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需求特征的大学设施布局适宜性评价研究——以南京市部分高校为例

在我国大学生人口逐年增长、身体素质逐年下降的背景下,探讨符合大学生需求的设施布局适宜性显得尤为重要;关于步行指数测度的方法及应用实践近年来层出不穷,但针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基于大学生实际需求的"自下而上"的设施适宜性评估及其相关方面的探讨尚未完全充分展开。本研究依据核密度分析结果选取3个布局模式不同的典型大学,采用百度地图POI爬取技术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基于ArcGIS分析大学生活设施需求特征,归纳并总结设施布局模式差异及其各类设施需求的异同,探讨设施布局对学生步行出行需求的影响。另从健康视角出发,基于大学生设施需求度和容忍时长,初步提出步行量最优化的步行指数计算方法,以揭示潜在步行量不足区域,为提升大学生步行水平、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推进校园规划更新进程提供参考。

对广东患者抑郁体验的定性研究——医学人类学对精神病学视角的丰富

目的目前,对中国人抑郁体验的现象学理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教科书和国际诊断系统中的描述。而临床经验告诉我们,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对情绪痛苦的表达有着各自的特点;但中国在这方面还缺乏研究。为此,我们采用民俗学方法对广州地区就诊人群的抑郁体验进行了研究。方法在广州市精神卫生中心门诊,采用定额取样招募40例有抑郁情绪的患者;问及的合适的病人共43人,只有3人不同意参加。采用开放式深入民俗学访谈了解患者的抑郁体验,即让患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述患病经历。对访谈进行录音,转录为文字并译成英文。对中英文记录分别进行了内容分析。结果除了西方教科书和诊断系统中描述的抑郁症状外,还发现了六个情感体验的类别:本地情感语汇、具身的情绪体验、隐含的忧伤、难以言状的痛苦、情绪不良造成的人际不和谐,以及专注于失眠。结论精神病学教科书和诊断系统中的描述未能涵盖中国抑郁患者对抑郁症状的全部体验。需要进一步研究抑郁体验与生活事件的关联及其在不同文化下的表现方式,这样才能作出与文化相适应的有效诊断。

行万里路，读两本书——一个“国际非盲流”的自述

这些年来，每当在中国境内境外遇到男女同胞微笑地询问我“你定居在哪儿”的时候，我都傻笑着答不上来。几次“练”下来，终地找到一个颇为合适的应答，就是“我是一个国际非盲流”。

重构社会科学：基于哈佛定量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反思

社会科学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转型:从研究问题转向解决问题;从用少量的数据集辅助研究,转向对数量不断扩大的各种高信息含量数据进行研究;从学者各自为政,转向更大规模的、合作的、跨学科的、具有实验风格的研究团队;以及从单纯学术追求为内在导向,转向影响公共政策、商业和工业、其他学术领域和一些涉及个体与社会的重大问题。在这种欣欣向荣又混乱的状态之中,我们创建了哈佛定量社会科学研究院(Institute for Quantitative Social Science at Harvard),这是一个新型研究中心,致力于帮助促进更大范围的研究转型与发展,并对这些发展作出回应。鉴于越来越多的大学建立了类似机构,文章将基于我们的经验,对此提出建议,并讨论我们将如何共同努力以推动社会科学普及。

族人与外人:一个中国宗族的收养

根据有关宗族的族谱 ,以及通过实地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资料 ,在分析很多收养案例后得出结论 :宗族内部的分支争斗是导致收养外人这一异常形式存在的根本原因。

站在对方立场上 是杜绝商务谈判争论的最佳途径

解决谈判争端的最佳途径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为其着想。

告诉你建立和谐团队的要诀

相互合作从来不是易事。即使是那些大权在握的领导,都发现想提高下属的合作成效相当不易。你作为下属中的一员。

为什么隐私保护没有消失

丹娜·博伊德表示，现有的隐私保护软件的编码方法，与我们现实生活中保护隐私的的方法相比还并不完善。

发展的测度: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工作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在1970—1985年期间曾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测度和分析开展过研究,本文概括了部分重大研究成果。在发展变量中画出了一条新的分析用直线,其特点是使各点与该线的绝对(简单)离差的总量最小,而不是像回归分析那样使离差的平方和最小。这样一来得以建立起一个“对应体系”,它可以表示任一给定指标的什么数值倾向于与所有其它选出的发展指标(总共选出19项指标)的什么数值相伴随(对应)。这样做了以后又可建立起一个“对应网格”,任何一个给定国家的有关指标数值都可以放在网格的适当位置上,从而产生一幅“发展特性图表”。与此同时,建立起0—100分的尺度,在对应网格上一一标出不同指标的相应数值。特征图表可服务于两个目的:一是作为测度发展的依据,表明发展的各个部门的增长情况,以及发展的总体情况;二是作为研究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的依据,特别表现了部分国家1970年的特征,它们在后继的10年(1970—1980年)期间人均GDP迅速增长,而另一部分国家则在后期增长缓慢。研究结果发现,10个人均GDP增长最快的国家通常在1970年教育水平相对较高而投资水平相对较低,而增长最慢的国家则在1970年教育水平偏低而投资水平较高。

民族与社会单位

虽然我们都是生活在一种国际的组织结构之中,然而发挥效用的社会单位还是政治社会,首先是民族国家。民族是国家之间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竞争的单位;民族社会则是国内集团之间为了获得利益、要求并坚持权利和保护而展开竞争的舞台。当一个人是一个民族(一种法定的和政治的地位)的平民时,社会学的实际是大部分人都有横贯于彼此之间的多重的社会附属感(social attachment),而且这些社会学的标示还能依个人发觉自己在其间所处的地位而使之突出起来,或者压缩到最小限度。

对我国情感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研究的思考

我国（系我国大陆，以下同）精神疾病流行病学工作起于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末先后有９次地区性精神疾病患病率的调查，其中情感性精神障碍（ＡＰＤ）的终生患病率为０．００‰～０．１７‰（多为０．０３‰～０．０７‰）［１］。由于存在明显的方法学问题，其结果可靠性...

日本须积极应对中国崛起

25年前，我写了《日本第一》一书，因为我看到日本正在崛起，我希望美国了解日本的实力并及时作出反应。今天，我希望日本了解中国的崛起并提出日本可以作出反应的方式。

保守的革命——读拉塞尔·科克的《保守思想：从伯克到艾略特》

相信存在一个超越时空的秩序，这种秩序与法则规范着社会与人类良知；变革不一定是好事，社会需要改变。

重新思考偏见

今天我们常常将偏见与无知和固执联系在一起,将其视作不正义的来源。我们通常将偏见看作明晰判断的障碍。如康德等启蒙思想家认为,当我们的判断不依赖于任何未经明确验证的来源或影响时,我们才能得到最好的判断。偏见会阻挠我们获得最好的判断。然而在我看来,以完全超然的方式来获得判断的愿望是具有误导性的;慎思与判断总是在我们生活的处境内展开的。如果判断不可避免是处境化的,那么完全清除我们脑中偏见的企图就可能是具有误导性的。事实上,偏见是判断不可避免的一种特征;我们总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去判断和理解的。我们生活环境中的某些特征、某些偏见(习惯、传统、经验),也许能帮助我们去更好地判断。在此意义上,偏见是理性的一种表现方式,而不是对理性的背叛。如果我们将偏见看作是理性的一个面向,那么我们将承认它是定义我们与世界关系的参与式理解的一个有力例证,而不是一种阻碍人们获得明晰判断的有害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