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说部中水生创世与洪灾重建神话研究

创世神话和洪灾后重建神话是各民族神话中常见的主题。满族说部中的创世神话与洪灾神话有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水生创世”的思想和“洪水混沌”的理念。在满族说部的某些神话中,水是宇宙万物之源,包括“三女神”在内的一切万物和神灵都从水中诞生;洪灾并不像《圣经》中所描写的是上帝用来惩罚人类的灾难,而是被视为一种自然的劫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洪水淹没大地,而洪灾后的重建就是上一劫的动植物神重生与重建天地的过程。“水生创世”神话的产生,或许与《女真神话故事》中提到的“东海龙王侵占陆地”传说有关;“洪水混沌”理念的产生,似乎与东北古代每到雨季常常会暴雨不断,导致洪水泛滥的现象有关。

近现代文学中“文人词”的审美含义——从夏承焘词作研究说起

“文人词”是“文人之词”中具有审美特征的部分,是“文人之词”的下属范畴。“文人词”重视作品的内在精神和气质,重视神似而非特别重视严格工细的文本形式,创作者多用“文人词”来表现自我的情感、趣味,抒写性灵,抒发文人独立的思想情感。夏承焘的词注重对历史的反思与对当下生活的关注,抒发词家的诸多人生感悟与理趣,善于用典而不枯涩,处处显露夏承焘的灵秀睿智,这正是学识与性情相结合的“文人词”的典型表现。

“晚清民国文学思潮下的词创作”研究的基础与意义

近几十年,学界在晚清民国时期文化、文学的整体观照、词学研究性著作的涌现以及词学文献的整理出版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为“晚清民国文学思潮下的词创作”研究提供了文献和理论层面的基础支持。“晚清民国文学思潮下的词创作”研究是以“文学思潮”为基点来审视晚清民国时期多个文学思潮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背景下,词人词作创作的“守正”与“开新”。它具有词史赓续和拓荒、弥补传统词学转换古今衔接维度研究的缺失、再现风云诡谲的社会变革时期知识分子的抉择与心路历程、回归本土文化特征等重要意义。

新的学术热点:“民国文学”研究综论

“民国文学”是近些年在文学研究中出现的新概念,它所具有的开放性、多元性等特点为文学研究拓展了新视角,增添了新维度。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民国文学”已在宏观理论建设、微观方法运用等基础研究方面取得部分成就。然而,如何迅速地将“民国文学”由概念转化为学术生产力是研究者迫切需要讨论的问题,要实现这一转化,需要正确认识民国文学与政治、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注重史料文献的搜集与应用,处理好民国文学研究对象与民国因素的关系等。

漢簡所見竇融時期“治所書”新探——建武初年河西官文書研究之一

1930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中有两枚简牍与“治所书”相关，是汉简宫文书中少见的一类名目，故颇值得注意。但目前此二简尚未得到准确的释读和研究，我们不揣謭陋，在简文释读、简牍关系和文书性质等方面对之试加探讨，以就教於方家。

《切韵指南》的列字和空圈──《切韵指南》研究之一

《切韵指南》是汉语等韵学史上著名的五大韵图之一，是研究等韵学和近代语音史的重要史料。《切韵指南》的依据是元刊本《五音集韵》。通过分析《切韵指南》的列字和空圈，可以校正《切韵指南》的讹误。空圈是韵图的重要内容，向为研究者忽略。从《切韵指南》的“○”中也能看出语音的变化来。

伪满时期东北文学的节俗书写

伪满时期东北文学创作中的节俗书写,展现了战争状态下作家对国家民族的想象。传统节日的到来触动着流亡者的思乡之情,撞击着知识分子的漂泊之心,引发其理想失落的精神苦闷。对节日中百姓物质贫困,尤其是饥饿苦难的着力书写,剥落了节日欢庆的外衣,揭露了日伪所宣扬的"协和"假象,内含着作家在民族危难状态下的不屈与抗争。以节俗作为表现重心或创作背景,作家对民族性格进行批判与眷顾的双重审视,显露出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和地方色彩,表现了文学的反抗意识和民族立场。

文化彰显与思想革新:中国动画电影的“解构攻略”

