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动词移位与古今汉语的动宾关系

本文讨论汉语中与轻动词有关的句法现象,认为汉语非常规性动宾的复杂关系,是由轻动词移位造成的。文章进而指出:轻动词促发的句法移位现代汉语里有,古代汉语里更普遍;句法运作里有,构词法里同样可见。因此,轻动词句法不仅可以贯古今,而且可以通词语,它为汉语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

目不见睫：论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哈佛特色

我不得不承认,当李浴洋先生邀请我参加关于《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下简称《新编文学史》）的笔谈时,虽然我是《新编文学史》英文版的主编助理,我却几乎都没认出书名。在编辑《新编文学史》过程中,我们一般把这本书称为《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位中国读者也许对于删去这两个字不以为意;他也许会把这本书看作一本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史,或者王德威教授的文学史,甚至于＂夏志清—王德威＂传统的文学史（在我看来这并不完全准确，我下文会略作解释）。

哈佛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选刊六篇

导语:王德威主编的哈佛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160多篇文章、编年体顺序,呈现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历史时刻、人物事件与思想命题,由此衍伸和串联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面貌。王德威提出《文学史》的核心关切是“如何将中国传统中‘文’和‘史’——或狭义的‘诗史’——的对话关系重新呈现”,借用海德格尔的“世界中”概念,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语汇进行考掘,从时空的“互缘共构”、文化的“穿流交错”、“文”与媒介衍生和文学与地理版图想象不同方面,清晰阐述何为“世界中”的中国现代文学。

美国哈佛大学“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学术讨论会暨庆祝“中华人文经典文库”启动会议综述

无论是被称为“诗圣”，还是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唐代诗人杜甫自九世纪初开始，便被誉为中国诗歌创作的一个典范。到宋朝末年，人们为杜甫诗歌所作注解的数量，已经超过当时其它所有文学作品评注的总和。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可与英国文学史中的莎士比亚相媲美。在中国本土之外，杜甫的影响也先后扩散到东亚其它国家和文化群体，如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作品仍然影响着二十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化和文学，当代华语诗人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还在重新发现和解读着杜甫留下的文学遗产。

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东亚数字人文项目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在线数据库和工具,供东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使用,这些新资源为人们进行研究的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但也给大学图书馆带来了挑战。数十年来,世界各地的图书馆通过将馆藏数字化,并采取开放近用的政策,为这一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数字化只是图书馆为改善其服务而做的诸多工作之一。面对资讯技术为整体研究环境带来的巨大转变,图书馆也需要协助教师和学生探索新领域,寻找新方向。在本文中,我们将介绍哈佛燕京图书馆在过去几年中,为了在东亚研究的数码学术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所做的努力与尝试。比如我们为研究人员创建平台,让他们交流思想,分享经验,展示正在进行的项目,共同讨论在线资源、工具和数码学术的方法。透过这些介绍,我们会说明,在数字人文的时代,图书馆不只是存储书籍的空间,也是学者与知识对接的媒介。

汉语基督教文献:写作的过程

哈佛大学藏有一批美部会的档案,其中有一部分是写于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汉语基督教文献,现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作者考古式地从各种档案中,挖掘出大量稀见材料,对汉语基督教文献的写作过程及其复杂性作了细致的研究,并着重强调了中国助手的举足轻重作用。这些助手,虽无作者之名,但在写作过程中所起的实际作用,远甚于有作者之名的传教士。本文所论,不仅使人对汉语基督教文献的性质有所改观,而且引人重探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源头——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文人合作的汉语基督教文献。

众声喧哗以后：当代小说与叙事伦理--在人民大学的演讲

本文首先援用巴赫金的一个观念,将之定名为"众声喧哗",并结合汉娜·阿伦特的观点从多样性、延展性、互动性与神秘性四个方面对故事的特征进行了详尽的阐释,说明了"叙事伦理"在本文中的具体指涉。文章着重探讨了怎样将"众声喧哗"这一叙事伦理应用在对当代小说的考察上。并对新世纪以来重要作家及优秀的但被忽略的作家作品进行了分析,提出港台文学、马华文学与离散文学也是值得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领域。

