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柏孜克里克诸石窟遗存回鹘文题记语言学研究

柏孜克里克石窟开凿于麴氏高昌时期(499-640),唐西州时期称之为“宁戎寺”,高昌回鹘时期将宁戎寺称为柏孜克里克,并成为王家寺院,它是吐鲁番现存壁画规模最大,保存较好、壁画题材较丰富的石窟。根据文物普查数据显示,柏孜克里克石窟共有编号洞窟83个,其中有壁画懂窟40余个。经我们调查统计,现有14个洞窟遗存回鹘文题记,从释读结果来看,内容多为香客游人来此膜拜后所留题记,偶有小部分榜题。为便于相关学科或领域学者深入研究,现从语言学角度暂对9、15、18、20、23号窟遗存的回鹘文题记进行语言学探究。

守护与传承——吐鲁番学研究院十周年成果综述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学会的首任会长季羡林先生曾经说：“与敦煌学有密切联系的是吐鲁番学.吐鲁番学也是一个新名词,从二十世纪初起,东西方许多国家的一些所谓探险家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地区发掘出大量的文献和文物,许多国家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阚氏高昌杂差科帐研究——吐鲁番洋海一号墓所出《阚氏高昌永康年间供物、差役帐》的再考察

高昌王国处于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之上,往来客使的供物、差役等杂差科是阚氏高昌赋役制度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柔然永康十年闰三月,焉耆王北赴柔然汗庭,途经高昌,得到高昌王国的供顿招待。《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所收《阚氏高昌永康年间(466-485)供物、差役帐》是记录焉耆王经过高昌王城时百姓杂差科的总帐。阚氏高昌杂差科分为供物、差役两部分。供物主要是木薪、苜蓿、土堆葡萄、酒等,同时也征用百姓驴、车等运输工具。差役主要有烧炭、取桢、作瓨等。阚氏高昌的杂差科在麴氏高昌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吐鲁番文书所见北凉解文的复原及相关问题研究

解文是中古时期非常重要的上行官府文书,由于传世文献皆不载其行用格式,长期不为后人所知。通过对相关文书残片的拼合整理,我们初步复原了北凉解文的基本格式。与启、牒、关等文书不同,北凉解文以"言"为标志。简牍东汉解文中已见"言"字,北凉解文这一特点表明其与东汉解文具有明显的历史传承关系。吐鲁番文书中所谓的"上言"文书多为当时解文的残片。

吐鲁番地区粟特人研究综述

吐鲁番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中古时期,粟特人经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在吐鲁番地区建立聚落。学界依据相关史料,主要从商贸活动、社会生活、文化信仰等方面对吐鲁番地区的粟特人做了大量研究。

《吐鲁番学研究》第1～15期总目录

创刊于2000年的《吐鲁番学研究》（内刊），作为国内首家专门从事吐鲁番学研究的学术刊物，旨在弘扬吐鲁番悠久的历史文化，促进吐鲁番文物保护事业的管理与研究，加强国际间各学科在吐鲁番学研究领域的广泛交流与合作，发展和繁荣吐鲁番学的研究。我们本着国家制定的办刊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办刊原则，以严谨的科学态度真实地反映吐鲁番的历史、考古和文化，为国内外研究吐鲁番历史和文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平台，使《吐鲁番学研究》（内刊）以高水平、高品质而成为备受学术界欢迎的专业学术刊物。

吐鲁番洋海墓地出土游牧民器物研究

洋海墓地的发掘,在许多领域都有引人注目的发现,还有一些不易保存或较特殊的器物种类,如搅拌棒、木箭端(箭笴打磨器)、木旋镖、小觽(角锥)、皮射韝、化妆棒与画眉石、冠饰、带扣、钻木取火器等,因在别处发现较少,故而目前研究并不充分。从洋海墓葬出土的成套骑射、狩猎用具及丰富的毛纺(编)织物、动物纹样和牲畜骨骼看,洋海人的生产方式以畜牧和狩猎为主。

吐鲁番吐峪沟石窟寺园艺类植物遗存研究

规模宏大的吐峪沟石窟寺遗址群,是丝绸之路上西域与河西地区、内地佛教艺术交流的实证。伴随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和系统清理工作,洞窟形制、组合、壁画题材等与佛教石窟寺建筑和艺术相关的内容逐渐清晰。但是目前对晋唐时期石窟寺内先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探索还较少,尤其是与先民生存密切相关的植物资源。本文重点关注该遗址中发现的果实与蔬菜类园艺植物。植物遗存鉴定结果表明,共有11种果蔬植物出土。其中的8种水果类分别为苹果属(Malus sp.)、新疆梨(似)(Pyrus cf.sinkiangensis)、杏(Armeniaca vulgaris)、桃(Amygdalus persica)、枣(Ziziphus jujuba)、沙枣(Elaeagnus sp.)、葡萄(Vitis vinifera)、哈密瓜(Cucumis melo);核桃(Juglans regia);葫芦(Lagenaria siceraria)和瓠子(Lagenaria siceraria var.hispida)。当地先民可能栽培以上果蔬植物,并采集其果实作为食物。对于枣和葫芦,先民进一步加工利用其副产品,如将多个枣核钻孔,连成串珠;或将木质化葫芦果皮作为书写材料或制成圆形象棋棋子。多种果蔬植物出现及其多样化利用方式,表明高昌先民已经熟悉园艺业种植和认识不同植物种类的利用价值。这些信息对了解丝绸之路开通背景下果蔬类植物的来源以及在吐鲁番地区的汇集,探讨园艺作物在先民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追溯吐鲁番地区园艺业发展历史和形成过程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吐鲁番晋唐时期的农业活动研究——以吐峪沟石窟作物遗存为例

