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壁疝的内镜下Sublay修补

1背景腹壁疝的有效修补层次包括Onlay、Sublay与腹腔内[1]。从力学角度,将补片放置在缺损后、腹腔外的Sublay层面最为可靠。但Sublay需对腹壁进行广泛分离,存在一定的难度与创伤,通过开放途径更是增加了创伤及切口并发症发生率[2]。1993年LeBlanc等描述了腹腔镜下腹壁切口疝修补术,是将防粘连补片放置于腹腔内腹膜面进行修补,即腹腔镜腹腔内网片修补术(laparoscopic intraperitoneal onlay mesh,Lap-IPOM)修补[3]。

腹壁疝经腹Sublay(TAS)修补术的手术操作与技巧

腹壁疝的内镜下Sublay修补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在完全腹膜外(totally extraperitoneal sublay,TES),另一种是经腹腔(trans-abdominal sublay,TAS)。最早的TAS文献报道见于2011年,印度的Prasad等报道了基于腹股沟疝经腹腹膜前疝修补术(transabdominal preperitoneal,TAPP)的经腹腹壁疝Sublay修补[1]。但据笔者了解,在相近时间国内也有同道开展了类似手术,但当时手术设计的目的性不强,例数不多,也未系统总结。

时序释放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转化生长因子β1的功能化生物补片在修复大鼠腹壁部分缺损中的应用

目的评估功能化猪小肠黏膜下层(SIS)补片修复腹壁缺损的效果,探讨再生过程中多种生长因子的交互作用。方法采用可时序释放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和TGF-β1的功能化SIS补片[即携带VEGF的SF膜(VSF膜),携带TGF-β1的SF膜(TSF膜),以及携礴VEGF和TGF-β1的SF膜(VTSF膜)]修复Sprague-Dawley(SD)大鼠的腹壁缺损,利用两者的协同效应促进组织再生。并根据携带补片的不同将SD大鼠分为:VEGF(V组),TGF-β1(T组),VEGF和TGFβ1(VT组)及对照组。评估补片的VEGF和TGF-β1装载率及累计释放率,以及术后7、14、28 d模型大鼠标本大体观、组织表面纤维化、宿主反应、组织血管化、细胞外基质(ECM)重塑、调节蛋白质的表达水平和力学性能等指标。结果7 d内,VSF和VTSF膜VEGF的累计释放率为(80.0±4.8)%。14 d内,TSF和VTSF膜TGF-β1的累计释放率分别为(39.5±2.6)%和(32.5±2.3)%。术后7 d,V组的CD15+表达水平显著高于T组和对照组,含因子补片(V、T、VT组)的CD68+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同时间点TNF-α和IL-6的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值均<0.05);术后28 d,T组和VT组CD68+表达水平均显著低于V组及对照组(P值均<0.05)。术后28 d,VT组新生血管数量(即CD31荧光染色表达水平)均显著多于T组、V组及对照组(P值均<0.05),同时间点VT组形成的成熟血管数量(即CD31与α-SMA双荧光染色表达水平)较V组和T组显著增加(P值均<0.05)。术后28 d,与对照组及V、T组相比,VT组的补片中央区胶原Ⅰ荧光染色阳性的面积最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VT组的胶原Ⅰ/Ⅲ比值显著高于其他3组(P<0.05);与对照组相比,V、T、VT组纤连蛋白染色阳性比例均显著增加(P值均<0.05)。术后28 d,VT组的CD31和胶原Ⅰ的蛋白质表达水平显著高于V、T和对照组(P值均<0.05)。T组与VT组应力-应变曲线形态相似,而VT组的拉伸强度高于V组和对照组(P值均<0.05);较V组和对照组,T组和VT组分别具有更高的杨氏模量和更低的断裂伸长率(P值均<0.05)。结论SIS的功能化改性加强了补片植入后的组织融合,揭示了生长因子间的协同作用。

脱细胞基质补片修复大鼠腹壁缺损时耐受感染能力的实验研究

目的探讨脱细胞异体真皮基质组织补片在污染或感染环境下一期修补大鼠腹壁缺损时耐受感染的能力。方法 60只SD雄性大鼠,随机分为清洁(A组)、污染(B组)、感染组(C组)3组,每组20只,另设空白对照组1只,采用切除全部腹壁肌肉的方式制备腹壁缺损模型,清洁组直接用补片修复缺损;用大肠稀释液涂抹补片、腹壁切口制备污染模型,后一期修补缺损;大肠纵向切开0.3 cm形成肠瘘制备感染模型,然后以脱细胞基质补片一期修复腹壁缺损。术后7 d、14 d各组分别处死一半大鼠,观察切口愈合情况、补片感染情况并取补片及周围组织进行病理检查。结果 A组、B组实验大鼠均无死亡,C组术后1周内死亡4只,均因肠瘘导致弥漫性腹膜炎,腹腔大量积液死亡。术后7 d污染、感染组切口感染率显著高于清洁组(P=0.004);术后14 d各组切口愈合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组织学观察显示术后7 d污染组炎性反应明显较清洁、污染组严重,而在纤维增生、新生血管形成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从耐受感染的角度考虑,脱细胞异体真皮基质组织补片可用于一期修补污染或感染状态下腹壁缺损,该补片具有较强的耐受感染能力,其内在机制可能与炎性细胞容易进入补片及早期新生血管形成有关。

