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的、动态的和本土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变迁中的“大众文化”，方法论的“文化理论”在场的“文化批评”

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自20世纪末以来一直活跃于中国学术界和批评界，几成显学。但这个虽来自于域外、却具有本土针对性和适应性的理论或“学科”，似乎并没有如其外观显现的那样，获得预期的效果。一种批判反思性的理论，自身却成为批判反思的对象，这对理论本身并无坏处。这里刊登的这组笔谈便是这种反思的结果。文章先后涉及到了“大众文化”涵义在当代的变迁，及其如何成为人文学界不得不细加审视的知识难题；如何将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不是当作一门具体理论，而是视为类同方法论一样的开放系统，使大众文化的知识研究成为可能：文化批评如何通过现场的话语批判，来纠正日常的文化精神缺损，保持文化本身的创造性活力；文化研究的“中国学派”如何可能——包括文化研究本身的悖论以及中国文化研究“后发型”的机会及其丧失问题：本土大众文化的诸种态势，它的身体化、娱乐化、反智化的双面性以及“哄客社会”的应然和实然状态：如何坚持文化批评，同时又破除文化幻想等等。

文化批评,破除文化想象

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自20世纪末以来一直活跃于中国学术界和批评界,几成显学。但这个虽来自于域外、却具有本土针对性和适应性的理论或“学科”,似乎并没有如其外观显现的那样,获得预期的效果。一种批判反思性的理论,自身却成为批判反思的对象,这对理论本身并无坏处。这里刊登的这组笔谈便是这种反思的结果。文章先后涉及到了“大众文化”涵义在当代的变迁,及其如何成为人文学界不得不细加审视的知识难题;如何将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不是当作一门具体理论,而是视为类同方法论一样的开放系统,使大众文化的知识研究成为可能;文化批评如何通过现场的话语批判,来纠正日常的文化精神缺损,保持文化本身的创造性活力;文化研究的“中国学派”如何可能———包括文化研究本身的悖论以及中国文化研究“后发型”的机会及其丧失问题;本土大众文化的诸种态势,它的身体化、娱乐化、反智化的双面性以及“哄客社会”的应然和实然状态;如何坚持文化批评,同时又破除文化幻想等等。

加缪:中国文化的局外人——荒谬美学在汉语世界的历史踪迹

加缪在中国的精神之旅阿尔贝·加缪（1913-1960）的中国之旅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8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首次出版汉语本《鼠疫》（“外国文艺丛书”），由顾方济等人翻译，他的另一部小说杰作《局外人》，则在第二年现身于袁可嘉等人编译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就此引发西方现代文学的启蒙浪潮。虽然身染“鼠疫”的“局外人”的荒谬表情，与对未来充满“新启蒙”幻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格格不入,但人们仍然宽容地接纳了加缪，把他视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伟大哲人和批评家。

上海世博的器物叙事——器物文化遗产的遗忘、拯救与复兴

器物是经过人类加工的一种物质形态,在某种意义上,"器物"必然和"非物"一起形成二重组合。在资本主义科技和工业复制时代到来之后,乡村手工业作坊及其技术开始湮灭,旧式工匠带着祖传的技能相继谢世,老式器物向人的日常生活告别。"世博会"被"发明"出来之后,其最大价值就在于,它是新器物爆炸的主要策源地,导致新行业——现代零售业及其大批零售商店的兴起。而高效的工业复制能力,成为器物市场兴旺的强大后盾。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迅速接纳了来自西方世博会的各种新奇物品,这是器物及其日常生活方式的伟大革命。世博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杂纠缠,向中国公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学堂。器物发达国家的参与,它们卓越的器物与技术、优秀创意及叙事、严密的会展管理水平,启动了中国人的文化智力。

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

2002年6月,英国伯明翰大学关闭了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此举只是该校重组计划中的一部分,却在国际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因为该系的前身即被视为文化研究重镇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以伯明翰学派而闻名于学界.

本土大众文化的三种态势

一、身体化:文化市场的消费核心 从卫慧、经过木子美到竹影青瞳,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色语"运动的清晰印迹,它起源于文学语体,推进于日记语体,变得愈来愈感官化、大众化和公共化,最终被图像语体引向了高潮.这是叙事策略的迅疾飞跃,仿佛是一列失控的飞船,在"加速效应"中奔赴肉欲的天堂.

文化2006:颠覆与“粉丝化”

围绕电影《无极》引发的“馒头”官司、著名文学前辈与后辈之间的口角之争,无不体现了两代人的文化对决,一系列好大喜功的国产大片制造了一堆堆有形无形的“垃圾”,易中天说《三国》、于丹说《论语》缔造着一个新的说书时代,知识和观众无可避免地被粉丝化了……回眸凝望2006年这一系列文化争鸣事件,人们在论争中留下了几许笑骂、叹息。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

今日之中国，已是世界上毫无争议的旅游大国，全民旅游每年都在升温一组组惊爆眼球的数据，让本来属于旅游行业的事情，变成了公众的热门话题。。近年来，中国游客足迹之广、沿途消费之大、探索往来之频繁，甚至让目的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或多或少地发生了改变。

