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导师与辅导员协同育人机制探索与实践——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为例

研究生是高层次的教育群体,而当代研究生的思想动态已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导师和辅导员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体,也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最重要的两支力量。研究生导师与辅导员协同育人,最核心的是将德育工作与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等工作相结合,在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和成长成才的过程中,遵循研究生的群体特征和成长规律,充分调动和发挥导师、研究生朋辈和研究生自我教育的积极性、主动性,坚持责任分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等原则,形成协同育人机制。

从兼收并蓄到博采众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国际化办学历程与特色

大学的国际化是全球化在教育界的具体表现,国际化既是办学手段,更是培养现代人才的根本要求。本文从学术交流、联合教学、学位教育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介绍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国际化办学的思考和实践。

服务社会 笃行践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办学目标及其实践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以服务社会为办学目标,主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社会是学科发展的基本导向,它体现了学院的专业定位、学术取向与关注重点;服务社会也是人才培养的根本要求,它反映在知识结构、实践能力及社会意识等相关培养环节中学院所作的对策与探索。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基础教学楼改造设计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基础教学楼(原能源楼、现称D楼)改造设计,以回应环境、通过教学事件组织空间、复合功能、消解形态体量为设计策略,表达该建筑在学院教学街区中所处的地位和对周边环境的态度。该改造设计是校园老建筑改造、更新、复活中的一种尝试。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C楼之双重阅读

文章以两个线索阅读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C楼的设计:一是以该建筑本身为对象,探讨光线、材质与形体视觉的互动关系.二是以“我“的神游梦呓来展现该建筑带给人的丰富片断式感受。两个版本并置.用以引发观者得出个人对该建筑的多重解读。

实践全员育人理念的形势任务课程教育模式——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为例

本文从介绍形势任务课程模式改革的背景入手,阐述在形势任务课程教育改革中实践全员育人理念的重大意义,并结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对全员育人理念的认识,提倡发挥德育工作者核心作用,进一步加深对校友资源、专业教师资源的理解,有效整合资源优势,促进在形势任务课程教育模式的研究方面取得一定突破。

发展村镇旅游是统筹城乡建设的有效途径——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彭震伟教授

旅游村镇建设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乡一体化建设以及城乡统筹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针对旅游村镇建设相关问题,本刊采访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彭震伟教授。

整合发展 转型突破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办学理念与发展策略

文章指出学院发展过程是办学理念与发展策略的集中体现,基于学科整体发展的办学理念与发展定位决定着学院发展策略的关注重点及其演进趋向。近年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将学科公共平台构建作为学科整合发展的一项基本措施,将转型发展作为新形势下进一步提升学院办学水平的一种基本导向,为学院新发展带来强劲动力。

时间与空间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空间60年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空间经过了60年拓展,基本形成以A、B、C、D、E五座大楼为代表的集群规模,并以此为载体构建了庞大的学科平台体系。建于不同年代的大楼有各自鲜明的特征,其呈现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正是同济"锐意创新,开拓进取"精神的写照。

三全育人背景下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初探——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为例

"三全育人"综合改革是新时期高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其重要思想是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将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融入教书育人的各个环节,同时加大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程度,要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从而形成教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文化育人、组织育人长效机制。本文从"三全育人"综合改革的大背景出发,探讨了新时期"三全育人"视角下的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探索党委、行政、群团相互协作的创新机制,并从学院实际出发,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双重语境下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C楼的U型玻璃

本文从技术和设计两条线索解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C楼的U型玻璃:一是以C楼的U型玻璃为对象,分析其物理、构造性能;二是从设计意图出发,试图还原建筑师在技术之外的设计考虑。两种视角相互交织,探讨了同一效果在不同语境下的多义逻辑。

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艺术设计系主任殷正声教授:用设计掩盖技术缺陷非常危险

一次我去长虹参观，对方说一台液晶电视原价18万元，可以卖我12万元。12万元还是很高，但对方说，它们几乎不赚什么钱，因为液晶核心技术有8万元是从国外买回来的。这说明核心技术成本非常高。而我们拥有的只是组装技术，可以做的不多。我们可以做设计，但却不好好做，其实韩国产品的设计水平不如中国，但中国在技术上不过硬。

本科生导师制的探索实践——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为例

实施本科生导师制旨在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本科生的培养质量。本文通过本科生导师制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实践,对本科生导师制在实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归纳分析,并提出了对策和建议,旨在为本科生导师制在国内高校的实施和完善提供有益的参考。

