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联邦政府绩效评估的层级体系分析

当代美国联邦政府高度重视绩效评估,建立了从项目评估、部门评估到跨部门评估等比较完善的绩效评估层级体系,它们都是在《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1993)所确立的法律框架下进行的。本文详细介绍了当代美国联邦政府绩效评估层级体系的基本内容和实际运作,分析了它们的优点和缺陷,以期对我国当前政府绩效评估的理论和实践有所裨益。

新时期中国农村贫困状况与政府反贫困政策效果评估--以天津市农村为案例的分析

借助2002—2008年天津市农村家户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天津农村整体及不同经济活动类型农户的贫困规模、深度、强度及变化情况,并对政府两次补贴政策的减贫效果进行了定量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在考察期内天津农村贫困状况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其中,务农农户的贫困规模、贫困程度和贫困强度均远远大于非农经营农户、务工农户和兼业农户;政府2005年和2008年人均300元和500元的补贴对天津农村地区整体上产生的减贫效果非常有限;补贴对务农农户的减贫效果最明显,而对务工农户、非农经营农户与兼业务工农户的减贫效果均不明显;此外,虽然2008年政府提高了补贴的标准,但是受物价上涨等因素的影响,整体减贫效果反而有所下降。

政府与宪政

制度问题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并且,在社会制度体系中,政府制度尤其重要。作为规制政府的重要理论,宪政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普及并产生了深远影响。该理论为人类通过法律制约和控制政府权力提供了理论支持。各国多年的政府实践已经证明了宪政理论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在从古典到现代的历史蜕变过程中,宪政理论为政府制度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地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指导。

从周恩来发布的第一道政令谈起

周恩来是我们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作为新中国第一任总理,他以卓越的行政领导能力和光辉的行政业绩闻名于世。不仅在实践中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留下了宝贵经验,而且在理论上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有许多继承和发展。

洪武年间《大明律》编纂与适用

明代在"常经"之法与"权宜"措置并用的情况下,法律出现多种形式,确实有"聿新一代之制作,大洗百年之陋习"的特点,不但较之前代法律多有创新和发展,而且使古来律式为之一变,既强化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也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关《大明律》编纂,以前多以《明史.刑法志》所讲吴元年、洪武六年、洪武二十二年,洪武三十年为编纂经过,而实际上还有洪武九年、洪武十八、九年律存在。考证律的编纂经过,探寻其发展变化,对《大明律》的形成就会有比较明确的认识,而探讨《明律》制定与当时适用的情况,更是了解洪武一代法制情况的必由之路。

“情理法”与明代州县司法审判

明代州县官在审理司法案件过程中蕴涵的“情、理、法”交融与冲突,使明代州县司法审判具有了鲜明的特点。州县官在处理民、刑案件时拥有相当大的自主裁量权,在审理过程中也是“情、理、法”兼顾并用,一般都能在不违反国法情况下重视情理因素。“情、理、法”的合理兼顾,要求州县官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必须掌握好“情、理、法”的运用分寸,而三者的巧妙结合成为明代州县官是否“清明”的重要标准。

规模经济与县级行政区划:基于浙江省的实证研究

当下中国许多县级政府由于种种原因陷入了连吃饭财政都难以为继的困境。设若县级行政存在规模经济效应,扩大县的规模可以降低行政成本,那么变更行政区划就可以成为解决县级财政困境的有效备选路径。本文通过对2003年浙江省58个县市的回归分析表明,县级行政的劳动力成本和财政成本都与人口规模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证实了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并给出了浙江省县级单位的最优辖区人口规模。

清代抄家案件与抄没法律

现存清代的抄家档案很多,从这些档案所见的抄家案件来看,可以分为:有权势的大臣、违反法纪的官员、"文字狱"、亏空钱粮、反抗朝廷的团伙及手段残忍的杀人犯等五类。抄家案件的处置明显区分为严惩、减等、从宽三种类型,在处置过程中既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又有君主的喜恶爱憎。清代法规体系是以律、例、则例、事例、章程、成案等为主,以中央部院衙门和地方官府颁布的禁约为辅,构建了彼此相连的法规体系。因此在分析抄家案件时,既要看到法规的一般适用情况,又要根据当时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重大抄家案件有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在具体审判过程中淡化政治因素,采取"政治案件经济办",既显示出法律为统治者工具性的特点,也表明政治斗争复杂性的特点。

