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疗效相关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

肺癌是全世界最常见的癌症之一,其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近年来,治疗方法除常规的手术、放疗、化疗外,免疫治疗异军突起,改变了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治疗模式。然而,在免疫治疗策略下仍只有少部分NSCLC患者能从中持久获益,部分患者接受免疫治疗后甚至出现了病情超进展。因此,精准的免疫治疗需要有效的生物标志物进行指导。本文根据样本来源不同对组织样本、血液样本、肠道微生物菌群等生物标志物进行综述,其中重点对血液样本,包括TCR免疫组库、Tregs细胞、细胞因子、乳酸脱氢酶等标志物进行总结及分析,以期为临床医生诊疗决策提供参考。

PKM1调控小细胞肺癌自噬与神经内分泌标志物表达

背景与目的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恶性程度高,异质性强,被称为难治性肿瘤。免疫治疗改变了广泛期SCLC(extensive-disease SCLC,ED-SCLC)的治疗格局,但受益人群有限,因此,寻找新的治疗措施是目前SCLC亟待解决的临床问题。SCLC具有高度活跃的糖酵解代谢特征,而丙酮酸激酶M1(pyruvate kinase M1,PKM1)是糖酵解途径中重要的限速酶PK的同工酶之一。研究表明PKM1与自噬及药物敏感性有关,但PKM1如何调控SCLC药物敏感性及其作用机制尚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探讨PKM1在SCLC中的生物学功能,包括PKM1对SCLC的增殖、迁移、自噬、药物敏感性及神经内分泌(neuroendocrine,NE)相关标志物表达的影响。方法应用Western blot检测SCLC细胞中PKM1的表达水平;通过慢病毒稳定转染构建PKM1基因过表达的SCLC细胞株,MTT法检测细胞增殖能力及药物敏感性,Transwell实验测定细胞迁移能力,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自噬水平,Western blot检测NE相关蛋白的表达水平。结果不同的SCLC细胞系PKM1表达具有差异性,H1092中PKM1表达较低(P<0.01)。与对照组相比,PKM1过表达的H1092细胞虽然增殖水平无明显差异,但迁移能力增高(P<0.001),药物敏感性降低,并且自噬水平受到抑制(P<0.001)。此外过表达PKM1可上调非神经内分泌(non-neuroendocrine,non-NE)相关蛋白表达(P<0.01),降低NE相关蛋白表达(P<0.01)。结论PKM1在SCLC细胞系中具有差异表达,PKM1高表达不影响SCLC的细胞增殖,但影响其迁移。PKM1可能通过抑制自噬,调节NE标志物的表达,从而影响药物敏感性,研究结果为探索PKM1在SCLC中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东北地区肺癌患者EGFR复合突变的真实世界研究

目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是中国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中最常见的突变驱动基因。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已成为晚期NSCLC的标准治疗方案。小样本量的回顾性研究报道,复合EGFR突变状态与EGFR-TKI治疗的不同疗效相关。本研究旨在探讨东北地区肺癌患者EGFR复合突变的临床相关因素及EGFR治疗效果。方法2013年5月-2022年5月在吉林省肿瘤医院采用扩增阻滞突变系统PCR(ARMS-PCR)检测EGFR基因突变的患者。根据突变类型将复合突变分为3组:常见型(19del+L858R)、耐药型(T790M或20ins)和罕见型。以单基因突变患者为对照,分析临床病理特征及EGFR-TKI疗效。结果共纳入4768例肺腺癌病例,其中单基因突变患者1930例(40.48%),复合突变患者166例(3.48%)。常见、耐药和罕见型复合突变的患病率分别为18.07%(30例)、62.05%(103例)和19.88%(33例)。四组患者年龄、性别、脑转移、P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吸烟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0)。常见型复合突变、耐药型复合突变、罕见型复合突变和单基因突变EGFR-TKI反应率(RR)分别为63.6%(7/11)、27.3%(3/11)、0(0/6)、70.6%(12/17),四组临床获益率(CBR)分别为81.8%(9/11)、90.9%(10/11)、50.0%(3/6)、94.1%(16/17)。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分别为7.3个月、5个月、3.5个月和14.5个月,四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不同的复合突变状态与EGFR-TKI的治疗效果相关。常见型治疗效果最好,耐药型最差,提示准确的分子诊断和进一步的基因突变分类对指导靶向治疗至关重要。