城市规划健康影响评估理论框架构建

健康影响评估为预测城市发展、城市规划方案和项目的健康效益提供框架,但在融入我国城市规划中仍面临内容体系不清、技术流程不明、模型体系未建立和工作方法缺失等问题。本文构建了城市规划健康影响评估理论框架,系统性地明确了面向城市规划的健康影响评估内容体系、技术流程、模型体系和工作方法。面向城市规划的健康影响评估可从“健康风险控制影响评估”“健康资源支撑保障评估”和“健康行为促进效益评估”3个方面开展;主要技术流程包括参照对象确定、评估范围界定、评估框架构建、评估方法选取和评估开展5个步骤;模型体系由核心模型、相关模型和外围模型构成;最后,规划编制团队与健康影响评估团队可协作推进健康影响评估“全过程”融入规划。本文可为面向城市规划开展健康影响评估提供基本的理论、方法和机制指导。

研究社会语境下的里弄街区再生,注重与公众交流学术成果——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李彦伯

'我选择了一个研究对象,然后被它推着一步步往前走,甚至影响了人生的轨迹。'青年建筑学者李彦伯,生长于北方的古城,骨子里有着对历史文化的敏感,每到一个城市,他都试图挖掘城市曾经的故事。1998年,李彦伯进入同济大学学习建筑学,之后,他对上海城市肌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里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逐渐发展为学术研究对象。随着研究的深入,李彦伯越来越关注里弄街区的社会性,他认为空间和社会是二元耦合的关系,

法国区域与地方城市规划中的乡村景观风貌规划管控

乡村景观风貌是法国区域与地方城市规划的共同线索,在政策方向上具有保护自然生态与保护历史文化两个显著特点。法国央地分权的政府组织架构发挥了“国家体制的顶层引导”和“地方自治的横向协作”双重优势,中央通过景观立法和派驻、审查制度在严守生态和历史文化底线方面有力地传导了国家意志,发展出一系列成熟的规划管理工具;地方通过加盟、协议关系在规划的目标认同、资源整合、行动协同上形成合力。景观风貌类专项规划与主干规划呈现多种灵活的关系,对其形成有效的补充,最终落实到清晰具体的实施行动与管控要求中。法国乡村景观风貌保护的目标理念、发展路径和规划管控做法可为我国相关工作提供借鉴。

同济大学校园建筑材料应用研究——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C楼为例

上海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建筑。这些建筑虽形态各异,但都代表着建造时的时代精神和时代文化。从早先1954年体现现代建筑"包豪斯"风格的文远楼,到1955年蕴含中西古建筑学院派韵味的南北教学楼,再到1961年在结构形式和造型上尝试创新的大礼堂。步入21世纪,同济校园建筑开始了更大胆的新风格尝试,作为"无题的先锋宣言"——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C楼打破了校园东北隅的平静。

论近30年我国城市规划的信用创造工具属性——基于权力、生产、货币的理论框架

相较于我国城市规划实践的丰富积累,本土化的理论发展难称丰硕,规划行业热衷于批判不符合规划逻辑的城市发展现象,却难以将其组织成为系统性的知识,更无法解释这些现象为什么产生。文章以信用理论为基础,阐述了一个描述我国制度下城市规划属性的理论框架—城市规划是一种为城市创造信用的工具。在这一框架内,城市规划通过弥补制度缺陷将国家意志通过权力、生产、货币3个维度向具体城市空间传递,促成了地方政府服务、生产要素集聚、商业信用融通之间相互强化不断发展的双向循环,进而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使城市空间具备了信用属性。但是,任何城市信用的扩张都必须在未来有相应的持续性收入作为保证,否则城市就会陷入信用破产的危机,文章最后简要分析了我国城市信用扩张中潜藏的危机,并提出了两点政策性建议。

香港经营性土地供给的效用探究——城市规划管控与土地市场调节的矛盾与对策

香港地区经营性土地供给具有稀缺性,成了城市规划管控与土地市场调节的锚点,一方面土地供给遵循以法定图则为核心的出让条件限制,另一方面土地供给和市场需求共同决定了土地价格。文章通过探究香港地区经营性土地供给的效用,分析了香港地区城市规划管控和土地市场调节之间的矛盾程度。研究发现香港地区经营性土地供给效用表现为向上受到法定图则的规划管控约束,对全港发展策略进行了有效空间落位,向下通过出让条件对土地市场价格起到较强控制作用;二者矛盾体现在城市规划管控过严易造成土地供给对市场变化调节不足,例如土地价格面对较小需求变化产生了较大波动,供给端调控幅度受限难以促进价格平稳。为缓解城市规划管控与土地市场调节之间的矛盾,建议香港地区经营性土地供给提供多种灵活的土地供给途径、优化长短期结合的租赁制度、根据用地类型制定不同供给方案、适当突破规划管控和完善规划审批申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