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理念和人文学

大学理念大致有五个方面。其一,大学的基本使命是授业解惑,教书育人。大学应把学生当作未来能够领袖群伦的精英加以培养,主要不是技能教育,而是人文学教育。通过哲学掌握人类的睿智,探索存在的奥秘;通过历史学积累人类的集体记忆,把历史的经验教训转化为存在的自觉;通过文学理解人的精细深刻的情感世界,使得所有的存在都是感同身受、心领神会的生命共同体;通过自然科学领悟客观世界的复杂深邃、无穷无尽,以丰富和完善人的精神世界,如此等等。其二,大学理念应慎对知识的价值取向。突出知识生产的大学理念最大的问题是以知识标准规定了大学教学方向,这是非常危险的。这种取向在进行文科教育时,阉割了文科的人文性。哲学只剩下逻辑、语言、分析哲学,历史变成了史料学和史实学,文学成了文本和形形色色流派症侯的辨析标签。其三,大学如何服务社会。最好不要低估市场对大学的污染,尤其是那些仍然坚持把大学要服务社会效益当作大学理念的人们。其四,大学的任务是接续文化,弘扬传统。风俗习惯可以通过民间生活方式传承绵延,但是,精致深刻的伟大智慧不通过专门的研究教学是不会代代相传的。其五,大学是社会政治批判的中心。用康德的说法,知识分子是自觉地担当人类道义和责任的人。而中国古代读书人最感人动天的抱负就是“士以天下为己任”,以深刻的智慧、广博的知识、天下为公的道义责任,批判社会生活中一切违背人类良知的错误、偏见,乃至政策举措。这些是大学当仁不让的职责。

儒家精神资源与现代性的相关性——关于启蒙反思的学术对话

对于启蒙反思和现代性批判这个我们时代不可回避的问题,不同的学术传统具有不同的回应方式。"第三代新儒家"从构建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具有极大包容性的新人文精神出发,发掘儒家文化传统对于解决人类当前困境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则立足于中国的当下现实,审慎地看待启蒙反思和现代性批判,并出于文化安全的考虑,对儒家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的相关性提出全面质疑。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在西方文化特别是启蒙价值的冲击下,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这些儒家传统已经基本上被解构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五四”时代的文化精英对儒学的批判仍显肤浅和不足,启蒙仍未深入;另一方面,儒学必须对西方的强势有所回应,儒学的发展尽管障碍重重但它仍有转化重生的机缘。

人文关怀的现代考验

大致说来,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经历了三个阶段: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主义、柏拉图和基督教的理性主义以及目前向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回归。参照西方的坐标,可以说,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一直具有某种自然主义的特征。不论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还是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目前的首要问题都是如何帮助人类社会走出理性主义的危机。

伯里克勒“葬礼演说”的雅典禀性

文章仔细疏解了伯里克勒著名的"葬礼演说",探讨了"法律"、"自由"、"美德"、"荣誉","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等诸种议题,认为伯里克勒的"葬礼演说"实际上展示了另一种言辞中的"美好城邦"。

美国金融危机的人文反思——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最近50年来，整个经济学界最主流的学术影响来源于芝加哥学派。制度经济学、部门经济和计量经济占据了整个经济学的研究空间，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实际七受到很大的抑制。此次金融危机的出现，尤其从现在的局面来看，绝不仅仅是金融的问题，必须要有宽广的视野来加以理解。也许，正因如此，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来剖析这类问题，倒有了些特殊的优势。今天，我想向大家报告的是，从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存，我作为一个在场的观察者所看到的情况，以及对这些情况的理解和心得。

“弥罗斯对话”的正义难题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修昔底德《战争志》所记述的"弥罗斯对话"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政治议题。本文详细阐释这场"对话"所呈现的正义诉求与公平、安全、利益、希望和羞耻的多重纠葛;认为弥罗斯人所代表的斯巴达式"神圣"信仰与雅典式"人的自然"信念之间的对峙达至一个最高点,而雅典人在国际政治中始终是"自然之必然"的践履者。

儒学创新的哲学反思

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经过三代思想家的努力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五四”的哲人,面对西方启蒙心态的冲击,试图重建儒家传统的理论体系。以现代西方的普世价值:自由、人权、科学、民主为原则,汲取德国理想主义,法国生命哲学,英国经验主义,或美国新实在论的思想资源,把儒家的核心价值转化为现代精神的体现。台港的新儒家,在巨大变革的文化氛围中.

重续人文经济学谱系——黄万盛教授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今天与大家一起交流我的研究心得，算是我的“2007年哲学经济学笔记”？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马克思的1843-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所有的学术思想，都有思想脉络和思想谱系传承、发展的相互关系。在经济学当中，有一条谱系，这条谱系在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学发展当中越来越不为人重视。它的基本特征就是人文经济学的谱系，即从人文的角度了解经济的问题。

中国海外研究(下)

首先，谈谈“海外民族志”的概念与话题。我想说，在国际社会，中国的社会科学和知识生产方式一直是对文字感兴趣，即使学者人在国外了，也只是在国外收集现成的文字，不会自己去做实地调查。这是一种很“中国特色”的国际现象。这是我们知识生产的大问题之所在，尤其是在人类学这个框架里面。

70年代中国

由开放时代杂志社主办的第十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12年11月18日至19日在安徽泾县查济村"钟秀梦缘"举行。本届论坛以"70年代中国"为主题,旨在探讨中国在70年代的转型,辨明改革开放前后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联系的丰富性及复杂性,淡化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缓冲"左"、"右"的诘抗,拓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尺度。以下内容根据现场录音整理而成,并经所有发言者校订。由于篇幅限制,内容略有删节。

人文学和高等教育

近年来,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中国历史、哲学和儒学研究教授杜维明先生曾多次就人文学及其教育功能和社会效益,尤其是对人文学普遍被边缘化的现象,作过精深的阐述。杜维明教授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趋向一直非常关注。2002年9月17日,中国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刘风泰和中国高等教育中心、清华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副校长就高等院校素质教育问题访问美国哈佛大学。杜教授和来访的校长们就人文学和大学教育作了一次座谈。本文是基于杜维明教授这次谈话的内容整理、加工和编辑而成的,成稿后杜教授百忙中审阅并予以首肯。

启蒙的反思和儒学的复兴——二十世纪中国反传统运动的再认识

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启蒙与其说是"全盘西化",还不如说是"全盘日本化的西化"。中国虽曾有"全盘西化"的愿望,但事实上却没有被真正地"西化"过,传统还在,儒家文化也依然存在,当代的文化转型中儒学的复兴才因此具有真实的基础而成其为问题。儒学的复兴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把启蒙思潮转化成儒学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启蒙的未来则在于通过儒学的复兴而实现文化和社会的转型。化解启蒙—儒家的二元论或许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最大的文化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