如何认识和处理肿瘤异质性

肿瘤异质性是恶性肿瘤的特征之一,可使肿瘤的生长速度、侵袭与转移、药物敏感性、预后等各方面产生差异。肿瘤驱动基因和靶向药物的发现发展开启了战胜肿瘤的希望之门,然而异质性的存在又让肿瘤治疗陷入了难以攻克的困境。在肿瘤复发、进展演化的过程中肿瘤异质性如影随形,纷繁复杂。凭借不断进步的检测技术认识和理解肿瘤异质性,针对肿瘤异质性的原因和表型,定制治疗方案已成为当今精准医疗领域的重点范畴。本综述对肿瘤异质性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从而更好的帮助我们了解肿瘤异质性,有利于我们通过多种手段对抗肿瘤异质性。

小细胞肺癌的分子分型研究成为临床转化研究新方向

1文献来源研究一:Rudin CM,Poirier JT,Byers LA,et al.Molecular subtypes of small cell lung cancer:A synthesis of human and mouse model data[J].Nat Rev Cancer,2019,19(5):289-297.研究二:Owonikoko TK,Dwivedi B,Chen ZJ,et al.YAP1 positive small-cell lung cancer subtyp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T-cell inflamed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and confers good prognosis and long term survival[J].J Clin Oncol,2020,38(15S):Abstr 9019.

晚期肺腺癌患者一线治疗前后EGFR基因突变差异性分析

背景与目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靶向治疗能够显著提高EGFR突变的晚期肺腺癌患者预后生存,但治疗及异质性等因素可导致初次和疾病进展时EGFR基因状态发生改变。为了探讨真实世界中EGFR基因突变在疾病进展和基线时的差异,我们开展了此项研究。方法收集2015年1月-2017年12月在吉林省肿瘤医院进行EGFR基因检测的61例配对标本数据并进行分析。标本取材时间为治疗前和疾病进展时,所有标本均经病理学或细胞学证实,标本来源为肿瘤组织﹑恶性胸腔积液和血浆,患者为初治,一线接受化疗或靶向治疗,采用扩增阻滞突变系统法(Amplification Refractory Mutation System, ARMS)对29种EGFR基因突变进行检测。结果初次和再次活检相比(n=61),肿瘤组织、恶性胸腔积液和血浆标本所占的比例分别为90.2%vs 88.5%、6.6%vs 6.6%和3.2%vs 4.9%,其中标本类型前后一致的患者(n=50)EGFR突变差异率为72.0%,标本类型不一致患者(n=11)为36.3%;治疗前EGFR突变率为95.1%,治疗后为91.8%,二者的差异率为63.9%;化疗患者(n=13)治疗前EGFR突变率为69.2%,治疗后为92.3%,二者差异率为46.1%;靶向治疗患者(n=48)治疗前EGFR突变率为100%,治疗后为91.7%,二者差异率为70.8%。EGFR基因变化类型有4类:野生型变为突变型(4.9%)、突变消失(8.2%)、敏感突变类型互变(1.6%)和突变种类增加(49.1%)。结论临床实践中,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由于标本取材部位和类型及治疗的影响,治疗前后EGFR基因突变具有较大差异性,动态检测并明确EGFR基因状态,可以为临床医生选择精准的后续靶向治疗方案提供参考。