美国一流大学提升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的举措探析

美国一流大学注重提升研究生的创新实践能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基础课程与跨学科课程并重,教学活动与科研培养结合,培养专业兴趣与探索精神,注重学校与企业界合作。文章结合国内高校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的缺失,认为国内研究生应加强基础课程,增加交叉课程,重视创新方法的教育,改变教育观念,营造创新氛围,校企联动务实,加强实践能力。

国家认同、法治与爱国主义:和谐民族关系的实现路径

和谐民族关系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衡量社会稳定的标尺,也是多民族国家的最高价值追求。民族关系和谐的实现,离不开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有效整合。笔者从国家认同、法治与爱国主义的关系切入,分国家认同、法治和爱国主义与民族和谐的逻辑关系,据此提出和谐民族关系具体实现路径。

清代的借贷与规制“违禁取利”研究

中国古代国家为了限制官府与民间通过借贷谋取暴利,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保护正常的借贷关系,动用了法律的手段。明律中出现"违禁取利"的罪名,在法律上延续了前代"一本一利"的利息总量,确立了"利不过三分"的原则。清沿明制,进一步在法律上调整借贷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清代的借贷活动空前活跃,不仅存在着生活性和消费性借贷,也存在着生产性和经营性借贷,更存在着官吏、兵丁借贷,以及各种因官吏勒索及制度性缺陷而引起的借贷,而在"违禁取利"方面,统治者一味实施限制与打击,最终不但没有建立起他们期待的社会经济秩序,反而使朝廷失去经济控制能力,王朝的政治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

明代王命旗牌制度

令旗令牌,合称为旗牌,乃是一种权力凭证,持有者在敕书规定的权限内有一定便宜处置权力。旗牌象征皇命,请用时有一定的仪式,故称恭请王命。旗牌有固定的型制,由工部制作,兵部钤盖印信,有严格的发放、回缴与使用管理制度。明初旗牌授予带兵将领,以便于调动指挥军队,自宣德以后逐渐制度化。明英宗时开始授予文臣,此后太监及部分巡抚经过申请也可以授予,旗牌应用则不仅仅局限于军事,涉及到行政与司法。旗牌持有者可以在战场上处死逃兵或叛将,征调地方人力物力,拥有一定便宜行事权力,在政治、军事、司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存在着许多弊端。

正法与就地正法考

"正法"这一名词出现很早,其内涵最初为权威的法度,指国家的基本大法,进而在汉魏时代的官方语境中普遍延伸为明正法制、依法制裁和办理,汉魏时期"正法"至多在某些语境中包含执行死刑的寓意,而与"死刑"相对应的词汇则为"正刑"。至宋元之时,与"死刑"相对应的专门用语为"明正典刑"。"正法"一词真正具有执行死刑的意义是在元代以后才出现的。随着"正法"一词的执行死刑意义被人们所接受,出现了与正法有关的司法制度。军前正法、立即正法、请旨即行正法、一面具奏一面正法、恭请王命正法、先行正法、立毙杖下等,都是执行死刑的特殊司法程序。清代《就地正法章程》的颁布,是对就地正法以法律形式予以肯定,也使这种特殊司法程序的处置权、执行权不断下放,以至于团练民团、土豪劣绅都可以操人生死,不但对当时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贻害中国多达百余年。

明清“滥设官吏”罪

“滥设官吏”罪是明代确立的罪名,清朝因之。“滥设”是与“额设”相对的,“额设”是制度上允许的额定员额,由朝廷人事主管部门按缺铨选委署,是职官管理制度的重要构成。“滥设”则是制度上不允许的,是所谓定编之外的官吏,不经朝廷人事部门或主管部门按缺铨选委署,则属于犯罪。理清“额设”与“滥设”的关系,分析各种各样“滥设官吏”罪的案情及千变万化的情节,则是本文的重点内容。