旁观和嬉戏 60年代生人的文化身份与精神特质

文章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生人与上一代人的比较,描述出这一代人的文化身份和精神特质。文章认为,60年代生人在成长过程中的"旁观者"身份以及文化精神史上的"断裂"处境,造成了这一代人在其文化创造过程中,以一种"嬉戏"精神来表达他们对于历史时间整体性的反叛。表现在建筑师如李晓东、王澍等人那里,则以一种偶然性的相遇来传达他们特有的空间理念。

言辞、文化然后道成肉身——文学与公共性的悖论

文学与公共性话题,作为时代的症状,反应为公共的身份焦虑在文学空间的投射,从而混淆时代性与公共性、文学空间与公共空间、现实确认与文学反讽的界限。就表征形式而言,文学与公共性存在着刻意的剥离,但其内在的关联在于,整体意义上的文学与古典政治学的向度并无多大差异,表现为对永恒、价值以及真理的追问与追求。

香港流行文化得了什么病

2001年圣诞节前的一个晚上,一位香港老导演过生日,这本是充分感受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温暖时刻,谁料7个徒弟中的5个突然每人端起一杯薄酒,双膝跪下,无奈地说:“

桥与门“新三届”群体在当代文化中的位置

"新三届"指"文革"后1977年、1978年、1979年入学的三届大学生。文章认为,由于历史原因,"新三届"群体对"文革"后社会文化的断裂起到桥梁作用,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同时,他们作为20世纪80年代后"新文化"的开创者,对曰后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的、持续的、久远的影响。考察这一群体在当代文化史中的地位,不仅对教育史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公共舆论的历史、现实与反思

唐小兵：拙著《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出版后，有些朋友认为我描述的现代中国的舆论有很强的价值偏向，比较偏向于“星期论文”那样理性的、以学院为基础的，然后以学术共同体为依托的公开表达，对于南方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所代表的这样一种激进的舆论形式缺乏“同情的理解”。这种批评，以及当下公共舆论发展的态势，让我重新思考胡适、傅斯年代表的这样一种精英主义的舆论形式在当下中国遭逢的困境，

物之梦与巴什拉的诗学

巴什拉在中国 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巴什拉来得太早了，而对于文化热潮中的阅读大众来说,他又来得太迟了。第一部巴什拉著作的中译本，出现在1992年，名字叫做《火的精神分析》，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新知文库”的第52种．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杜小真主译。当时的中国批评界正在忙碌另一些事情。一些人在精心缝补“人文精神”的破裤。另一些人则在忙于编织“后现代”的新衣。这种种单向度的头脑．尚无法承担巴什拉式的繁复丰硕的思想果实。

学术共同体的消逝与重建

从自由职业者到单位人 近代以来，学者通常供职于大学和科研机构。但是教授（这里所说的教授不是指职称，而是指在大学任教者）这一身份在1949年前后产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从自由职业者转变为单位人。自由职业者，这个词语目前也在中国大陆通用，意思却与民国时期或者台湾地区截然不同。现在大陆所谓的自由职业者往往指有文化的非单位人，比如以写作谋生的自由撰稿人就是其中的主体部分。可是民国时期（台湾地区部分沿袭了民国时期的界定）的自由职业者并非没有职业，只是被雇用者和雇用机构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自由。1929年，国民党官方文件首次使用“自由职业者”界定包括医生、律师、会计师、

通识教育的本土困境

19世纪，教育家纽曼曾经说过：“大学（University）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Universalknowledge）的地方。在中国，1952年院系调整，综合性大学急剧减少，专业性大学成为主流。20世纪90年代末大学合并，专业性大学纷纷回归综合性大学，虽然其中存在很多问题，但大学向综合性的回归符合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则。经过漫长又损失惨重的尝试，大学终于摆脱过度专业化的进程。

意见空间的文学挣扎

消费主义制造的垃圾化效应,迫使我们反思文学过度谋求公共性的立场。仅仅以销售量、点击率和票房来衡量文学的优劣与否,非但不能拯救文学,反而会更彻底地断送它的前程。文学的公共性,恰恰在于它的非公共性,也即起始于作家最孤独的反思。这样,文学才能最终回归到公共空间,完成弘扬普世价值的艰难使命。

《半夜鸡叫》:时间与阶级意识

《半夜鸡叫》的故事出自一本叫做《高玉宝》的自传体中篇小说。自1950年代起,通过强大的文宣机器的推动,《高玉宝》的故事已经在中国当代文艺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要读书＂＂半夜鸡叫＂诸章节,已经成为革命文学的经典段落,并被收入当时的中小学语文课本。1964年。

“样板戏”的舞台艺术风格及其美学逻辑

本文试图撇开政治权力消长和意识形态转型所带来的偏见,以学术的方式考察"文革"时期"样板戏"在舞台艺术风格方面的特征以及"样板戏"主导者的真实意图。本文认为,"样板戏"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艺术编程。"样板戏"根据"文革"意识形态逻辑,在戏剧结构、音乐形式、唱腔设计、舞台美术以及戏剧语言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变革,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艺术风格,同时又是在政治权力指令下的自上而下的文艺生产制造出来的一种畸形的艺术。在庞大的意识形态神话破产之后,那些从意识形态躯壳上脱落下来的若干艺术残片,却仍散发出几丝迷人的美学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