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中的移情——记德穆特·莫兰教授同济大学讲座

2017年4月12日，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德穆特·莫兰（DermotMoran）教授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举行了题为“现象学中的移情”（EmpathyinPhenomenology）的讲座。讲座由同济大学现象学中心、欧洲文化研究院组织举办，现象学中心主任梁家荣教授主持。

论《中国哲学大纲》三个序言

《中国哲学大纲》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它开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模式。此书的出版历经坎坷,张岱年先生先后写了三个序。《自序》充满着创新的自信,《新序》成了一份名副其实的“检查书”,《再版序言》体现了趋时而更新的特征。三个序言真实地反映了时代风云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全方位的影响。《中国哲学大纲》不因时光的流逝而失去它的价值,而是凸显出它无可替代的品性来。

回到杜预--论晚清今古视野下的章太炎《春秋》学

清中叶以来,随着常州今文学的复兴,今古之争再次成为学术与思想领域的焦点问题。章太炎借助其对《左传》的诠释,对康有为及保皇党人所依据的《公羊传》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不仅如此,章太炎还上溯到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术,甚至对今文家所尊奉的孔子,亦肆意贬抑。透过这种批评,章太炎的《左传》学最后标榜回到杜预,从而背离了清初以来驳正杜预的主流倾向。不难发现,章太炎的《春秋》学,表面上通过对康有为诠释《公羊传》的批评,发挥了《左传》中的思想,其实充满了基于党派意识的门户之见。

忧郁的解剖:《理想国》论僭主

《理想国》将僭主刻画为一位忧郁症患者,这一事实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公元前5—4世纪的医学、哲学文献中,“忧郁”一词包含沮丧恐惧和兴奋狂躁的双重面向,与柏拉图对僭主生活的描绘相一致。《理想国》8、9两卷中对政体变迁的深入分析,为理解僭主式人格的“忧郁”提供了钥匙。与通常的理解不同,寡头式、民主式和僭主式人格并非三种不同欲望分别统治灵魂的形态,而是灵魂中统治秩序的逐渐崩溃。结合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学说,上述崩溃是“限度”逐渐减少、“无限者”逐渐增加的过程。最佳政体包含最完美的几何比例或“限度”;随着“限度”的逐步减少,每一政体都比前一政体在更大程度上包含“无限者”。僭主式人格即灵魂中“限度”消失,落入纯粹的“无限者”状态。正是这一状态解释了僭主式人格的双面特征。

确然之地基,还是显现之场所?——论意识在现象学中的地位

现象学中的“意识”超越了近代认识论中确然性基础的角色,成为使一切对象得以显现的超越论场所。通过对“超越”和“超越论”的重新解读,现象学揭示了意识的内时间视域结构,使其成为一切对象得以显现的可能性条件。这种超越论转向将意识从知识论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使现象学成为真正的第一哲学,并探究对象显现的根源与可能性。现象学不应执着于意识的确定性,而应将意识视为开启一切显现的场所,从而为理解世界和存在开辟新的道路。

可见性之谜——梅洛-庞蒂《眼与心》中关于绘画的哲学思考

尽管梅洛-庞蒂的《眼与心》以绘画为主题,但它实际想要探讨的却是人与存在的关系;而在画家那里,视觉就构成了此种关系的纽结。本文因此着重考察了视觉的基本特征,进而探讨在视觉中所发生的人与物的可逆关系,及可见者与不可见者之间的缠结关系,最后指出了经由绘画通达存在的可能性。

记忆的收藏家与时间星丛——晚期本雅明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是本雅明哲学的核心议题之一。为批判启蒙现代性所制造的进步论时间幻觉,本雅明提出了倚重记忆的时间辩证法,并将其命名为"停顿的辩证法",它使一味朝向未来发展的历史由于记忆的牵引而停顿下来,世界在停顿下来的当下即被救赎。而且,本雅明从记忆的伦理属性出发,批判了胜利者的历史。作为收藏家的历史学家,其任务就是救赎被遗忘的祖先和历史碎片,同时又对当下历史提出新的要求,通过释放出记忆中的乌托邦梦想,救赎每一个人,尤其是处于边缘的失败者和被压抑者。

威廉姆·洪堡的大学理念

在中国学界，威廉姆·封·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一直被当作世界级的伟大教育家而得到相当广泛的讨论，尤其是因为留德学者蔡元培先生接受了以洪堡为代表的德国大学理念，以之为北京大学的精神基石和办学方针。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最重要的大学身上是有洪堡烙印的。今天差不多有如下情形：我们说到北京大学，必想起蔡元培校长，必想起洪堡；倒过来的说法自然也可成立。不过，不无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译介过洪堡的教育思想文献，也使得我们的一些相关谈论难免空虚乏力。

起源、真理与弥赛亚时间的结构——论本雅明哲学中的神学

神学是本雅明哲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即使在完成马克思主义转向之后,本雅明仍然试图用"世俗启迪"转化、翻译神学的潜能。对起源和真理等的持续关注、对弥赛亚救赎的渴望,都内涵着他的神学态度。同时,本雅明也试图考察出现代性与神学的紧张关系。在本雅明的哲学思想中,弥赛亚时间结构中的张力既是反思现代性的入口,也是历史本身的动力来源。

试论朱谦之《周易哲学》中的“情”

