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战略逻辑视域下的德国国家安全战略

德国出台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大战略、机会主义、风险管理三种制定战略的政治逻辑为视角,系统检视德国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可以发现,德国国家安全战略目前仍属于一种较为模糊的原则性规划,其详细行动计划还有待观察。同时,从长期的历史角度看,德国国家安全战略还存在有限的机会主义特征。此外,德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以防范风险为主,重点是对军事、经济和制度的风险管理。在这种混合性质的国家安全战略引导下,未来德国外交中克制文化的约束力将进一步弱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会进一步巩固,欧洲战略自主也将在北约框架下艰难推进,但德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将受到其失稳的内政和美国大战略变动等因素的多重影响。

同济大学历史上的德籍教师

在1907年至1950年的40多年中,有近百名德籍教师在同济大学工作过。他们既是近现代德国对华文化政策的实践者,也是德国文化与科技在中国的传播者。同济大学能够成为对德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包含着德籍教师的历史贡献。

德国大学精英倡议计划之未来构想分析——以慕尼黑工业大学为例

精英倡议计划是德国旨在促进大学尖端科研和学术创新,以及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改革举措。其中,未来构想这条资助主线更是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从精英倡议计划的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未来构想在内容要求与评审标准方面做出了调整。慕尼黑工业大学在这两个阶段发展与深化了"创业型大学"的未来构想,探索出了将"创业型大学"的建设和尖端科研的发展成功结合的经验。精英倡议计划,尤其是未来构想的评选给德国高等教育体制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

志愿服务发展研究 德国志愿服务:特点、趋势与促进措施

20世纪末,志愿服务在德国重又成为公共讨论的中心议题。本文分析了德国志愿服务复兴的原因及其特点,并结合德国联邦家庭部志愿者调查(1999年、2004年和2009年)的结果,论述德国志愿服务的现状,探究其结构与动机是否以及发生了哪些变化。

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德国福利国家制度变革研究

新工业革命并非突如其来,工业生产方式的变化过程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即制造业从“福特主义”转向“后福特主义”。而20世纪70年代至今也是德国福利国家制度在二战后发展至高峰后开始遭遇问题、探索改革的时期。这两条发展线索之间不无关联:一方面,生产方式的变化使劳资关系从对抗逐步走向合作;另一方面,生产方式变化所引起的就业形态的灵活化使传统社会保障制度面临改革压力。反观历史,分析这两条线索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关系,有利于沿着这条路径考察工业4.0带来的挑战,展望福利国家在这一背景下的发展前景。

俄乌冲突背景下德国在欧盟领导角色的式微

俄乌冲突的爆发对欧洲的安全格局造成了极大冲击,作为欧盟重要支柱的德国曾成功化解了2014年第一次乌克兰危机,因此在此次俄乌冲突中也被期待可以再次发挥领导作用。通过对德国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后表现的梳理,并在领导理论的框架下对俄乌冲突中德国领导角色的出现与否及其影响限度进行分析。总体而言,俄乌冲突凸显了德国在欧盟内领导角色式微的现状。虽然德国拥有领导欧盟的机会与意愿,在外交、安全和防务政策领域发挥了一定的领导作用来缓解局势与推动欧洲战略自主的建设,但是军事资源不足、欧盟内部的利益冲突、其他成员国的不满和质疑等因素削弱了德国的政治影响力,挤压了其行动空间。与第一次乌克兰危机中默克尔政府的表现相比,朔尔茨政府在欧盟的领导力明显弱化。德国在欧盟领导角色的式微也将对欧盟未来发展产生多方面的消极影响。

“时代转折”中德国外交战略的转型

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德国总理朔尔茨提出“时代转折”命题。突破不向危机地区输送武器的禁令、扭转德国在防务支出上的“节俭”态势以及改变德国的俄罗斯政策等一系列动向,宣告了德国外交与安全战略的转型。德国外交战略转型既有外部环境变化方面的原因,也受德国国内政治力量转移的影响,其总体指向是大幅提升军事实力、实现联邦国防军现代化,以期在欧盟乃至国际秩序重塑中发挥领导作用。德国外交战略的转型面临国内民意支持存在变数、国防投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中东欧国家疑惧等诸多挑战。

东欧国家档案与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

本文中的东欧国家,主要指冷战期间社会主义阵营(或称苏东阵营)的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由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相似,这些国家曾与中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紧密合作关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它们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帮助,其中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曾长期占据中国第二和第三大对外贸易国的位置。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东欧改革经验“首先吸引国人注意”①。

德国高校可持续发展专业建设:现状、特征与启示

在各国高校推进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背景下,可持续发展专业建设成为衡量高校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德国的可持续发展专业建设起步较早且较为完备,呈现出学科门类全、地理分布广、专业覆盖面大、以应用技术大学为建设主体等发展现状,并具有四个主要特征:促进学科拓展,注重学科交叉;着眼多重目标,培养应用人才;丰富设置形式,加强校院合作;凸显区域特色,重视校企合作。德国高校的相关经验对于我国高校加快构建可持续发展专业体系、培养可持续发展人才具有借鉴意义。

德国在欧洲难民危机中的表现、原因及其影响

自2015年4月欧洲难民危机爆发以来,德国的表现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犹豫不决、到表示欢迎再到重新收紧避难政策。欧盟制度缺陷背景下的利益考量,使得德国在危机发生的第一阶段表现犹豫;难民问题加剧、行动压力增大后,德国的道义与历史因素以及默克尔的个人因素使得德国在第二阶段率先打破陈规,对来自叙利亚等战争地区的避难者敞开怀抱;第三阶段,急剧上升的避难者人数、国内各界的反对声音、欧盟成员国不合作的态度,迫使德国重新引入边境控制,收紧避难政策。本文分析了德国在欧洲难民危机中立场变化的原因,并从德国国内、欧盟和国际层面出发,剖析了德国的欢迎政策以及随之发生的欧洲难民激增所带来的诸多挑战。

