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人类学与本土生态知识研究--杨庭硕教授访谈录

作为一名国内知名、颇具国际影响的生态人类学家，杨庭硕教授的研究虽立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本土知识，关注的却是地球村时代的生态危机及其应对策略。在人与自然的寄生性关系中，他始终强调人对自然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在积极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他的学术思想更彰显了强烈的使命意识和深切的现实关怀。2015年11月1日，他应邀参加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讨会，并接受了我们的专访。在6小时的深度畅谈中，杨先生以其深邃的生命体悟和鲜活的田野经验，为我们生动地讲述了他对民族文化和自然生态之关系的思考。现将访谈辑录成篇，以期读者在他的学术发现中理解本土生态知识的特点及其特殊的应用价值。

经济人类学视野中民族经济发展分析

在现代社会的统一世界框架中,包容着具有广泛差异性的多元民族,不同民族的发展都应该有其特定的方式。在民族经济活动中,经济是与其他种种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表现出来的,因而它在特定环境下并不仅仅是按照一定的经济目的而采取的明确直接合理的行为。因此,要准确地评估不同类型和不同样式的各民族的经济生活的利弊得失就必须综合、系统分析。

当代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述评

当代中国政治人类学是在老一代中外人类学家研究的基础上,引进西方政治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并在本土学者研究实践下逐步建构起来的。在秉承中国人类学者研究传统的同时,当代中国政治人类学扩大了研究范围和学科关怀对象,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实践,在基础理论、方法和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建设上,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尚存在较多问题,还有着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发展人类学在当代中国的研究

尽管发展人类学在西方人类学界已经得到了广泛发展,但对中国人类学界而言,发展人类学似乎仍然是一个新鲜而带有些许陌生的概念。主要对发展人类学的基本内容以及发展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现状进行阐述,以图使人类学的这一分支学科得到更大范围的认识。

人类的生态困境与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取向

20世纪中期以后,人类学开始关注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而形成了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经过今半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决定论"、"互动论"等学科理论,但面对当今的人类生态问题,这些理论显得无力与无奈。本文从当代生态问题的实质出发,分析了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认为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是两个并存的自立复杂体系,都具有自组织能力。从这样的视角去探讨其间的互动关系,应该成为生态人类学的学科取向。

地方性大学的学术理念与学术导向——评《怀化学院学报》的“民族文化研究”专栏

怀化学院学报编辑部为了使苗、侗、土家、瑶、白等民族的本土文化研究的成果及时地向学术界和社会推介,不失时机地在学报开设了"民族文化研究"栏目。栏目的创办是学报办刊创新思路的体现,是学报编辑部根据学校办学和学科特点而精心策划而成为办刊的宗旨。"民族文化研究"栏目的开设使得怀化学院学报有了自己的主打栏目,这一特色栏目构成了怀化学院学报期刊品牌的骨架,展示着该学报的气魄与亮点,是学报吸引读者的招牌。怀化学院学报的优势、品味、层次和风格便从期刊的特色栏目中体现出来。

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维护与利用的人类学思考

对族际文化格局失衡的扩大,生态灾变日益严重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政府即开始采取一系列的监管与控制生态资源的利用、实行生态维护与环境保护措施。如反"公地悲剧"等生态救治办法。但这些"一刀切"的行政手段或科技保护难以改善环境的现状。从生态人类学出发,遵循各民族自身对生态资源利用与维护的理念与方式,整合不同民族的传统生态智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聚落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研究

对于资源的定义各有不同,但其内涵绕不开对文化的阐释,为人类所利用的资源是基于文化意义上而得出的。无论是封闭隔绝的聚落社会,还是身处都市的人们,总会产生一系列资源分配方式,由此获得自身所需要的资源,形成对资源的多样化利用,让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另外,文化分野下的资源所形成的文化序列,模塑出的文化事实,又组成了资源关系网络,将人们嵌入到关系网络中,通过约定俗成的规则约束人们的行为,保证资源的再利用,进而实现社会群体的稳定延续。

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安全隐患及对策研究——以湖南凤凰山江苗族文化生态保护为例

建设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运行良好能够实现民族文化遗产的原地活态保护及传承。本文指出了在建设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工作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即政府主导力量不足,为保护而保护,造成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失去长效机制;原住民的文化主人身份未能得到充分体现,造成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原动力的缺失;民族文化开发过度,造成对民族生态文化的严重伤害。并以此对正在建设的凤凰山江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工作提出建言,以推进凤凰山江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工作健康、有序、规范、持续发展。

人类学视野下的“游牧文明”

游牧作为一种文化类型,永远不会退出人类发展的历史舞台,因而游牧文化的起源和中亚帝国兴亡史的探讨永远不会停留在历史的尘埃中,其现实价值永远存在着利用的空间。

生态人类学述略

文化人类学在20世纪初叶就已经开始的对社会关系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发展成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该学科聚焦于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人类今天所面对的资源危机,是由复杂的经济、社会、人口、制度和政治条件造成的,地球资源的稀缺界限取决于人类的文化,稀缺是一个文化概念。自然资源本身具有多样性,需要人类在文化多样性基础上模塑出人类生计方式多样性,人类生计方式的多样性也必然会创造出利用资源的多元化途径来。因此,生态人类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它肩负的使命是其它学科不可替代的。

