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目标下的城市更新法律制度完善研究

提升城市空间品质,打造以人为本的绿色低碳生活环境是“人民城市”理念下城市更新的核心内容。其中绿色低碳是城市更新的重要目标与价值取向,城市更新是“双碳”目标在空间层面落实的重要场景与关键路径。文章着眼于城市更新阶段演进中绿色空间权责的合理分配与正当规制,阐述了碳中和目标下城市更新的内涵、法律主体及其权益格局,剖析了我国绿色城市更新的法律与制度困境。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碳中和目标下城市更新法律制度完善的总体思路,并从6个方面提出了将“碳中和”作为管制性约束纳入城市更新制度范畴的具体对策,以期为完善绿色城市更新治理体系和推进高品质可持续的有机城市更新提供理论参考与决策依据。

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犯罪的修正理路与理解适用——兼评《刑法修正案(十二)》中的背信罪条文

我国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犯罪的修正历程,揭示出背后的立法逻辑从渎职到背信、从差异保护到平等保护的转变。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犯罪侵害的法益具有多元性,主要包括公司、企业的财产利益和特殊身份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前者是主要法益,后者是次要法益,经济秩序则属于附随法益。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都属于修正后“其他公司、企业”范畴,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犯罪主体范围的认定不能脱离前置法,但也不局限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于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犯罪侵害的主要法益,“公司、企业遭受重大损失”的判断标准只能是直接经济损失,但考虑到法益的多元化和差异性,就加重法定刑而言,对比国有公司、企业,适度提高其他公司、企业背信犯罪的损失数额更具有正当性。

行政执法中一事不再罚规则的体系化阐释

一事不再罚规则中的“一事”不能根据待判行为符合违法构成要件的数量进行判断,而是应该基于自然意义行为与法律意义行为的区分,厘清自然一个行为、自然多个行为与法定一个行为、法定多个行为之间的对应关系,并将“一事”限定在“法定一个行为”之上。法定一个行为中包含了“纯粹一行为”“复合一行为”“连续一行为”“集合一行为”四种理想的行为类型,并且前两者对应自然一个行为,后两者对应自然多个行为。不再罚规则适用时应先区分法定一个行为违反单个法律规范和违反多个法律规范两种类型。前者中不再罚规则要求只能给予一次行政处罚,禁止给予两次及以上同种类或不同种类的处罚。后者中应继续区分法定一个行为违反的多个法律规范之间属于相异位阶还是相同位阶。如果属于相异位阶,不再罚规则要求选择高位阶的法律规范给予一次行政处罚。如果属于相同位阶,则还要进一步区分不同的竞合情形:当属于“法条包含竞合”时,不再罚规则要求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给予一次行政处罚。当属于“法条交叉竞合”或“想象竞合”时,不再罚规则要求根据多个法律规范中设定的处罚种类差异确定处罚规则:假如法律规范中设定了相同种类处罚,应适用“择一重罚”规则作出一次行政处罚;假如法律规范中设定了不同种类处罚,应适用“分类处罚”规则作出行政处罚,即由同一行政机关合并处罚种类后作出一次行政处罚,或者由不同行政机关分别作出不同种类的行政处罚。

财产视角下的碳排放治理:气候法学的权利构造

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已成全球普遍关切,中国“双碳”目标下限制CO_(2)排放和高效利用资源的市场化改革及立法规制需要采用赋予权利的方式。该研究将温室气体排放的市场交易与财产权利的规范结构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论证碳排放问题市场治理的本质,即排放行为的权利化过程。研究发现:①当碳排放作为大气利用方式被负载了道德因素的价值内涵,即生态环境要求,大气上财产权的构造需要扩展财产概念的法律意涵,承认大气的生态环境价值也具有一定的商品性(财产),将现在被视为神圣的东西——气候的生态环境的道德要求能够被视为资产,至少是部分“商品化”。②大气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在其上建构财产权利需要重新定义财产权内容,建构一个新的财产权系统及一个政府权力和私人财产相互组合的财产机制。③碳排放治理领域确权与监管的连接遵循元模式与对象模式的结构化特征,由单纯的“命令与控制”的行政监管,向与“市场与合作”的财产权统合模式转化。研究结果揭示深植于中国立法一般背景和制度实践的这些基本概念、类型和结构,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大气生态环境法律治理的基础范畴,有助于对气候法学一般理论的理解和建构,中国“碳市场”建设正是沿着这一理论框架的逻辑轨线展开和调整。