本文根据新疆吐鲁番晋唐时期的吐峪沟石窟出土的小麦、粟、黍等6种粮食作物遗存,结合当地出土文献,探讨了先民对谷物的利用情况。综合分析,可以推断当地先民以小麦、粟、黍等3种谷物作为主要的粮食作物;青稞也得到了较多的栽培,除食用外可能被用作牲畜饲料。除此之外,吐峪沟石窟中发现了黑大豆,可以进一步补充豆科作物在此地利用的空白;发现的薏苡遗存则可能被用作念珠使用。多种粮食作物并存反映了当时的农业水平已达到较高的程度,为当地文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吐鲁番洋海墓地出土鞣革及裘皮制品调查研究

通过对鞣革和裘皮制品的全面梳理,系统的分类,掌握其基本特点。对加工方法、使用工具、加工技术和制作工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时对这一时期的手工业发展水平及与周边地区的考古文化类型做了对比分析研究,力求作出正确的结论。

吐鲁番洋海墓地出土木梳研究

文章对洋海墓地考古发掘出土的木梳进行了初步整理,采用考古学的理论,对史前时期洋海木梳做一个系统研究,旨在理顺木梳发展的演变过程中存在的规律性,并对典型木梳的发展演变、材质形态、工艺风格等方面加以研究,探讨不同类型之间的联系,将分期和分类相结合,使人们对洋海木梳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清晰认识。

吐鲁番胜金店墓地15号墓葬出土毛织品的修复与研究

本文采用显微镜、色差仪、台式扫描电镜、能谱仪、高效液相色谱仪等仪器,对胜金店墓地15号墓葬出土毛织品的纤维、染料、污染物等成分进行科学分析,并结合文物本体的保存现状,选用干洗法对此件毛织品进行清洗、平整,后选用法国绉丝纱对文物本体进行双面包覆加固,使毛织品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吐鲁番博物馆馆藏麻线鞋的保护修复与工艺研究

这双征集的麻线鞋变形较严重。经调查分析,麻线鞋出现断裂、糟朽、霉斑、灰尘污染等主要病害。本文一方面对麻线鞋的来源及制作工艺进行了梳理;另一方面详细记述了麻线鞋的保护修复过程;同时对修复后的效果进行了客观的评估。

吐鲁番博物馆藏狩猎纹印金缂丝的研究与修复

通过显微镜、电镜-能谱仪、色差仪等科学的检测分析可知:一是明确了该件缂丝运用了贴金制造工艺,其纬线上缠绕的金属为银箔;二是经、纬丝线均为并股无捻;三是从宏观到微观对文物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评估,再根据文物本体的保存现状、病害情况和特点,选用绉丝纱作为保护修复材料,从而达到对文物最小干预,实现最大程度保护修复的目的;四是根据文物本体的图案特征、制造工艺,考虑将文物命名为“狩猎纹印金缂丝”。

吐鲁番博物馆馆藏灯笼裤的保护修复与研究

该件灯笼裤自采集以来一直存放于博物馆库房中,因受环境的影响文物出现了残缺、破损、叠压、污染、褶皱等多种病害,急需进行专业的保护修复。本文详细记述了灯笼裤形制复原和保护修复的全过程,以及修复文物的几点心得,望各位方家不吝指正,以求更精、更进。

基于SuperMap GIS的吐鲁番长城资源空间分布研究

吐鲁番长城是当地历史变迁、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做好吐鲁番长城资源的历史概况、保存状况、分布、交通线路以及与城址之间关系等的调查和研究,对于长城资源的保护、展示和利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利用SuperMap GIS软件的数据管理、制图、统计分析等功能,对吐鲁番长城资源历史概况、保存现状及位置分布进行多角度分析,阐述长城资源对吐鲁番的重要意义以及地位.

新疆吐鲁番加依墓地青铜-早期铁器时代人群体质量研究

基于已有的体质量复原方法,本文对吐鲁番加依墓地人群的体质量进行了推算,并与该地区基本同时期的胜金店人群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加依人群男性平均体质量为70.42kg,女性为58.84kg,两性差异达到显著水平。通过与胜金店人群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其与胜金店人群在体质量上差异并不显著。相似的生存环境、生业模式与食物结构是导致体质量指标上呈现较小差异性的重要因素。结合相关研究推测,加依人群较大的生存压力并没有对其关节尺寸及体质量造成显著影响。

吐鲁番学学术研究事业在吐鲁番的发展

吐鲁番学与敦煌学是密不可分的,是不同名称的同一研究对象的学问。解放以来有关敦煌学方面召开的各种性质的会议比较多,但是吐鲁番学方面的会议几乎没有。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一个适当的关心和组织吐鲁番学学术研究事业的组织机构。直到新疆吐鲁番学学会成立以后,这种不关心吐鲁番学学术研究事业的情况才彻底有了改观。

七康湖石窟调查与研究

七康湖石窟分南北二区。南寺院现存洞窟11个,1-7窟前有共用的庭院,8-10窟临第7窟,在庭院外侧,11窟距主寺院区稍远;北寺院现存洞窟2个,洞窟前亦有庭院。此外,南寺院洞窟上方的山梁上有佛塔3座,北寺院上方有佛塔2座。在13个洞窟中,残存壁画的有4个,根据绘画题材与风格,可以判断该石窟始凿于6世纪,一直延续使用到12世纪,甚至更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