本文以朱谦之《周易哲学》中“情”这一概念为中心,梳理其对《周易》中“情”的本质、特点和方法的考察,阐明“情”的丰富内涵,评析其本于《周易》而建立和倡导的唯情哲学的意义。朱谦之试图以“情”重建儒家的形而上学,并使古老的《周易》不断涌现出现代的意蕴。

止于至善--论柏拉图政治哲学中的善恶观

善的问题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本文从理念论的本体之善、理论理性的智慧之善、实践理性的中和之善和服从行为的道德之善四个层面论述了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善恶观,以此表明他的思考至今仍然体现了人类能够达到的最高智慧。

跛行的哲学——梅洛-庞蒂的“哲学赞词”或哲学辩护

《哲学赞词》尽管以"哲学赞词"为题,但实际上却是对哲学及哲学生活的辩护。哲学为什么要辩护?梅洛-庞蒂主要从认识、表达、行动(其中也涉及到哲人与大众的冲突、哲学的现实处境等)这三个方面出发,对哲学知识的暧昧性、哲学与现实的潜在冲突及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复杂关系等作了深入阐发,最后指出哲学的生活具有"跛行"的特征,从中也体现出了梅洛-庞蒂哲学自身的"暧昧性"特征。

朱谦之唯情哲学视野中的“时间”

"时间"是近现代哲学的基本范畴,也是现代中国哲学建构的重要问题。朱谦之的唯情哲学以"情"解《易》,继而以"情"释"时",以"时"为"情"之"感",为"变化流动永不间断的绵延",并强调"时间的意义就是现在"。以此视野考察历史,他主张历史是生命的进化史,历史的价值在"现代"。唯情哲学对情感与时间的考察,不仅是对将时间理性化、形式化的纠偏,其时间与生命内在关联的讨论,也使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更加具体、真实。

从庄子的名实论看其政治哲学思想

欲准确、全面地把握庄子的政治哲学思想,不可不辨其名实论。在庄子看来,道的存在性、物的流变性以及言说的有限性等皆决定了命名的不可能性以及名教存在的局限性。从理想的层面看,庄子反对立名设教。若立足于现实,命名乃至相应的名教之设又是必需的。以虚怀无执之心应对世事物情,有所命名而又不粘滞于名、便宜于名实之设而又有所超越,乃是庄子名实思想的主要特点。相应于这一立场,庄子认为:无为之治固然当以无名为本,但也应根据世事人情假以有名之用;不可舍本而逐末,亦不可蔽本而彰末。因此,“明王”欲成至治,不仅须通达无为(无名)而有为(有名)的必要性,而且须明了有为(有名)而无为(有名)的反复性。

哲学的终结与道学导论的任务

哲学的终结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思想的终结,而是特指作为一种特殊哲学形态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经由翻译philosophia而来的哲学,在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新生,将表现为道学的重新开端,而道学的重新开端则首先体现为道学导论的基本任务。道学导论不是外在地为一种叫做道学的现成学科提供一个导入其中的道路,而是本身即为道学的重新生成和展开。在现代中文的语文处境中,道学导论的基本任务是吸收转化质胜于文的逻各斯哲学,以文救质,在新的层面上重建文质彬彬的道学理想。

被伪饰的形而上学——探询《第一哲学沉思集》的写作动机

笛卡尔本人关于《第一哲学沉思集》的写作目的有公开的与私下的两种不同说法。本文首先表明他在该书中既没有证明灵魂不朽,也没能够成功地运用自然理性证明上帝存在,因此他公开宣称的护教动机非常可疑。然后,本文比较了笛卡尔的宇宙图景与基督教的宇宙图景的不同并指出两幅宇宙图景所支持的人生图景的根本区别,这就揭示了笛卡尔伪饰自己思想的根本原因。最后,本文梳理了《第一哲学沉思集》的整体结构,指出他写作该书的真实动机就是私下所说的为物理学奠基,不过出于自保的需要而把它包装成一篇护教文字。

现代的理想国——《〈法哲学原理〉序言》绎读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提供了一种关于现代理想国的原则框架。这个现代理想国继承了柏拉图理想国的哲学精神。但由于它与一种新的现实结合了起来,它便不再是一种“空虚的理想”,而是一种理念得以在其中安家的现实。它实现了合理性与现实性之间的统一。然而,这一新的理想国也隐含着使个性消失的危险,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封闭对新的可能性的探索。

如何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重新理解培根与笛卡尔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培根和笛卡尔都通过某种开创性的努力完成了从古典的政治哲学向现代政治哲学的转向;而且这种转向又是通过对柏拉图之“理想国”的前提进行反转和重新奠基而实现的。就培根而言,他主要促发了现代性的三方面的推动力:一是智力的解放,再是一种新的科学探究精神的形成,最后是一种新的乌托邦的构想,总之,都与现代的科学技术相关。笛卡尔则论证了一种新的理性概念,并以之为现代的伦理学奠定了一个新的根基。

从马克思早年的法哲学观重新解读“苦恼的疑问”

马克思早年的“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哲学观决定了自己既不能像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那样完全置“物质利益”于不顾,又不能像黑格尔那样以“理念的自身同一”的方式来解决“物质利益”问题,因而产生了“苦恼的疑问”。“苦恼的疑问”本质上是“物质利益”问题向马克思早年的仍具浓厚形而上学色彩的法哲学观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