CTLA-4、PD-1和PD-L1在小细胞肺癌外周血中的分布及临床意义

背景与目的本研究旨在探索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cytotoxic T lymphocyte associated antigen-4,CTLA-4)、程序坏死因子(programmed death 1,PD-1)和程序坏死因子配体(programmed death ligand 1,PD-L1)在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患者外周血中的分布情况,探索其免疫作用机制并评估其作为生物标志物的临床价值。方法招募290例SCLC患者及60例健康志愿者,收集治疗前和治疗2^(nd)周期末SCLC患者EDTA抗凝血2 mL。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CTLA-4、PD-1和PD-L1在外周血CD3、CD4、CD8及CD25的分布,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采用细胞免疫化学法和流式细胞法检测PD-L1在SCLC细胞系H446中的表达。结果 SCLC患者外周血中CTLA-4^+细胞和PD-1^+细胞水平分别为(1.56±1.24)%和(8.07±3.97)%、CTLA-4在CD3细胞和CD4细胞中的表达水平无明显差异,分别为(4.87±5.18)%和(3.85±2.60)%,均低于PD-1在CD3^+或CD4^+细胞中的表达(26.63±9.04)%和(20.79±9.41)%,与健康对照组相比,SCLC中CD4^+CD25^+CTLA-4^+细胞水平明显升高(1.91±1.27)%vs(7.09±5.09)%,P<0.001;PD-1^+(CD8^+)细胞表达水平明显降低,分别为(22.56±4.21)%vs(11.47±5.85)%,P<0.001。CD4^+CD25^+CTLA-4^+细胞或CD8^+PD-1^+细胞水平与患者的年龄、性别、吸烟状况、临床分期以及是否转移等因素无关(P>0.05)。化疗两周期末CD4^+CD25^+CTLA-4^+和CD8^+PD-1^+细胞的水平对比化疗前明显下降,分别为(5.11±2.60)%vs(6.94±4.91)%;(8.74±3.39)%vs(11.48±5.91)%,P值均<0.000,1,但与无疾病进展生存和总生存无显著相关性。PD-L1高表达于SCLC细胞系H446中并定位在细胞膜和细胞浆,但在外周血中未见表达。结论本研究首次证实SCLC外周血中CTLA4高表达于调节性T细胞中,而PD-1低表达于效应性T细胞,该结果为揭示SCLC免疫监测点免疫逃逸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可能作为一种新的无创性且可实时监测的生物标志物。

肺癌免疫治疗相关肺炎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近年来免疫治疗极大地改善了晚期肺癌患者的生存,但是免疫治疗引发的不良反应也逐步凸显。免疫治疗相关肺炎(CIP)是免疫治疗引发的严重肺损伤,在肺癌中发生率高于其他肿瘤,是导致肺癌患者免疫治疗停药甚至死亡的重要因素。在接受免疫治疗的肺癌患者中通过生物标志物进行预测及实时监测有助于CIP的提前预防、尽早诊断和及时干预,这对肺癌患者的管理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尚无应用于临床的CIP生物标志物。本文参考国内外相关CIP生物标志物的探索研究进行系统综述,以期对寻找具有临床价值的CIP生物标志物提供依据,为减少肺癌患者免疫治疗副反应的发生提供参考。

CellSearch技术检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外周血中循环肿瘤细胞数并分析其与预后的相关性

目的:通过CellSearch技术检测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外周血中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s,CTCs)的数目,并探讨其与NSCLC患者预后的相关性。方法:回顾分析2013年6月—2017年6月在吉林省肿瘤医院接受治疗的68例NSCLC患者的资料。所有患者采集外周静脉血10 mL,经CellTracks Autoprep System进行磁珠法富集CTCs,采用CellTracks AnalyzerⅡ系统扫描分析CTCs的个数,将EpCAM+CK+DAPI+CD45-且细胞膜及细胞核染色完整的细胞定义为CTCs,CTCs数目≥1定义为CTCs阳性。采用χ^2检验分析CTC数目与NSCLC患者病理参数的相关性;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COX风险回归模型计算危险比(hazard ratio,HR)和95%可信区间(con dence interval,CI)分析CTCs对NSCLC患者总生存期的影响。结果:68例NSCLC患者中18例有CTCs,CTCs阳性率为26.5%(18/68)。Ⅰ+Ⅱ期、Ⅲ期及Ⅳ期患者的CTCs阳性率分别为23.1%(3/13)、25.0%(4/16)和28.2%(11/39);肺腺癌与肺鳞癌患者CTCs阳性率分别为30.4%(14/46)和18.2%(4/22)。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病理类型、病理分期和治疗方式均不是CTCs影响预后生存的因素(P值均>0.05)。CTCs数目≥1患者总生存时间明显短于CTCs数目<1患者(HR=0.381,95%CI:0.151~0.963,P=0.041),但CTCs的存在与病理类型、年龄及吸烟无关(P=0.383,P=1.000和P=1.000)。结论:在Ⅰ~Ⅳ期NSCLC患者外周血中均可检测到CTCs,以Ⅳ期患者中检出率最高;CTCs数目≥1患者的生存时间明显短于CTCs数目<1者。CTCs可能是一种有一定临床应用价值的检测指标。

