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理念和人文学

大学理念大致有五个方面。其一,大学的基本使命是授业解惑,教书育人。大学应把学生当作未来能够领袖群伦的精英加以培养,主要不是技能教育,而是人文学教育。通过哲学掌握人类的睿智,探索存在的奥秘;通过历史学积累人类的集体记忆,把历史的经验教训转化为存在的自觉;通过文学理解人的精细深刻的情感世界,使得所有的存在都是感同身受、心领神会的生命共同体;通过自然科学领悟客观世界的复杂深邃、无穷无尽,以丰富和完善人的精神世界,如此等等。其二,大学理念应慎对知识的价值取向。突出知识生产的大学理念最大的问题是以知识标准规定了大学教学方向,这是非常危险的。这种取向在进行文科教育时,阉割了文科的人文性。哲学只剩下逻辑、语言、分析哲学,历史变成了史料学和史实学,文学成了文本和形形色色流派症侯的辨析标签。其三,大学如何服务社会。最好不要低估市场对大学的污染,尤其是那些仍然坚持把大学要服务社会效益当作大学理念的人们。其四,大学的任务是接续文化,弘扬传统。风俗习惯可以通过民间生活方式传承绵延,但是,精致深刻的伟大智慧不通过专门的研究教学是不会代代相传的。其五,大学是社会政治批判的中心。用康德的说法,知识分子是自觉地担当人类道义和责任的人。而中国古代读书人最感人动天的抱负就是“士以天下为己任”,以深刻的智慧、广博的知识、天下为公的道义责任,批判社会生活中一切违背人类良知的错误、偏见,乃至政策举措。这些是大学当仁不让的职责。

文明对话的语境:全球化与多样性

本文论述了全球化与多样性、多样性与人类共同体的关系，提出全球化既可能导致无个性的普世主义，也可能导致一种真诚的全球共同体意识；对身份的追寻既可能导致有害的分裂，也可能引导出一条全球沟通的可靠之路；而文明间的对话则是培育和发展一种全球和平文化的最佳期望。作为人类不同宗教和文化共同的伟大精神传统和共有的价值观，人道、公正、文明、智慧和信任将对文明间的对话和全球和平文化的培育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节选)

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自由、理性、法治、个性等价值观念已经成为普世价值,没有人怀疑这些价值中的每一个都是理想社会所必需的价值。但是这些价值的总和并不足以构成理想社会的充分条件。我们必须承认启蒙运动所开发出来的价值系统有其自身的盲点,这些盲点不是启蒙理性本身的延伸就可以克服的,因此儒家等非西方文化的某些价值观念就获得了治疗现代性弊病的意义。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在西方文化特别是启蒙价值的冲击下,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这些儒家传统已经基本上被解构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五四”时代的文化精英对儒学的批判仍显肤浅和不足,启蒙仍未深入;另一方面,儒学必须对西方的强势有所回应,儒学的发展尽管障碍重重但它仍有转化重生的机缘。

人文关怀的历史反思

现在,全球化已经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带到了世界各地,人文关怀正在大学中消失。从人文关怀的历史谱系来来看,在西方,经历了希腊前苏格拉底哲学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和海德格尔提出的"回到前苏格拉底时代,倾听存在的声音"阶段。而在中国,则一直是从"天人合一"、一直在人的凡俗存在当中,同时又具有最大的向善的可能性这个向度上来了解人文关怀。人文关怀的现实状况如何,首先是看政治制度化方面,民主政治就是一人一票、多数决定。有很多政治学家就此质疑:怎样去抵制多数的暴政?换言之,人文关怀的终极本质跟多数是不是一定有关系?再看经济制度方面,问题更为严重。对于市场可能做恶这一点,估计得太乐观。就市场而言,第一,它一定导致投机。第二,市场对非利润的生产完全没有兴趣。第三,市场一定导致垄断。市场本身有它不可消解的缺陷。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把人文关怀的核心问题提出来,然后看除了humannature之外整个大的传统究竟给人文观念的关怀能够增加什么核心价值,尤其是中国的伟大传统如何给人类以新的贡献。

