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没落——论尼采哲学中艺术与政治的关系

文章从尼采的早期著作开始,指出尼采所说的"国家的衰落"的过程具有一种悲剧性逻辑。这一悲剧概念可以被视为尼采的国家构想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文章尝试从尼采的悲剧观念引出意识形态上的、理论上的后果。文章将借助诸如"假象"、"因果性"及"实践"之类的关键概念来讨论尼采的政治思想,并尝试联系阿多诺和阿尔都塞的政治理论,揭示尼采哲学对于一种批判性的政治思想的孕育能力。

“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公羊學的天人關係説

在公羊學的理論體系中,天人之説處於基礎性地位。而對此説最有創新和系統化之功的,乃爲董仲舒。在董子那裏,其所言之“天”具有三義,即主宰之天、氣化之天和形質之天。三者中,儘管主宰之天的本根性和神聖性頗爲董子所强調,却在其天人關係思想中似乎顯得僅具有象徵意義,真正處於核心理論地位的實爲氣化之天。借助於氣化之天概念特别是其所藴涵的陰陽氣化感應説,董子不僅解釋了主宰之天如何展現其生生性(仁性),萬物何以一體相通,而且闡明了何爲感應、感應機制如何等問題,同時還爲公羊家的陰陽刑德説與災異説建構了堅實的天道論根據。統觀董子的天人之説,其中固然不乏附會或牽合之處,本質上則表現出顯著的理性色彩,並隱含着深刻的心性工夫意識。

可见性之谜——梅洛-庞蒂《眼与心》中关于绘画的哲学思考

尽管梅洛-庞蒂的《眼与心》以绘画为主题,但它实际想要探讨的却是人与存在的关系;而在画家那里,视觉就构成了此种关系的纽结。本文因此着重考察了视觉的基本特征,进而探讨在视觉中所发生的人与物的可逆关系,及可见者与不可见者之间的缠结关系,最后指出了经由绘画通达存在的可能性。

记忆的收藏家与时间星丛——晚期本雅明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是本雅明哲学的核心议题之一。为批判启蒙现代性所制造的进步论时间幻觉,本雅明提出了倚重记忆的时间辩证法,并将其命名为"停顿的辩证法",它使一味朝向未来发展的历史由于记忆的牵引而停顿下来,世界在停顿下来的当下即被救赎。而且,本雅明从记忆的伦理属性出发,批判了胜利者的历史。作为收藏家的历史学家,其任务就是救赎被遗忘的祖先和历史碎片,同时又对当下历史提出新的要求,通过释放出记忆中的乌托邦梦想,救赎每一个人,尤其是处于边缘的失败者和被压抑者。

画道、易象与古今关系

现代艺术的市场化奠基于现代性的历史概念之上。本文通过分析博物馆机制,指出现代历史概念的本质在于割裂古今关系。在批判现代历史概念的基础上,文章对中国画道与西方绘画理论的柏拉图基础进行比较研究,对易象的取象思想作出解读。通过对画道与易象的考察,尝试为中国未来艺术提供一个替代现代历史概念的古今关系视域,走出要么照搬西方要么刻板复古的两难困局。

表现、星丛和真理性内涵——本雅明《认识批判序言》中对真与美关系的讨论

文章对本雅明《德国悲苦剧的起源》的《认识批判序言》中关于真与美关系的讨论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将之放到包括叔本华、海德格尔、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在内的哲学史上下文中进行重新考察,明辨异同,分梳脉络,指出他关于这一问题的构想——美是未来的真理性内涵在过去中直接地表现给现在——是对德国美学传统的"美的救赎"的动机的重新部署。与此同时,也对他的关键性概念如"表现""星丛""美的真理性内涵"等给出尽可能明晰的诠释。

起源、真理与弥赛亚时间的结构——论本雅明哲学中的神学

神学是本雅明哲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即使在完成马克思主义转向之后,本雅明仍然试图用"世俗启迪"转化、翻译神学的潜能。对起源和真理等的持续关注、对弥赛亚救赎的渴望,都内涵着他的神学态度。同时,本雅明也试图考察出现代性与神学的紧张关系。在本雅明的哲学思想中,弥赛亚时间结构中的张力既是反思现代性的入口,也是历史本身的动力来源。

试论朱谦之《周易哲学》中的“情”

本文以朱谦之《周易哲学》中“情”这一概念为中心,梳理其对《周易》中“情”的本质、特点和方法的考察,阐明“情”的丰富内涵,评析其本于《周易》而建立和倡导的唯情哲学的意义。朱谦之试图以“情”重建儒家的形而上学,并使古老的《周易》不断涌现出现代的意蕴。

止于至善--论柏拉图政治哲学中的善恶观

善的问题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本文从理念论的本体之善、理论理性的智慧之善、实践理性的中和之善和服从行为的道德之善四个层面论述了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善恶观,以此表明他的思考至今仍然体现了人类能够达到的最高智慧。

跛行的哲学——梅洛-庞蒂的“哲学赞词”或哲学辩护

《哲学赞词》尽管以"哲学赞词"为题,但实际上却是对哲学及哲学生活的辩护。哲学为什么要辩护?梅洛-庞蒂主要从认识、表达、行动(其中也涉及到哲人与大众的冲突、哲学的现实处境等)这三个方面出发,对哲学知识的暧昧性、哲学与现实的潜在冲突及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复杂关系等作了深入阐发,最后指出哲学的生活具有"跛行"的特征,从中也体现出了梅洛-庞蒂哲学自身的"暧昧性"特征。

朱谦之唯情哲学视野中的“时间”