从乌克兰危机看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2013年11月底以来,乌克兰危机不断发酵,此次危机虽然为当前默克尔领导下的大联合政府推行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开启了有利的"时机之窗",但它也是这一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试金石"。文章首先分三个阶段梳理了德国在危机应对中的表现,指出德国在此次危机中积极斡旋,甚至扮演了某种领导角色。其后,分析了德国外交在乌克兰危机应对中得以积极有为的国际双边关系层面、欧盟层面以及德国国内层面的影响因素,最后指出了德国外交政策调整依然面临的诸多挑战。

“德国模式”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及其所面临的挑战

从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德国经济也遭受严重打击。但是危机后,德国经济却率先复苏,结果好于预期。本文基于对德国政治经济制度,即"德国模式"的研究,将其构成要素和德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相结合,分析了德国经济复苏的原因,并指出了该模式将来所面临的若干挑战。

精英倡议计划对德国高等教育差异化的影响分析

20世纪6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差异化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主要发展趋势。在德国,高校均衡发展却在很长时间内成为高等教育的主要特点。90年代以来,面对日益激烈的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德国开始进行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改变均衡发展模式,鼓励大学竞争,深化高等教育差异化发展,成为主要的改革方向。"精英倡议计划"是在此方向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推动着德国高等教育差异化向纵深发展。

欧洲难民危机中德国的应对与政策调整

在2015年的欧洲难民危机中,德国采取了欢迎难民的宽松政策,慷慨接纳了100万难民登记申请。但德国过高估计了自身解决难民问题的能力,也过低估计了许多欧盟成员国的不合作态度。空前的难民潮令德国政府承受着巨大的内外政治压力,对现有避难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为了化解危机,德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调整与应对措施:新增安全来源国限制避难条件,采用模式创新加快难民审批程序;缓解各州与地方安置压力;以法治国家原则打击犯罪行为;加强融入教育及就业体系;寻求欧盟共同解决方案并加强外部合作;致力于消除造成难民危机的冲突和战争根源等。德国人道安置难民、倡导"欢迎文化"的实践,正引导德国日趋发展成为开放的现代移民国家。

德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经验与启示

德国经济在金融与经济危机中表现良好,与德国制造业的强势有着紧密联系。为此,德国制造业成为了各国争相效仿的对象。在西方传统工业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及新兴大国谋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双重压力下,德国推出了工业4.0的国家战略,通过进一步升级制造业,来捍卫自身的国际竞争优势。归纳起来,德国制造业之所以能长盛不衰,与社会协同、倒逼机制、创新驱动、人才保障四个方面因素的协同作用有着紧密关系。当前,我国通过了"中国制造2025"规划。德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经验可以给我国制造强国战略提供若干启示。

德国职教师资培养与继续教育模式分析

学习德国的职业教育经验,必须考察其职教师资的培养与继续教育模式。德国的职教师资培养,不但有严格的入学要求、科学的培训计划和完善的继续教育制度,而且能根据各州的实际因地制宜,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整和变化。

新世纪以来德国民众福利态度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新世纪以来,德国社会福利体制一度面临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高、国家债务负担重等诸多挑战,德国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改革措施,以打破传统社会福利体制的路径依赖。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和社会福利体制改革需要得到广大民众的接受和认可。鉴于此,论文主要从德国民众认知视角出发,对新世纪以来民众福利态度的变迁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德国民众都认为应由政府承担福利责任。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障依然被民众视为政府首要承担的福利责任,但对政府提供失业保障以及就业岗位的支持度相对较低,对提供医疗和养老保障的需求则明显上升。此外,民众对医疗保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最高,其次是养老和失业保障,对护理保障则信心不足。另外,德国东西部民众福利态度上的差异依然存在,但已经呈现出趋同迹象。论文运用福利态度解释学说并结合实证数据,说明福利态度的变化主要受总体经济形势、社会福利政策、公正理念、个人自利和社会化因素的影响。

德国难民和移民政策的调整趋势与影响

自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以来,德国政府不断修正难民和移民政策,以适应形势变化,提高管控效率。2018年以来,尤其伴随着6月中旬大联合政府经历执政危机,相关政策调整的步伐明显加快。尽管相比于难民危机的最高峰,德国的难民形势已经大为缓解,但联合政府内部已出现裂痕,难民移民路线的转向势必进一步激发政党竞争态势和内政动荡风险,导致政治谱系整体向右倾斜、政权稳定程度下降并且给民主政治带来持久挑战。

德国《国家工业战略2030》及其启示

德国日前出台的《国家工业战略2030》讨论文件提出了实施干预性产业政策的建议,围绕这份文件,德国各界展开了热烈讨论,其核心涉及德国国家(政府)在发展未来技术领域究竟应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份文件对于我国深化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思考、优化产业政策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德国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措施

德国2003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提高生育率的家庭政策措施,而且,德国在各个政策领域实施了普遍的家庭友好型政策措施,这些措施的合力使得德国的生育率近年来有了比较显著的提升。德国的经验表明,以调整人口结构为导向的家庭政策措施的着力目标,应在于为家庭提供物质保障、改善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活之间的协调以及提供实现要孩子愿望的可能性,这些目标需要通过时间、金钱和基础设施三个方面的政策措施来实现,与此同时,家庭政策措施需要各个政策领域的家庭友好型政策措施加以配合,以便形成政策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