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的法律规制:基于风险体系化的视角

互联网与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促进了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创新发展,但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当前学术界主要从非法学角度对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划分,并没有从法学角度对其进行广覆盖、深视角的划分。依据法学视野下的“主客体关系”分析方法,可以将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体系划分为主体风险与客体(行为)风险,前者包括经营者适格性风险与消费者适格性风险,后者包括经营者不正当竞争风险与消费者信用违约风险。通过充分借鉴域外不同法系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韩国)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的法律规制经验,从法律规制体系与法律规制路径层面,全面构建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的法律规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法的立法思考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GAI)的技术升级和日益普及,人类社会结构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工智能技术在发展的同时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是中国在GAI领域的最新探索成果,强调发展和安全并重、促进创新和依法治理,为正处于立法进程中的人工智能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具言之,人工智能法应考虑采用促进型立法模式,在立法内容上减少使用准用性规范,明确分类分级监管的立法思路,加强人工智能国际交流和合作,通过构建更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方案,推动科技向善.

法律金融学视野中金融科技的监管困境与系统治理

从法律金融学理论看,广义金融科技在信息技术驱动下历经金融信息技术、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等发展阶段,其发展质量与效率快速提升,并对应形成机构监管、功能监管与双峰监管。然而,金融科技在创新发展中面临法律、金融与技术层面的系统化监管困境:金融科技的法律监管范围与时效有限;金融科技的监管体制与模式难以适应金融科技的创新;金融科技的监管技术落后,难以应对金融科技的冲击。对金融科技实施有效治理,具有明显的必要性。通过采用法律金融学方法,对域外大陆法系与海洋法系典型国家的金融科技系统治理开展比较分析,我国可以积极借鉴钱学森的系统工程理念,从单维度的政府监管上升至多维度的系统治理,从而全面勾勒出金融科技稳健发展的系统治理图景:加强金融科技的法律治理系统建设;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积极探索金融科技监管新模式;强化金融科技的监管技术建设,提升数字化监管的技术水平。

公私交融的人工智能法

人工智能法的事物本质决定了其公私交融特性。事物本质的观察源于技术不平等与随之而来的信任关系重塑,其基本内涵是主体数字化、数据财产化、财产债权化、权利社会化和责任客观化。人工智能系统、AI agent并非法律主体。同意具有公法内涵但离不开私法分析,智能合约研究进展不大。权利研究不能支撑人类数字化生存的公私利益诉求,数据赋权说已占主流,但仍未能走出数据流通困境。法律责任的研究集中在归责原则的客观化与生成式人工智能之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及过错判断上。以风险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治理构成人工智能立法的底层逻辑,应注意风险与责任的互动关系。

企业数据刑事合规的建构路径及其具体展开——以数据安全法益为切入

实现企业数据刑事合规的关键是厘清数据安全法益。通过透析《数据安全法》的规范目的,梳理出我国数据安全法益应当包含国家、公共以及个人法益三个维度,进而可搭建以三维数据安全法益为保护对象的企业数据合规路径。其前提在于需明确以预防、事前和专项合规为主;以报应、事后、全面合规为辅的内在逻辑,方能排除以个人法益为中心的解释困境。基于此,企业数据刑事合规的具体路径应展开如下,即明确以三维法益为合规对象的基础性规则、确立以保护和利用并重为合规目标的制度性规则、同时秉持以自我规制和外部监管为核心的程序性规则,进而为企业数据刑事合规的建构提供全方位规范要素。