自分泌运动因子在肿瘤中的研究进展

自分泌运动因子（ATX）是磷脂信号通路的关键酶，属于胞外焦磷酸酶/磷酸二酯酶（ENPP）家族的一员，具有溶血磷脂酶D的活性。ATX在多种肿瘤细胞中高表达，在肿瘤的发生、发展尤其是促进肿瘤细胞转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还发现ATX与肿瘤的耐药性及血管生成相关。随着ATX更多功能被发现，其在肿瘤生物学研究领域会受到越来越多关注。文章对ATX在恶性肿瘤中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抑癌基因PTEN在恶性肿瘤中的研究进展

PTEN基因是迄今发现的第一个具有双特异性磷酸酶活性的抑癌基因.研究发现PTEN基因不仅在细胞的生长发育、信号转导及细胞凋亡等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而且人类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都与该基因突变或缺失有关,因此PTEN一直是恶性肿瘤分子生物学领域研究的热点.文章对近年来PTEN基因在恶性肿瘤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在DNA甲基化分析中的重要应用

针对DNA甲基化作为一种重要的表观遗传修饰,对基因表达调控和细胞命运决策具有深远影响。传统的DNA甲基化分析方法存在灵敏度和特异性不足的问题。近年来,质谱技术因其高灵敏度和高准确度,在DNA甲基化分析中显示出巨大的潜力,在基因表达调控、细胞分化以及疾病发生发展等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探讨质谱技术在DNA甲基化分析中的应用,包括技术原理、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检测方法的进展与应用,以及分析研究方法的确立,将对LC-MS方法在DNA甲基化修饰分析中的高灵敏度和准确性进行详细讨论,并探讨其在未来表观遗传学研究中的潜在应用价值。

恶性肿瘤生物样本信息数据库的构建及应用

目的生物样本库对临床转化性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生物样品数量的日益增加和研究需求的多样性,传统的电子表格管理模式已不能满足庞大样品量及其临床信息高效、集中管理的需求。因此迫切需要对生物样本实行信息化管理,构建恶性肿瘤生物样本及临床信息的信息化管理体系,以实现生物样本信息的系统化、规范化、高效化管理。方法以恶性肿瘤生物样本信息数据库为依托,对恶性肿瘤样品源及样品信息进行结构化设计,通过恶性肿瘤样品组、样品源组、虚拟医用冰箱的构建,整合恶性肿瘤患者基本信息、临床信息等相关信息,并实现查询统计功能。结果成功构建了恶性肿瘤生物样本数据库,包含样品组、样品源组、虚拟医用冰箱组,实现了生物样本的查询统计应用,包括各癌种的样品量统计、各科室血液样品和组织样品的采集量统计,以及对样品管出库管理的应用。结论构建的恶性肿瘤生物样本信息数据库,数据信息完整、结构设计合理,样品组信息具有可扩展性。该数据库满足了我院当前生物样本数据信息化管理的需求,实现了多项查询统计应用和出库应用,为相关恶性肿瘤疾病的研究提供了可靠保障。

