研究和专门研究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应予以充分肯定。但是,倘若仅仅满足于断代或专门的具体研究,局限性较大。只有具体研究与基本问题探讨共同发展,相得益彰,才能积极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繁荣。现将与会专家的代表性论说荟萃如下,以飨同好,以飨读者。

尊孔崇儒 华夷同风——辽朝文教政策的确立及其特点

辽朝在建国初就开始推行"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为了顺利实施这一既定政策,辽朝统治者首先统一君臣的思想认识,其次是大力擢用汉族文人儒士、实行科举制度和大量收求中原图书典籍,使尊崇孔子、提倡儒家文化成为辽朝社会生活的时尚。辽朝的"尊孔崇儒"文教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契丹民族特色:一是儒学契丹化;二是儒、佛、道三教并兴,和谐发展。经过辽朝的努力,儒家文化在北方游牧地区得以广泛传播,为"华夷同风"做出了重要贡献。

有明之无善政自内阁始——论明初政治变动中的内阁政治文化

明朝初年,朱元璋废行省罢丞相的政治改革,引发了明初中枢政治的激变。朱元璋在实现高度集权的同时,却又面临着中枢决策低效的矛盾,但他仍以祖制的形式将这种政治体制确定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洪武时代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呈现相对的稳定性和封闭性。这种稳定性和封闭性对有明一代政治演变的影响十分深远,黄宗羲将其归结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明代内阁政治的产生,就是遵循着既要维护皇权的高度集中,又要解决中枢决策低效的难题。但内阁政治的发展,却没有使内阁体制的界限固定下来,相反,还引发了明代中后期皇权的肆意表达与宦官政治的异化。与其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毋宁说有明之无善政自内阁始。

从教谕文献看古代埃及伦理教育的传统内容

教谕文献是阐释作为伦理思想核心内容的"玛阿特"(正义)观念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文献。其中所涉及的传统伦理教化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关于言行的教导、关于身心的教导以及关于品性的教导。贯穿这几方面教导的共同原则都是以自控、约束和沉默为特征的,古代埃及人的这种内敛的性格在教谕文献中体现得特别明显。通过对教谕文献中的伦理教育侧重点的探讨,我们可以更为深刻而精确地了解古代埃及人的伦理道德准则以及社会价值取向。

《辽史·地理志》所载节度州考(下)

本文对《辽史·地理志》中记载的45个节度州的建州时间、州号与军号合一时间进行考证。发现《辽史·地理志》中关于节度州记载的史源明显分为两部分。仪坤州启圣军、龙化州兴国军、沈州昭德军等节度州的建州时间与州号军号合一时间均在重熙十四年(1045)以前,其史源应为重熙十四年成书的《实录》;云内州开远军、成州兴府军、懿州宁昌军的州号军号合一时间均在道宗清宁至大康年间,其史源应为大安元年成书的《实录》。辽代节镇体制至重熙十四年已基本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