金融强国目标下数字金融平台算法黑箱的系统治理机制

在金融强国目标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驱动下,数字金融平台快速兴起并将算法技术深度应用于传统金融行业。数字金融平台是数字金融与平台经济的融合产物,其通过输出技术或提供场景与金融机构开展合作活动,具有天然的技术偏好与金融属性,有效促进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数字化与普惠性。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双面性,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通过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发现,算法技术深度应用于数字金融平台总是存在着一定的误差或测不准(算法黑箱),具有不同于传统企业的太大不能倒、太多不能倒、太强不能倒的系统性风险特征,并在三方系统(平台端、用户端与监管端)形成了算法黑箱风险:算法黑箱具有平台迷雾风险,阻碍平台端的稳定发展;算法黑箱具有技术遮蔽风险,加剧用户端的风险缺陷;算法黑箱具有监管真空风险,制约监管端的公权治理。因此,为实现金融强国的目标,防范化解数字金融平台算法黑箱的系统性风险,基于三方控制理论与国际算法黑箱风险的系统治理经验,我国应当从三方系统(平台端、用户端、监管端)构建数字金融平台算法黑箱的系统治理机制。

人工智能责任的法律与经济学

人工智能系统的应用对责任规则提出了挑战,需要辨识这些挑战,评估责任规则的调整方式,以应对这些挑战。首先,人工智能系统的不可预测或(半)自主运行的特征会引发责任漏洞;其次,当生产者难以预见人工智能系统的瑕疵以及使用者的监控职责也难以界定时,人们在证明过错和因果关系方面会遭遇问题;再次,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哪些责任规则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损害成本;最后,基于对风险和最优责任规则的分析,对欧盟最近发布的《产品责任指令》和《人工智能责任指令》提案进行评估。

论人工智能的激励型立法——基于《拜杜法》的思考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发展和应用场景的日益多元化,人工智能正在给人类社会带来一场历史性变革。《拜杜法》的成功经验为中国人工智能法的构建提供了借鉴与启示。今后,人工智能法制定时应考虑采取“激励型立法”模式,在继承“促进型立法”优点的基础上,更好地激励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探讨人工智能激励型立法方案时,首先,应明确立法目的是促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其次,结合域外经验和本土实践,采取“三分法”的分类分级思路;再次,在激励方式上选择“减少成本型”和“增加收益型”激励;最后,考虑增设一部激励属性更强的“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法”。构建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激励型法律规范,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创新活力。

论Sora的伦理风险与我国治理因应——也谈我国参与人工智能算法伦理全球治理的基本路径

以Sora为代表的文生视频模型触发多重伦理风险,亟须探索复归理路。Sora替代应用诱发弱化人类主体性风险,“绝对”失业潮恶化贫富差距,可能引发“新卢德运动”,影响人类社会稳定;Sora接受偏见视频数据“浸润”,刻画对特定群体或观点的刻板印象,其生成内容欠缺价值多样性与包容性,诱发高度隐蔽性的社会歧视风险,影响人类社会公平;Sora生成的虚假视频具有高度违法性风险,致使诈骗视频信息大行其道,诈骗犯罪高发,影响社会和谐。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监管规范体系阙如,存在具体应用场景中的算法监管细则语焉不详、使用行为监管规则欠缺和算法伦理安全规则缺位等问题;视频数据使用者行为监管失衡,既有过度重视数据保护而阻碍数据要素丰富的宏观治理问题,也存在数据生产者行为规范缺位、部分法条可适用性不强的微观治理问题。应建立基于场景化的分类分级审查制度,纵向细化平台数据使用行为规则,进行算法听证,确保多元主体参与算法设计;从制度和技术维度强化视频数据使用者的行为监管,推动训练Sora的数据实现透明化和价值多样性。此外,我国应把握全球视野,参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底层模型技术标准的制定与全球共享,致力于推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域外专业人才引进;积极推动我国参与人工智能算法伦理治理的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为人工智能全球伦理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从风险控制到风险规制:量化基金公司算法黑箱的规制进路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传统工业社会向现代算法社会迈进。在算法的深度应用下,各种量化基金公司迅猛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统基金产品的运行效率与投资效果,但因为算法的不可知性、遮蔽性等因素,量化基金公司同样产生算法黑箱问题。传统规制体系在算法黑箱的规制范式上存在不足:在规制目标上,现有规制过于强调风险控制;在规制主体上,现有规制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在规制手段上,现有规制未形成综合的规制手段。通过采用风险规制理论,能够有效因应当前金融风险防范的目标、对象、手段的规制问题。为化解量化基金公司算法黑箱带来的问题挑战,我国有必要从风险控制向风险规制转向,从风险规制目标、主体与手段层面切入,全面构建量化基金公司算法黑箱的规制进路。