脱氧胞苷激酶调控电离辐射诱导三阴性乳腺癌细胞铁死亡

目的探索脱氧胞苷激酶(dCK)在放射诱导三阴性乳腺癌(TNBC)铁死亡中的调控作用。方法用人乳腺癌细胞株MDA-MB-231构建dCK基因沉默和不同磷酸化表型的细胞模型, 并给予铁死亡诱导剂Erastin和/或铁死亡抑制剂Fer-1联合或不联合X线放射处理。通过MTT法检测细胞活性, 活性氧荧光探针(DCFH-DA)检测活性氧水平, 通过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dCK、转铁蛋白、转铁蛋白受体(TfR1)、铁转运蛋白(FPN)、铁蛋白重链1(FTH1)的蛋白表达量。采用SPSS 17.0和Origin 2021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 以x±s表示。两组之间的比较使用Studentt检验进行, 而三组及以上的比较使用单向方差分析。结果在MDA-MB-231细胞中, 放射诱导细胞死亡, 铁死亡诱导剂Erastin显著促进放射诱导的细胞死亡, 铁死亡抑制剂Fer-1能够逆转放射诱导的细胞死亡。与对照细胞相比, dCK基因沉默细胞的放射诱导的细胞死亡增加, 活性氧水平降低, Erastin联合放射诱导的细胞死亡减少, 活性氧水平减弱, Fer-1可使放射诱导的细胞死亡程度降低, 并且Fer-1无法抑制放射对活性氧的诱导作用。与对照细胞相比, 在野生型dCK(dCK-WT)或dCK过磷酸化(dCK-S74E)的dCK基因沉默细胞中, 放射诱导细胞死亡减少, 活性氧水平降低, FTH1表达量降低, 加入放射进一步降低FTH1的表达水平。此外, 在这些细胞中, Erastin促进放射诱导的细胞死亡和活性氧水平增加, Fer-1对放射诱导活性氧和细胞死亡的逆转程度明显增强。结论 dCK磷酸化促进了放射诱导TNBC细胞的铁死亡, 靶向dCK可能是一种克服TNBC治疗中辐射抗性的新治疗方式。

中国不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敏感突变类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一线治疗的临床疗效比较

目的分析中国不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敏感突变类型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一线接受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s）治疗的疗效和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经组织学确诊的ⅢB期或Ⅳ期且接受过EGFR突变检测的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敏感突变患者接受EGFR．TKIs一线治疗的疗效和预后差异。结果共纳入165例EGFR敏感突变且接受EGFR—TKIs一线治疗的NSCLC患者，其中71例为外显子19缺失（19del），80例为L858R突变，14例为少见敏感突变患者。19del组和L858R突变组患者的客观缓解率（ORR）分别为57．8％和45．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13）；疾病控制率（DCR）分别为93．0％和93．8％，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0．158）。少见敏感突变组患者的ORR和DCR分别为35．7％和78．6％，均明显低于19del组和L858R突变组（P=0．035，P=0．020）。19del组、L858R突变组和少见敏感突变组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分别为14．0、7．8和5．1个月，3组患者的中位PF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19del组和L858R突变组患者的中位PFS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O0009）。19del组、L858R突变组和少见敏感突变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0s）分别为22．8、15．2和10．0个月，3组患者的中位0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8）；但19del组和L858R突变组患者的中位0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52）。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体力状况评分（P=0．030）、吸烟状态（P=0．013）和EGFR突变类型（P=0．034）是0s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对于中国NSCLC患者，不同EGFR敏感突变患者一线接受EGFR—TKIs治疗的疗效和预后并不相同。19del组患者的中位PFS明显优于其他敏感突变类型，但中位OS与L858R突变组相似；常见敏感突变类型患者的中位PFS和0s均明显优于少见敏感突变患者。

EGFR-TKI联合化疗对比EGFR-TKI单药一线治疗EGFR敏感突变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疗效的Meta分析

目的 :探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EGFR-TKI)联合化疗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敏感突变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的临床价值。方法:检索PubMed、EMBASE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从建库起到2017年公开发表的关于EGFR-TKI联合化疗对比EGFR-TKI单药一线治疗EGFR突变NSCLC的Ⅱ/Ⅲ期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并进行Meta分析。主要研究终点为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次要研究终点为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DCR)和安全性。结果:纳入相关文献4篇,共353例患者。与EGFR-TKI单药相比,EGFR-TKI联合化疗可有效延长患者的PFS[风险比(hazard ratio,HR)=0.65,95%可信区间(condence interval,CI):0.50～0.84,P=0.001]。亚组分析结果显示,EGFR-TKI联合化疗组中EGFR突变亚型为Del19和L858R、年龄≥65岁、体力状况(performance status,PS)评分为1、女性和不吸烟的患者较EGFR-TKI单药组的PFS显著获益(P值均<0.05)。EGFR-TKI联合治疗组与EGFR-TKI单药组间ORR和DCR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相对危险度(relative risk,RR)=1.07,95%CI:0.94～1.22,P=0.282;RR=1.02,95%CI:0.96～1.08,P=0.531]。EGFR-TKI联合化疗可引起更多的乏力、恶心和中性粒细胞数减少(RR=2.64,95%CI:1.32～5.25,P=0.006;RR=6.87,95%CI:3.06～15.45,P<0.001;RR=10.02,95%CI:3.18～31.55,P<0.001)。2组患者间3级以上不良发应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结论:与EGFR-TKI单药相比,EGFR-TKI联合化疗一线治疗EGFR基因突变NSCLC患者的PFS显著延长,且不良反应可耐受。