动宾倒置与韵律构词法

现代汉语里“军马饲养方法”一类构词形式层出不穷,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然而,无论从句法、语义或是重音上来说明该形式的组合原理,均难以解释为什么动宾结构如“饲养军马”必须倒置才能构成合法的名词(饲养军马方法),而同属动宾的“养马”,如果倒置则必不合法(马养法)。本文认为:其中的奥秘就在韵律,但不是词的重音,而是音步实现的方向,是音步组向“左起构词”、“右起为语”以及“无向音步”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文章最后指出:汉语韵律构词的根本是音步而不是重音。

文化变迁、制度演进与改革和发展——制度与文化变迁视角的社会发展机制和改革发展比较分析

文化与制度的相互制约与促进的机制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文化可以影响对制度的选择,而制度反过来又改变或强化人们的文化理念,并最终影响社会发展中的某些关键要素,进一步影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文化变迁和制度演进的两个显著特点是内敛性和趋同性,初始文化和制度背景对文化变迁和制度演进有显著的内敛作用,而最终所有文化和制度又都朝同一个方向发展,这是为什么富国的制度和文化模式几乎都一样,而穷国则各有各的文化和制度模式的原因;在走向发达的进程中,传统文化假借某些理念对进步的促进作用而整体上复兴。中国当前从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的转变反映了这种文化和制度变迁的进程。

危机时刻的文学批评——以钱锺书、奥尔巴赫、巴赫金为对照的阐释

钱锺书抗战时期撰写的《谈艺录》,与奥尔巴赫的《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和巴赫金的《拉伯雷和他的世界》都是在民族的危机时刻写就的,三者可以被视为世界比较文学事件作对照性阅读。这三本书无论就体例、风格、方法学以及世界观而言都极为不同。但它们既成于战时,作者面对文明崩解以及个体生命的困顿,都有不能已于言者的反思,而他们所展现的宏大历史视野、浑厚的学术知识、锐利的批评洞见,俨然为“发愤著书”平添现代意涵。有关这三位学者及其论述的阐释所在多有,但最值得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著作的深入解析,不如说是面对“危机时刻”,钱锺书、奥尔巴赫、巴赫金为何及如何从文学入手,寻求因应之道,他们在批评文字里所投注的情感以及赖以发挥的意象。由此可以考察除了历史因缘外,三部经典为我们带来的方法学启示和与此时此地的文化政治的关联。

再谈知识分子与人文精神

"五四"以来,尽管对"人文主义"(humanism)有不同的理解,但一般都认为人文主义的论述与知识分子是分不开的。知识分子是一种启蒙式的人文主义者,自古到今,在中国的社会文化领域里始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知识分子自己觉得他永远站在一个中心位置来影响社会。这个基本的立场,在20世纪70、80年代后开始受到挑战。随着知识的工业化、专业化或体系化,人文精神变得离我们越来越遥远,知识分子的社会承担也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对于传统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问题,有必要重新解构,作出新的思考。知识分子应该从文化实践中产生出来,他可以在现代社会里扮演多个角色,通过这些角色营造对社会、对文化有影响力的论说空间,这种影响力不同于原来的社会承担,更多的是知识的推广。当代知识分子可能会向两个方向分化:一些人以专业知识为主,更加专业化;另一些人会成为文化型的行动知识分子。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访谈

杨萌芽（以下简称杨）：河南大学有较好的近现代文学研究传统，我们老师中有研究小说的，有做报刊的。我现在在研究诗文，时间不是很长。有些看法很受几位老师的影响，比如王老师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在我看到的评论中，有一些人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把现代的起点向前推进了。其实王老师的本意是对晚清文学研究的一种促进．使大家更多的关注晚清这一块，所以想请王老师先谈谈这个概念提出背后的一些情况。

韵律语法理论与汉语研究

文章介绍作者十余年来理论研究与汉语实践结合的切身体会,认为没有形式语言学理论的帮助,不仅很难或无法解决汉语的韵律问题,甚至根本就无法发现汉语的韵律问题。文章在综述以前韵律构词、韵律句法、历史句法以及现代汉语书面韵律语法研究的同时,提出韵律不仅具有功能性成分(functional category)的"促变"及"融变"等句法作用,而且兼具结构性的表意功能(prosodic conno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