动画电影一直是电影市场里的一个重要类型,不可否认,美国、日本动画电影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制作体系,总体来说,中国动画电影还属于成长中的状态。当然,最近几年几部高票房与高口碑的动画电影,不仅可以看出动画影人的努力和坚持,也在其中展现着中国电影崛起之势的意气风发。2015年的《大圣归来》,可以说是开启中国动画电影新篇章的里程牌,随后出现的电影《大鱼海棠》《大护法》《风语咒》《白蛇:缘起》以及最近热度不减的《哪吒之魔童降世》,都表现出中国动画在新时代的探索以及对中国传统故事的解构与创新。

殖民经济“统制”下的文学想象与精神抵抗——伪满洲国文学中的工人形象书写

伪满时期,日本殖民侵略者对东北地区实行殖民经济"统制"政策,大肆开矿建厂,扶持侵略战争,致使劳工需求不断扩大,大批工人形象进入作家视野。作家们着意描写在日伪劳动奴役下东北工人地狱般悲惨的生存境地,挖掘工人苦难的根源,尤以矿工形象为代表,集中展示工人们对悲苦命运的反思,以及对殖民经济的控诉。

民国词研究视域下现代学人的转型

民国中后期词坛,学人成为创作主力。学人是传统士阶层经过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与废除科举制等事件解除与政权的亲密关系后,新生的具有独立思想的现代知识分子。民国学人所处的时代正值社会转型期。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们以各种文体,为后世文学文化研究保留了珍贵资料。学人词作为其中的一种文体,既是民国时期客观事实的记录,又是民国学人心路历程的再现。

乡土书写与民族意识——疑迟的乡土文学创作

在东北沦陷时期文坛上,疑迟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绘了底层社会的流民图,一方面表现出人物的浓郁乡愁和苦闷心境,另一方面展示了东北民众强悍的生命力、坚韧的抗争精神,以及血脉中奔涌着的侠义精神和复仇力量,寄托了作家的民族意识与情感。

《中原音韵》与高安方言

丁邦新《与中原音韵相关的几种方言现象》一文认为与影喻对立的疑绝对是极少数的例外,是周氏方言的偶尔流露,中原无η-,这一说法欠妥。本文指出对立的疑并不是例外,这种对立与周氏方言无关;周德清不但未将自己的方言搀入中原音韵,反而把它当作正语的对象,周氏著述《正语作词起例》的目的之一是为操非中原之音特别是江西的作家、习作者、演员创作与演唱元曲提供语言规范、矫正方音;周氏的“音韵无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和“然乎吸言语之间有入声之别”两句话,指的不是同一个语音系统。

抗战时期东北戏剧的生存语境与发展形态

抗战时期东北文学因其深刻的民族创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打上“敌伪”的标签,鲜有问津。而提起战时东北的戏剧活动和创作,更是一直被历史的浓雾所遮蔽,作品的遗失、资料的散落、作家成分的复杂、作品倾向的模糊,使战时东北戏剧难以进入文学研究者视野。我们不能否认在日伪文化制约下,戏剧出现“粉饰文学”和“附逆之作”,但是这并非是此时戏剧的主体和主流。