人参皂苷Rh_(2)抑制人非小细胞肺癌细胞增殖的机制研究

目的考察人参皂苷Rh_(2)对人非小细胞肺癌A549及H460细胞增殖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其作用机制。方法人参皂苷Rh_(2)处理A549及H460细胞,采用CCK-8法及克隆形成实验检测药物对细胞增殖的作用;观察药物对细胞形态的影响,利用Annexin V-FITC/碘化丙啶(PI)双染法检测细胞凋亡情况;利用乳酸检测试剂盒检测药物对细胞糖酵解产物即乳酸生成的影响;采用Western blotting法检测药物对线粒体凋亡蛋白[B淋巴细胞瘤2 (B-cell lymphoma 2,Bcl-2)、Bcl-2相关X蛋白(Bcl-2 associated X protein,Bax)、半胱氨酸蛋白酶-3 (Caspase-3)],糖酵解调节通路信号传导与转录激活因子3 (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STAT3)/c-myc及糖酵解途径关键酶丙酮酸激酶M2 (pyruvate kinase M2,PKM2)、乳酸脱氢酶A (lactate dehydrogenase A,LDHA)表达的影响。上调c-myc表达后,观察人参皂苷Rh;对A549及H460细胞乳酸水平的影响。结果人参皂苷Rh;可明显抑制A549及H460细胞的增殖能力及克隆形成能力(P<0.05、0.01、0.001),呈剂量和时间相关性。人参皂苷Rh;明显改变A549及H460细胞形态并诱导细胞凋亡(P<0.05),显著降低乳酸生成量(P<0.05、0.01)。人参皂苷Rh;可显著下调Bcl-2/Bax、PKM2、LDHA蛋白表达水平(P<0.05、0.01),上调Caspase-3蛋白表达水平(P<0.05),并抑制STAT3/c-myc通路活性(P<0.05、0.01)。上调c-myc表达后,人参皂苷Rh_(2)对A549及H460细胞乳酸水平的抑制作用减弱(P<0.05、0.01)。结论人参皂苷Rh_(2)显著抑制A549及H460细胞的增殖,其机制可能是通过调控线粒体凋亡蛋白、抑制STAT3/c-myc通路及糖酵解关键酶的表达干扰糖酵解,最终导致细胞凋亡。

晚期NSCLC患者恶性胸腔积液中上清和细胞沉淀EGFR基因突变状态的比较

目的比较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恶性胸腔积液（MPE）中上清和细胞沉淀检测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的结果差异，为临床精确检测提供依据。方法连续收集386例晚期NSCLC患者MPE标本（实验组202例，验证组184例）。实验组根据MPE中肿瘤细胞含量将标本分为4组：无细胞组（n=77）、（1～5）×104个/ml细胞组（n=43）、（6～10）×104个/ml细胞组（n=52）和＞10×104个/ml细胞组（n=30），采用扩增阻滞突变系统（ARMS）分别对同一个标本的上清和细胞沉淀进行EGFR基因突变检测，并对比两组EGFR基因突变的阳性检测率。在验证组中只检测上清或细胞沉淀来验证已建立的方法。结果实验组总EGFR基因突变率为30.7%（62/202）。无细胞组上清标本中EGFR突变率（37.6%）高于沉淀标本（33.8%）；（1～5）×104个/ml和（6～10）×104个/ml细胞组上清和沉淀标本EGFR基因突变率相同（分别为25.6%和21.1%），但两种标本之间存在基因突变不一致现象；＞10×104个/ml细胞组中两种标本EGFR基因突变率相同（33.3%），突变一致率为100%。在184例验证标本中，上清标本EGFR突变率为32.7%（36/110），细胞沉淀标本EGFR突变率为32.4%（24/7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2，P=0.97）。结论无肿瘤细胞的晚期NSCLC患者MPE也可用于EGFR基因突变检测，MPE标本具有异质性，无细胞上清和细胞沉淀中EGFR基因突变存在差异，应根据患者MPE中肿瘤细胞数量和性质进行病理评估后选择最佳标本进行基因检测，提高阳性检测率。

bcl-2及c-Met基因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基因不同突变肺癌细胞株中的表达