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

1 993年世界宗教大会发表的普世伦理宣言中明确指出 ,孔子思想是普世伦理基本原则的源头活水之一 ,但儒家的缺席实为一大遗憾。同年 ,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构想 ,把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明相提并论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世界的对立面。在文化宗教领域内沉默而在经济政治领域中曝光 ,使儒家的优点黯然不彰而缺失则暴露无遗 ,这对新儒家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孔汉思深信宗教之间的相安无事是人类社群得以和平共存的先决条件 ,其普世伦理便是通过宗教对话而消解矛盾冲突的权法 ,但其淡化和削弱的诠释策略必然导致抽象的普世主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从西方 ,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立场设思 ,有着浓郁的冷战情结 ,视儒家为权威主义和中国威胁论的理据。我们认为儒家具备关切政治 ,参与社会和重视文化三种属性。世界宗教集会领导小组曾提出持续性、进步、差异和了解四大议题作为构建全球伦理的基础。面对文明冲突的危险 ,我们务必强调对话的重要 ,通过文明对话来考虑生态环保、社群整合、文化多元及相互参照的可能 ,这比以抽象的普世主义为前提的伦理宣言更切合实际 。

知识分子困境与公共性危机

在西方的学术界,关于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和角色困惑备受关注,随着市场不断渗透到文化、媒体、教育、艺术、学术领域,社会的价值理念、评价标准越来越被市场所左右,一部分知识分子不能经受这种考验,成为文化商人,另一些人唯权威话语时尚潮流马首是瞻,成为取悦话语的文化太监。而坚守传统知识分子角色,却又遭受各式各样的困境,经费的短缺,公共空间的萎缩,话语权力的丧失,知识群体的分化,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越来越边缘化。美国有学者认为全世界只剩下120个知识分子,其中绝大部分在欧洲,排在第一位的是福柯,第二位的是德里达。究其原因,主要有下面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来源于知识阶层不可避免的自身困境,即其理想性现实性之间的张力非常大,这就构成了他们生存的悲剧。第二个是社会困境。制度化的结构使得知识分子丧失生存空间;公共舆论被媒体垄断,迫使知识分子与媒体妥协;属于知识分子的自我空间失去了,知识分子从属于各种各样的组织;现代知识体系的学科化、标准化和权威化;草根社会边缘化。

地方知识与全球视野:21世纪宗教知识分子的责任

秉持开放,了解多元,不以自己狭隘的观点强加于人,才能推动文明之间的对话。文明对话的先决条件首先是聆听,最基本的要求是容忍对方;其次是承认对方,承认才可能有尊重,有了尊重才可能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参照,才能把对方当作学习的对象,才能尊重对方。对话的目的是扩大自己的视野,加强自己的反思反省能力,实现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

全球化视域中的儒家内圣外王之道

全球化使得普世价值的本土化和本土经验的普世化问题日益彰显。儒家的内圣外王能否建设现代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近代以来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相较于西方的理性精神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儒家的内圣外王始终是统一的,构成儒家丰富的文化资源。其内圣思想不仅是伦理学,更是天道人心的贯通。外王作为内圣的组成部分,有着深刻的内圣依据。这种智慧结构在近代却遭受到严重危机。反思我们的传统文化,儒家从内圣到外王政治考虑,包含着不同于西方民主发展的特质。如果说西方的民主问题实质上是权力的合法性问题,那么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则在于如何给最高权力以限制。我们拥有丰富的内圣和外王资源,理应在合理参照西方资源的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在启蒙的地平线上——关于中国语境中的现代性问题的对话

近年来,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五四运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批评和质疑,如何站在历史高度正确看待五四运动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首先,我们要采取事实分析的而不是情绪化和观念化的态度;其次,我们既要看到五四精英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又要看到他们的历史贡献;再次,对五四运动的不同态度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的不同理解,即中国传统文化是否适合现代社会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强调现代性的建构必须有传统文化资源参与其中才能成功,也即“全球化”必须“本土化”;另一种观点认为,现代性作为一套普世化的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念,是与地方性文化截然不同的体系,地方性文化对现代性只能产生阻滞作用。

学术创新、制度创新与中国传统文化

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爆发了大规模经济危机,本世纪初网络科技泡沫引起的金融危机、现今的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又铺天盖地而来,节奏越来越快,规模愈演愈大,这显然是结构性的问题,加尔布雷思认为这是"丧失良心的经济学"在作祟。因此,当今学者面临学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重任务,学术创新要与制度创新关联起来。学术不是在象牙塔中,而是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而且学术创新一定要转化为制度。当下流行的一些强势价值,如科学、自由、民主和平等,这些都是以西方价值为标准的。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套价值体系,并不是能够用科学、自由、民主和宪政所涵盖或者理解。中华民族起码有四个价值资源要比科学、自由、民主和平等更为重要:第一是安全,第二个是公益,第三个是信赖,第四个是学习。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就是秉执这种价值"在红尘中转变红尘",他们对朝政有着极强的参与意识,与西方知识分子对政治绝不信任有很大的不同。