吉林文学源流与地域文学研究的未来趋势

据史料记载,早在100万年前吉林就有了人类生活的遗迹。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的吉林,16万年前的桦甸仙人洞和3万年前的榆树人就已开始了追求人类梦想不竭的探索之旅。吉林远古的创世神话《天宫大战》和英雄史诗《乌布西奔妈妈》、《恩切布库》等口传文学以丰富的想象力和素朴的宇宙观绽放出吉林文学丰沛之源的勃勃生机与"野性思维"的艺术魅力。伴随着"王锡韩侯"的历史踪迹,早在《诗经》产生的西周时代吉林先民就与中原王朝有了交往,中原文化开始与这片土地多元文化交融共生,随着历史的发展日渐形成文化主流,并影响着吉林文学嬗变的轨迹。在中华大文化背景下,从古代到现代及至当代,在数度朝代更迭和历史演进中,吉林文学的天空始终绚烂缤纷星光闪烁:以杨泰师、王孝廉为代表的诗歌和散文创作展现了渤海国时期较繁荣文学创作景象;耶律倍和元好问的诗歌创作书写了辽金时期文学的多元与活力;而"满族说部"、《蒙古秘史》和戏剧《虎头牌》则透视了元明时期吉林的英雄史诗和史传文学以及戏剧创作的兴盛;清代文学的表现形式就更加多样,从歌谣、祭词、传说、故事到曲艺、诗词、散文等文学样式不仅作品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各民族文学相互交融,共同发展;"吉林三杰"的诗歌创作表现了吉林近代文人的忧患情怀,以说部《碧血龙江传》为代表的叙事文学则表现了吉林近代文学的爱国主义精神;"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以抗日为主题的各种形式的文学创作成为吉林现代文学的主线,并以反帝爱国、抵抗侵略者的时代特征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洪流中;进入当代后,吉林文学从作家创作视阈到创作方法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阔性和丰富性,各门类的文学创作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吉林文学在宏观上呈现出三大特征,即多元性与地域性交融;时代性与开放性兼具;主体性与开拓性互映。吉林文学在不断前行中辉映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全局高度,创造性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两个结合”的具体内涵进行了深刻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结合”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陶渊明集译注》序

陶渊明研究历史悠久,若从颜延之《陶征士诔》算起,迄今已有一千五百六十五年。在这漫长的陶学发展里程上,高潮迭起,如唐代对陶诗的竞相祖述、宋代对陶公的推崇备至,清代于陶作的义理考据等等,都是异彩纷呈,蔚为壮观的盛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陶渊明研究更是历史上罕见的迅速发展时期,据有关资料统计,1997——1990年短短十四年,中国大陆出版陶学专著十六种,论文三百五十六篇,这确实是值得陶学同仁额手称庆的喜事。在上述专著中,就有魏正申同志的《陶渊明探稿》。承蒙作者惠赠,得以拜读大作,给我留下颇深印象。该著汇集十八篇文章,是作者一九六一年来研究陶渊明的大部分文稿。

新时期吉林通俗剧电影的人文观念

通俗剧电影在中国经过本土化的改造之后也经历了几次起伏,新时期之后走向再次复苏。1980年代的吉林通俗剧电影题材非常多样,内容也很宽泛,可以看成是对整个社会状态的全景观照,其中,既有对"文革"的反思,比如《苦难的心》对"四人帮"罪行的控诉、《残雪》对"四人帮"倒台后余毒的清算,《神奇的土地》对知青生活既痛苦又充满激情的追忆等;又有对社会主义新生活中人和事的赞许,比如《十六号病房》走出"文革"阴霾的知青奔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心灵转变、《黄山来的姑娘》中年轻小保姆的善良心地、《人到中年》对优秀知识分子崇高品格的赞颂以及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思考。这些影片都无一例外地对大写的"人"进行了关注,人文观念从觉醒走向深化,自我意识的旗帜越来越高地被扬起。

伪满洲国剧作家安犀论

安犀是伪满时期剧作家,他以充满东北地域色彩和民风传统的戏剧创作,表现了伪满时期民众的日常生活,挖掘出特殊时代背景下民众传统性格中的新因素,展现了作家在异质文化环境下的文学追求。安犀的戏剧追求"剧的风味""剧的特质",在剧本创作、演剧活动以及戏剧批评等多方面进行了理论探索。安犀的戏剧创作,在一定程度中反映了伪满时期戏剧创作的基本走向。

人性与诗性的和谐统一——论张艺谋影片的艺术建构

张艺谋的影片以敏锐的哲学思考、独特的艺术感悟 ,一反传统的局囿 ,关注多元与差异 ,透过人物命运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进行着深刻的反思 ,呼唤人性和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在艺术上他大胆超越 ,不断创新 ,从而使其影片呈现出人性与诗性和谐统一的审美境界。

陶学的兴起与繁荣

近30年来陶学勃兴与繁盛主要体现在陶学领域不断拓展、研究品位日益提升、思维模式加速调整、方法革新日趋自觉、学术讨论蓬勃兴起、媒体推动颇见成效、新潮汹涌云蒸霞蔚、新论新著层现叠出等方面。但同时应警惕陶学泡沫的泛滥,避免简单重复与疏忽失误,注重学术梯队的接力传承,以促进陶学研究的持续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