目的 通过检测bcl-2及c-Met基因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不同突变类型的肺癌细胞株中的表达,初步探讨bcl-2及c-Met基因与非小细胞肺癌（NSCLC）耐药的相关性.方法 采用直接测序法验证A549、HCC827和H1975细胞中EGFR基因突变情况;免疫细胞化学法检测bcl-2及c-Met的蛋白表达水平;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bcl-2 mRNA水平;突变扩增阻滞系统（ARMS）法检测人恶性胸腔积液中EGFR基因突变情况.结果 直接测序法证实A549细胞为EGFR野生型,HCC827细胞为EGFR外显子19del突变,H1975细胞为EGFR 21外显子L858R与20外显子T790M双突变.免疫细胞化学染色结果显示c-Met及bcl-2蛋白均定位在细胞质,其阳性表达强度从高到低依次为HCC827、A549和H1975细胞.RT-PCR结果显示bcl-2 mRNA在HCC827和A549细胞中高表达（10.93±1.90、7.13±1.33）,与H1975细胞（0.83±0.15）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3,P=0.000）;然而bcl-2 mRNA表达水平与恶性胸腔积液脱落细胞中EGFR基因突变类型无关.结论 HCC827细胞（EGFR 19del）中bcl-2与c-Met基因和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高于H1975细胞（EGFR L858R/T790M）,EGFR不同的突变类型可能与不同的信号通路相关.

乳腺癌患者外周血中内皮祖细胞检测的临床意义

目的探讨乳腺癌患者外周血中内皮祖细胞(EPCs)检测的临床意义。方法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收集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吉林省肿瘤医院收治的、病理学证实的70例浸润性乳腺导管癌患者、61例乳腺纤维腺瘤患者和68名健康人的外周血,利用流式细胞术检测EPCs[CD34、CD133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VEGFR)-2阳性细胞]水平。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检验和KruskalWallis H检验比较3组间EPCs阳性率及其表面标志物CD34、CD133和VEGFR-2表达量的差异,并用Fisher确切概率检验分析乳腺癌患者EPCs阳性率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采用t检验比较不同临床分期和不同淋巴结转移状态患者间EPCs表面标志物CD34、CD133和VEGFR-2表达量的差异。结果在乳腺癌患者、乳腺纤维腺瘤患者和健康人外周血中,EPCs阳性率及其表面标志物CD34、CD133和VEGFR-2表达量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2. 811,P<0. 001; F=15. 275,P<0. 001);健康人及乳腺纤维腺瘤组均未检测到EPCs,组间两两比较显示,EPCs表面标志物CD34、CD133和VEGFR-2在乳腺癌患者外周血中的表达量[M(P25～P75):0. 006%(0. 003%～6. 008%)]明显高于健康人及乳腺纤维腺瘤患者(P=0. 002、0. 003),乳腺癌组EPCs阳性率也显著高于健康人及乳腺纤维腺瘤患者[11. 4%(8/70)分别比0(0/68)、0(0/61),P=0. 006、0. 007]。但EPCs阳性率与乳腺癌患者的年龄、ER、PR和HER-2状态均无关(P均>0. 050)。进一步分析EPCs阳性的8例乳腺癌患者临床资料后发现,Ⅰ期患者(n=4)外周血中EPCs表面标志物CD34、CD133和VEGFR-2的表达量明显低于Ⅱ～Ⅳ期患者(n=4)[(0. 300±0. 162)%比(1. 130±0. 318)%,t=4. 640,P=0. 004],而淋巴结转移者(n=4) EPCs表面标志物CD34、CD133和VEGFR-2的表达量明显高于未转移者(n=4)[(1. 062±0. 424)%比(0. 370±0. 287)%,t=2. 700,P=0. 040]。结论乳腺癌患者外周血中EPCs表面标志CD34、CD133和VEGFR-2表达水平较高,其可能是一种潜在的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