全腹膜囊分离技术的源起与探讨

1背景目前腔镜下腹壁疝的修补多采用经腹腔镜腹腔内补片植入术,此术式需使用昂贵的防粘连补片,补片放置有造成肠粘连、肠梗阻、腹腔脏器侵蚀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1-2]。相较之下,将补片放置于腹腔外的Sublay术式更加安全、可靠,但既往开放手术创伤大[3-4],因此将腔镜与Sublay技术结合可能更合理。

内镜下经腹Sublay修补术在腹壁疝治疗中的应用

目的初步评估经腹Sublay修补(transabdominal sublay,TAS)修复腹壁疝的可行性、安全性和有效性,并从初步临床实践中总结其手术要点和适应证。方法回顾研究2016年5月至2019年5月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等四家医院实施的21例中小型原发性腹壁疝和切口疝患者的资料,分析病例资料、疝的情况、手术细节和手术结果。结果21例计划实施TAS修补的患者中,19例成功完成,另2例中转完成修补。手术中位时间120 min,术后48 h绝大部分患者仅存在轻度疼痛。无术中、术后严重并发症;血清肿是最常见并发症(15.8%),都在6个月内吸收;1例复发。结论初步结果表明,TAS修补对于治疗中小型原发性腹壁疝和切口疝是可行、安全、有效的;但手术耗时较长,实施手术的外科医师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技巧,但成功实施TAS可避免将补片放置入腹腔,患者术后恢复也更快。

内镜下全腹膜外Sublay修补在腹壁疝中的应用

目的评价腹壁疝内镜下全腹膜外Sublay(TES)手术的效果并总结经验。方法回顾性总结国内10所医院自2016年3月至2019年7月115例腹壁疝内镜下TES手术的患者资料。分析患者情况、疝的特点、手术经过和结果。结果115例计划实施TES的患者中,因严重腹膜破损中转为IPOM修补患者1例,其余均成功手术。可以缝合缺损患者108例(94.74%),需要永久补片固定患者15例(13.16%)。放置引流患者76例(66.67%),中位手术时间为144 min,术中无严重并发症发生。随访时间3~45个月,总并发症发生率为20例(17.54%),其中出现血清肿患者5例(4.38%)。绝大多数患者术后仅出现轻微疼痛,未出现慢性疼痛。结论在腹壁疝的治疗中,对熟悉腹壁解剖的外科医师而言,TES是一种有效、安全的修复手段。在熟悉手术的基础上适应症可逐步拓展。

剑脐入路内镜全腹膜外腹膜前修补术在上腹中线腹壁疝中的应用

目的内镜完全腹膜外Sublay(totally extraperitoneal Sublay,TES)修补是近年治疗腹壁疝的新进展,腹膜前层面修补有助于进一步减轻腹壁创伤。笔者描述了剑脐入路内镜下全腹膜外途径的腹膜前修补上腹中线腹壁疝的初步尝试。方法回顾2019年10月至2020年4月采用该项手术的9例患者,记录与分析患者资料、疝与手术情况、术后情况与短期随访结果。结果9例患者均完成修补,手术时间(128±54)min,术后恢复快,无患者因并发症再次入院。无术中、术后严重并发症发生,仅1例术后发生血清肿。短期随访期间(2~6个月)无术区感染、疼痛、穿刺孔疝与复发等。结论腹膜前修补有助于进一步降低TES修补对腹壁的创伤;与耻骨上入路比较,剑脐入路能更方便进行中、上腹小型腹壁疝的腹膜前修补。

TES的手术技术与技巧

目前,腹腔镜手术在疝和腹壁外科领域呈现普及趋势[1]。腹腔镜切口疝修补术的术式流程沿袭了1993年LeBlanc等[2-3]先驱者们的描述,将防粘连补片放置于腹腔内面,即腹腔内网片修补术。腹腔镜切口疝修补术——腹腔内网片修补术使手术难度整体降低,同时没有开放的切口,腹壁创伤与感染进一步减少。上述优势结合技术上的改进使其成为切口疝治疗的主流术式[4]。

疝病手术如何选

什么是疝病,疝病是人类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有“小肠气”“鼓包”等俗称,以发生在下腹和大腿交界位置的腹股沟疝最为常见。男女老少都可能发生疝病,老年人和幼童为易发人群。疝病的本质是腹壁夹层中起支撑作用的肌腱膜层上出现了破损,腹腔里的肠管等脏器通过这个“破洞”跑出来,在皮肤下面形成一个肿块。因为肠管会跑进跑出,所以这个肿块的特点就是时大时小、时有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