查尔斯河畔的儒家

查尔斯河畔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深具影响的重要学者,有赵元任、陈容捷、费正清、史华兹、杨联陞,有列文森、余英时、魏斐德、罗思文、杜维明等等,这些人代代相传、桃李天下,深刻地影响了现当代美国的中国研究。不仅如此,哈佛的中国研究,尤其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也影响了中国本土的学术研究,陈寅恪、汤用彤、周一良、梅光迪、吴宓等等都曾在哈佛求学,其他国家的不少汉学家也是哈佛的学生。日益开放的中国,与时俱进,也在不断塑造儒家的现代性和现代性的儒家。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强大的学术生命力和不朽的普适性价值,是世界的宝藏,值得永远尊重和传承。

伯里克勒“葬礼演说”的雅典禀性

文章仔细疏解了伯里克勒著名的"葬礼演说",探讨了"法律"、"自由"、"美德"、"荣誉","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等诸种议题,认为伯里克勒的"葬礼演说"实际上展示了另一种言辞中的"美好城邦"。

美国金融危机的人文反思——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最近50年来，整个经济学界最主流的学术影响来源于芝加哥学派。制度经济学、部门经济和计量经济占据了整个经济学的研究空间，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实际七受到很大的抑制。此次金融危机的出现，尤其从现在的局面来看，绝不仅仅是金融的问题，必须要有宽广的视野来加以理解。也许，正因如此，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来剖析这类问题，倒有了些特殊的优势。今天，我想向大家报告的是，从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存，我作为一个在场的观察者所看到的情况，以及对这些情况的理解和心得。

破除“启蒙”的蒙蔽——《启蒙心态和儒家传统》一书的编者手记

启蒙是西方现代化的地方经验的普世化,其中包含着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在启蒙的世界观里,西方以外的各种本土文化资源都被看作前现代性的而丧失了现代的意义。中国近当代的文化危机,与这种反本土化的文化立场相关。在中华民族重启现代化的伟大航程中,必须考虑我们本土的文化资本和知识分子如何作用于中国的现代化的重大问题。

“善”“恶”界限的多重性:中国道德体系中的包容性及其后果

在中国的宗教实践中,善与恶之间的互动形态可能千差万别,而这些差异则会导致极为不同的宽容形式。本文分析了三个在划分善恶的方式上极为不同的案例。首先是一位灵媒的案例,揭示了有时候在道德上模棱两可的做法对于善恶的调和是多么重要。其次是一位真耶稣教传道人的例子。这位真耶稣教传道人通过和鬼的战斗创造出一种非常独特的善恶划分方式。在此,善恶二者都不可或缺,同时又必须泾渭分明,如此方能捍卫教团和自身的清白。最后,是一幅近来在众多语境中都处于主导地位的图景：一种普世性的,以个体为单位的,世俗的＂新自由主义＂的善。和以前绝大部分关于善的理念不同,这种善不承认有形式上与之对应的恶——这个宇宙是个无止境的爱的世界。大型的佛教和基督教慈善组织都是具有此种图景的案例,它们在国家所规范的民间这个范围内强调普世的爱。这种＂善＂不给真实存在的差异留有任何余地,因此也是最不宽容的。作为根本差异的一种形式的恶被否定、排除和压抑。然而,不同的观点依然存在,就算在一个弥漫着普世之爱的世界里,恶也不曾消失。在越来越多元的社会里,恶的存续或许是有用的。

现代性反思的方向和意义

在全球化背景下理解现代化运动，要求对现代性，包括对一些重要的我们信以为标准和经典的观念、制度做深入的反思。现代性在很多领域中被仅仅理解为物质生存状况的转变，而精神方向和价值涵义问题被严重忽略。全球化有很多成就，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战争威胁更近，贫富差距更大，环境破坏更严重，公共治理则基本上成为空话，伴随着的却是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全球化就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在反思的视野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和民主制度都被过度绝对化了，因而虚拟欲望和消费主义膨胀，财富在很多情况下被看作一切的动力和唯一价值，从而使文化和精神价值被瓦解。对经济活动的理解要有足够的人文情怀，要注重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资源，可以成为正在成长的人类生命共同体的基础，帮助人们从市场主宰经济的困境中走出一条新的道路。

“弥罗斯对话”的正义难题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修昔底德《战争志》所记述的"弥罗斯对话"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政治议题。本文详细阐释这场"对话"所呈现的正义诉求与公平、安全、利益、希望和羞耻的多重纠葛;认为弥罗斯人所代表的斯巴达式"神圣"信仰与雅典式"人的自然"信念之间的对峙达至一个最高点,而雅典人在国际政治中始终是"自然之必然"的践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