"时间"是近现代哲学的基本范畴,也是现代中国哲学建构的重要问题。朱谦之的唯情哲学以"情"解《易》,继而以"情"释"时",以"时"为"情"之"感",为"变化流动永不间断的绵延",并强调"时间的意义就是现在"。以此视野考察历史,他主张历史是生命的进化史,历史的价值在"现代"。唯情哲学对情感与时间的考察,不仅是对将时间理性化、形式化的纠偏,其时间与生命内在关联的讨论,也使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更加具体、真实。

从庄子的名实论看其政治哲学思想

欲准确、全面地把握庄子的政治哲学思想,不可不辨其名实论。在庄子看来,道的存在性、物的流变性以及言说的有限性等皆决定了命名的不可能性以及名教存在的局限性。从理想的层面看,庄子反对立名设教。若立足于现实,命名乃至相应的名教之设又是必需的。以虚怀无执之心应对世事物情,有所命名而又不粘滞于名、便宜于名实之设而又有所超越,乃是庄子名实思想的主要特点。相应于这一立场,庄子认为:无为之治固然当以无名为本,但也应根据世事人情假以有名之用;不可舍本而逐末,亦不可蔽本而彰末。因此,“明王”欲成至治,不仅须通达无为(无名)而有为(有名)的必要性,而且须明了有为(有名)而无为(有名)的反复性。

哲学的终结与道学导论的任务

哲学的终结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思想的终结,而是特指作为一种特殊哲学形态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经由翻译philosophia而来的哲学,在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新生,将表现为道学的重新开端,而道学的重新开端则首先体现为道学导论的基本任务。道学导论不是外在地为一种叫做道学的现成学科提供一个导入其中的道路,而是本身即为道学的重新生成和展开。在现代中文的语文处境中,道学导论的基本任务是吸收转化质胜于文的逻各斯哲学,以文救质,在新的层面上重建文质彬彬的道学理想。

被伪饰的形而上学——探询《第一哲学沉思集》的写作动机

笛卡尔本人关于《第一哲学沉思集》的写作目的有公开的与私下的两种不同说法。本文首先表明他在该书中既没有证明灵魂不朽,也没能够成功地运用自然理性证明上帝存在,因此他公开宣称的护教动机非常可疑。然后,本文比较了笛卡尔的宇宙图景与基督教的宇宙图景的不同并指出两幅宇宙图景所支持的人生图景的根本区别,这就揭示了笛卡尔伪饰自己思想的根本原因。最后,本文梳理了《第一哲学沉思集》的整体结构,指出他写作该书的真实动机就是私下所说的为物理学奠基,不过出于自保的需要而把它包装成一篇护教文字。

现代的理想国——《〈法哲学原理〉序言》绎读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提供了一种关于现代理想国的原则框架。这个现代理想国继承了柏拉图理想国的哲学精神。但由于它与一种新的现实结合了起来,它便不再是一种“空虚的理想”,而是一种理念得以在其中安家的现实。它实现了合理性与现实性之间的统一。然而,这一新的理想国也隐含着使个性消失的危险,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封闭对新的可能性的探索。

如何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重新理解培根与笛卡尔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培根和笛卡尔都通过某种开创性的努力完成了从古典的政治哲学向现代政治哲学的转向;而且这种转向又是通过对柏拉图之“理想国”的前提进行反转和重新奠基而实现的。就培根而言,他主要促发了现代性的三方面的推动力:一是智力的解放,再是一种新的科学探究精神的形成,最后是一种新的乌托邦的构想,总之,都与现代的科学技术相关。笛卡尔则论证了一种新的理性概念,并以之为现代的伦理学奠定了一个新的根基。

论“四王”艺术特质的成因——一种对绘画的哲学研究

为了阐明清代四王艺术特质形成的深层原因,立足于心灵机能,运用康德哲学的先验研究法。认为艺术是艺术家的知性、想象力和反省判断力、品位几种心灵机能共同的产物,而清代四王的艺术能力之长在于知性,其短则在于想象力与反省判断力,品位也差强人意,其心灵机能的长短就形成了作品的艺术特质。

从马克思早年的法哲学观重新解读“苦恼的疑问”

马克思早年的“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哲学观决定了自己既不能像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那样完全置“物质利益”于不顾,又不能像黑格尔那样以“理念的自身同一”的方式来解决“物质利益”问题,因而产生了“苦恼的疑问”。“苦恼的疑问”本质上是“物质利益”问题向马克思早年的仍具浓厚形而上学色彩的法哲学观的挑战。

情即自然:朱谦之的唯情哲学自然观

朱谦之的唯情哲学以"情即自然"为核心,倡引主情意的"自然主义的新生活"。他以"真"规定"自然"并将"真"建基于"情",以不断进化的"真情之流"为宇宙生命、天地万物之"自然",以"直觉"为人之"自然"、为格物致知的不二法门。朱谦之以"情"拯救、复活、沟通人之内在自然与万物之外在自然,以自然为善、为美,进而从自然出发论进化、自由、平等。这些洞见不仅确立了"自然"的根基地位,也为20世纪中国哲学重思"自然"开启了新的理论空间。

清代思想的异调:王船山政治哲学再探

近代以来人们对于船山的理解,往往受到两个前见的影响:一是重视船山的民族论,将之作为排满革命的理论宣传;一是将船山看作启蒙的思想家。特别是后者,即启蒙的论调一直是中国明末至清代思想史的一个主流论调。但我们稽诸《船山全书》,并不能发现很多真正的'启蒙'思想;反而,在这样一个准启蒙的思想潮流中,船山显得不免'反动'。阳明后学与清代考据学,虽然形态不同,乃至相互对立,但他们都是传统等差结构的消解者;而船山恰恰是这样一个结构的维护者。船山的人性论、伦理学,都是基于此而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