论人工智能标准与法律协同治理体系之构建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应用进一步放大法律在技术风险治理上的滞后性。为回应产业发展需求、规避潜在风险,有必要通过标准治理的嵌入,更好地赋能法律治理,构建人工智能标准与法律协同治理体系。首先,厘清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将标准与法律定义为一种“独立融合”关系,明确强制性标准不属于正式法律渊源;其次,系统梳理国内外人工智能标准现状,在国际层面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在国内层面探索构建中国特色人工智能标准体系;最后,人工智能标准与法律协同治理的内在逻辑体现为法律保障标准实施效力,标准提升依法治理效能,二者协同则有助于促进人工智能发展。探索人工智能标准与法律协同治理的具体方案,应明确以法律为主要治理手段,通过市场自主制定标准、建立人工智能标准合规制度、确定国家层面专门管理机构、开展标准与法律协同治理试点等具体措施,构建有中国特色兼具国际视野的人工智能标准与法律协同治理体系。

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司法属性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集治理属性、服务属性、司法属性于一身的国家治理体系。司法的基本属性应包括“为纠纷而存在”“以程序为轨道”“须有第三方介入”“法律专业性至上”“具备解纷能力”“最强法律效力”以及“独立中立公正地位”等理论要求。非诉机制建设的成功在于能正确理解和运用司法属性理论,而出现偏差也源于此。通过用司法属性理论对非诉机制的主体资格、解纷能力、程序运行、效力认可、诉非衔接等问题逐一对照,探索以理论指导和支持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路径,继续完善理论与实践匹配成功的制度,矫正和创新尚不符合司法规律的体制机制,形成具有理论灵魂的“非正式司法”版图,以司法属性理论指导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深化。

检讨评价性一般法理学

一般法理学有描述性和评价性两种做法。评价性一般法理学的最佳版本由菲尼斯提出。一些批评者基于认知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区分,认为诉诸认知价值便能完成对法律的说明,菲尼斯的道德化方案是错误的。这一批评陷入了稻草人谬误,忽视了菲尼斯对一般法理学的关注。但菲尼斯的方案并非无懈可击。它的两大前提——法理学要追求一般性;只有诉诸道德评价才能实现一般性——都存在严重问题。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价值论——基于传统法律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视角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应厚植法治精神赖以生长的文化土壤,建构一套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在提出具体的建构策略之前,有必要先结合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探究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价值:一是汲取中华法系深厚思想智慧,确立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价值取向;二是重塑传统法律文化在当代法治建设中的意义,明确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价值内涵;三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助力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价值实现。

人工智能算法的人类主体性威胁与复归路径

人工智能算法追求效率优位,致使“工具理性”越位并诱发人类主体性威胁。人类在人工智能算法“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中迷离,在认知层面显现出算法实践价值与人类价值日渐趋同甚至越位的表象。人类在自我认同危机中陷入“去自我化”的漩涡,在人工智能算法替代性实践中产生技术依赖。代码规则外化为人类行为规范和社会权力规范,人工智能算法替代性决策缩限人类决策空间。进行价值反思,强化人类作为世界主体的无可替代性价值。进行关系反思,明确“人机共生”关系,化机器决策为算法辅助决策。进行实践反思,推动创新实践,化人工智能算法替代性实践为替补性实践。以“公序良俗”法律原则规范算法设计,明确“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算法发展理念,构建实践创新的人才培养机制,保障人类主体性复归。

我国企业数据合规的“三维”法律体系构建

企业数据合规是激发企业“自律机制”的重要前提,建立数据合规体系对提升法治规范效能具有重要意义。针对我国企业数据合规权利边界不明确、覆盖范围不全面、监管方式不清晰的现状,应当借鉴德国合规原则明确、合规范围广泛、合规程序规范的立法特点。从主体、对象和程序出发,通过建立数据合规的法人治理结构、明确数据合规的风险等级分类、厘清数据合规的多级监管程序,才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数据合规“三维”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