清代州县司法与行政——黄六鸿与《福惠全书》

《福惠全书》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由种书堂印行,在当时是比较受州县官欢迎的书籍之一,因为该书不但能够成为他们的施政参考和指导,而且还可以成为座右铭。在当时专制政体下,州县官是督抚的属员,州县官只对督抚负责,只要得到督抚的庇护,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所以“州县每视上官为转移”,不再安心政务,而是全力奉上,“不用实而专用虚,妙于趋,尤妙于避”,却在司法与行政过程中运用各种技巧,以造福之心,施惠于民。

基于区位选择的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研究

中国区域发展差距是区域经济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并形成了多种解释。基于构造的经济活动区位选择模型,认为区位是形成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关键原因,接近中心的地区经济活动更为密集,而且由于聚集经济使得工人生产率以及工资水平更高。中国的东部地区靠近亚太经济中心,这一区位优势使东部地区吸引了更多经济资源,而西部的周边地区经济不发达,难以吸引经济资源,从而形成了二者发展水平间的差距。因此,西部要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不仅取决于自身努力,也取决于其毗邻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明代赐尚方剑制度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围绕着君主或权威这根主轴运动，一切制度建立和修订，总是以在位君主和权威的统治利益和运用方便为取舍标准，尽量体现和扩大君主与权威的权势。这种高度集权于上的制度，显然不能应付复杂而不断变化的社会。尤其是，当社会发生变乱时，更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在特殊情况下授予一些地方官吏及军事将领一定范围的专断乃至专杀的权力，就显得十分必要。“赐尚方剑”制度是明王朝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临时措置，被赐予尚方剑，意味着拥有者具有专杀、专断及便宜行事的权力。虽然君主不愿意将这种权力授出，但迫于形势需要，又不得不放权，是一种无奈之举。该制度既反映出君主心理的矛盾，又关系到实行时复杂的政局，是颇有特色的制度。

明清州县狱囚的脱逃与处置

狱囚的入狱是朝廷使用强制力的结果,体现的是朝廷对狱囚的惩罚,并非狱囚本人的意愿。由于监狱的环境、衣食医疗条件差,人身自由受到监舍、狱具的限制,还可能受到牢头、狱卒的敲诈欺凌,狱囚的身心都受到很大损害,处于极端痛苦之中。特别是对于已决待执行的囚犯,他们更面临着朝廷刑罚的严厉惩罚。所以,脱离监狱,重获自由是许多狱囚的愿望,其中有一部分狱囚在特定条件下将脱逃的欲望变成了行为。狱囚的逃脱是对朝廷和法律权威以及监狱制度的挑战,当然为朝廷所严禁。

明代的考语与访单

明代的考语是对被考核人员的鉴定;访单,地方则为揭帖,是在考察时分发相关人员进行咨访的文书。考语在考满之后可以作为铨选给由的依据,在考察时则成为评定称职、平常、不称的证据。在官僚政治下,考语不但趋于华而不实,而且出现黑白颠倒,甚至成为主管官员手中的工具,针对这些弊端而出现揭帖、访单,意在监督官员而与考语互为补充。无论考语,还是揭帖、访单,都是在脱离实政考察的基础上生成的,也难免产生各种弊端,以至于成为明末党争的工具,个中问题是值得深思的。

明清州县的狱具及凌虐罪囚

明清州县存在正规和非正规的监狱,虽然都纳入正规管理的范畴,但在设置、设施、管理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明清王朝对狱具的种类、材质、形制、适用条件、使用方法都有规定。狱具可分为合法狱具和非法狱具,非法狱具是禁止使用的,但是统治者非但无法杜绝非法狱具的使用,而且还在条例中增加新狱具,使非法狱具合法化。合法狱具也存在许多不合法使用的现象,甚至还有新的发明创造,千方百计地凌虐罪囚,使狱囚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即使惨死狱中也无处伸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