生态人类学的“文化”视野

生态人类学理应是研究人类社会生态问题的文化人类学。因此,该学科只能从文化的视角出发,去认识和应对人类社会所面对的一切生态问题,这应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围绕着当代人类社会所面对的生态问题,该领域存在着太多的争议和理解上的分歧,一些学人倡导人类中心主义,还有更多的学者则坚持生态中心主义。我们认为生态人类学必须以文化视角进行分析,人类在生态系统中建构起自己的文化,人类文化在偏离自然系统,但也在回归对自然系统的偏离。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则坚持文化中心主义。

从文化人类学到历史人类学

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之母,又是我国学科体系的强项。但要使我国传统的历史学获得新生,肯定需要注入新的血液,赋予新的学术理念。历史人类学正是从这一需要出发,力图做出自己的新贡献。历史人类学绝不否定我国传统史学的功绩和贡献,而仅是希望使传统史学与时俱进,获得新生。历史人类学需要做的事,仅止于丰富和完善世人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以利史学的研究能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史学需要借助文化人类学的理念和方法,需要探索新的研究规范。这是一个从文化人类学到历史人类学的跃迁过程。

地方性知识:作为应用的中国生态人类学实践和反思

中国的生态人类学发展虽说已将近30年,但发展速度与学科的潜力并不相称。重要原因是生态人类学有关应用的研究及实践相对滞后。为此,立足于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展拓与深化生态人类学的应用研究成了该学科得以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尝试将"地方性知识"作为开展应用研究的切入点和理论分析的线索,试图把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效条理化,从而全面揭示该学科的发展潜力。本文还就这一概念及相关实践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做了反思,明辨其得失,以便引发学者同仁对生态人类学应用研究的深入探讨。

中国养蜂业的生态人类学预警

养蜂是一项历史悠久的谋生手段,养蜂业是现代产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考虑到养蜂业对所处自然与生态系统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养蜂业产品又直接关系到人民的身体健康,因而如何评估养蜂业的得失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产业问题,必须兼顾到生态安全和人民的体质特征,以及行业伦理等众多社会因素。然而,我国养蜂业的现状却不尽如人意。中华蜂种群濒临灭绝、养蜂业产品冒滥屡禁不止、中国传统医药、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也随之而蒙受了一系列潜在的威胁。生态的安全与文化的流失同时陷入困境。如果不及时地迷途知返,有效地遏制行业的贪欲追求。随着文化生态共同体的松动,我国的生态安全、中华各民族传统文化还将面临更大的困境和难测的风险。

生态人类学田野调查纲要概说

生态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为的生态行为直接影响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有效利用。因此,开展生态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不仅十分重要,而且也非常必要。为此,本文立足于人类生态行为在田野调查中的实际与运用这一原则拟定了《生态人类学调查大纲》,并在文中对此《大纲》的调查操作要求进行了说明,为今后此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参考的依据。

生态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资料分析

生态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生态人类学立足于民族文化对人类生态行为及其后果进行分析,在分析时必然受到时间、空间制约及其他多种因素的干扰。人为的生态行为直接影响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有效利用。因此,开展生态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不仅十分重要,而且非常必要。为此,本文立足于人类生态行为在田野调查中的实际与运用这一原则拟定了生态人类学的调查框架,并在文中对此调查框架的调查操作要求进行了说明,为今后此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参考依据。但由于生态人类学为生态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为使田野调查资料为不同学科所公认与互用,本文提出田野调查资料的"终端验证法",使田野资料能够在生物性适应和社会性适应的框架内加以分析。

明清以来苗族鼓舞文化的历史人类学透视

文章对苗族鼓文化发展脉络进行梳理,认为苗族木皮鼓由木鼓演变而来,在制作与使用苗鼓的过程中形成特定形态的鼓舞文化。苗族鼓舞历经春秋战国、唐宋时期的文化累积,到明清时期完整形成,清代以来苗族农闲时举办的五种典型鼓舞彰显了苗区闲暇文化生活形态,其象形动作在描绘苗民农耕生活情景同时又反映了农耕民族的生活规律,展示了云贵高原及周边山地民族丰富的农耕文化内涵。苗族鼓舞文化作为民间传统文化,既来源于苗族家庭生活又成为苗族家庭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并深深影响整个苗族社会生活。

医学人类学对过程哲学的阐释

通过对过程本体概念的理解和阐释,使阐释人类学的“深度描写”在认识族群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基础上,并结合医学人类学对“过程”理论进行研究,这种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对中国传统中医文化进行“深度描写”,并从批评的角度度对人类知识进行重新洗礼和审视,使过程哲学思想与医学人类学之间形成契合点,并以此对“过程”研究的范式来构建起医学人类学的理论框架,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医学人类学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