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时期肿瘤内科工作的总结和反思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暴发期间,全国各医院各诊疗科室积极参与防治疫情发展的工作。在此期间肿瘤内科,一方面组织医护力量支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最前线,另一方面坚持本职工作完成对肿瘤患者的日常诊疗。肿瘤内科的医护人员在诊疗工作、临床用药、患者管理等方面都迎来巨大挑战。经过不懈努力,他们克服种种困难,保障了正常的诊疗工作。同时,在疫情期间的临床实践中积累下的经验值得总结。目前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疫情过后,肿瘤内科有必要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预警、肿瘤患者终身治疗中的角色、患者诊疗模式、新药开发等方面进行反思。

新冠肺炎疫情后肿瘤内科患者的诊疗思考

2019年12月,湖北省武汉市首发多例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具有传染力强、人群易感性高、潜伏期长等特点。中央疫情领导小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国家卫健委迅速响应,使得目前疫情防控走向良好,相信不久的将来疫情定会得到控制。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防控,给同样是大病的肿瘤患者带来了诸多诊治困难。疫情过后,肿瘤患者返院就医或可能出现就诊高峰,特别是肿瘤内科患者病情重、身体情况差、急于就医、焦躁情绪等都给诊疗带来新的挑战。本文将结合对新冠肺炎的认识、肿瘤患者的特殊性、疫情过后患者的防护工作及有序诊治等方面针对肿瘤内科患者的诊疗管理提出思考,希望对后疫情时期的肿瘤内科医疗工作有所帮助。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的管理

2019年12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例数不断扩增,随着疫情的蔓延,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肿瘤患者由于疾病本身、手术、放化疗等治疗处于特殊免疫状态下,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易感人群,较正常人群更易罹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为此,本文将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受试者的特殊性、临床试验的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等方面阐述,期待通过优化流程、合理安排,在确保受试者安全的前提下保证临床试验的顺利进行。

免疫治疗在实体瘤中的应用现状

癌症免疫治疗具有巨大潜力,有望成为癌症治疗的主流手段。在目前的癌症免疫治疗应用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已取得显著成效。目前临床上广泛应用的ICIs包括靶向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ytotoxic T lymphocyte-associated antigen-4,CTLA-4)、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1,PD-1)及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PD-L1)的抑制剂。此外,溶瘤病毒和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等新型免疫治疗也逐渐进入临床,ICIs相关的联合治疗更是显示出了独特的优势。本文将重点对ICIs、溶瘤病毒、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疗法的单独或组合形式在实体瘤中的应用现状进行综述。

肝胆胰恶性肿瘤患者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及疫情过后的诊治思考与建议

自2019年12月底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呈全球性蔓延趋势,给人类健康带来了极大的生命安全威胁。恶性肿瘤患者免疫功能低下,属于高危易感人群,一旦感染病情进展迅速。肝胆胰系统肿瘤侵袭性强、进展迅猛、预后极差、死亡率高。在严峻的疫情背景下给医患双方带来了双重的挑战,如何合理化的管控肝胆胰恶性肿瘤患者显得尤为重要。对于病情较重、有黄疸或合并胆道感染的患者应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而对于病情稳定、体力状态好或术后辅助治疗的患者,可以采取降低治疗强度、缩短治疗时间、延缓甚至推迟治疗的方式,具体病例临床医生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个体化治疗决策。

小肠肿瘤罕见原因

小肠是消化道中最长的一段,是食物消化、吸收和能量转化的主要场所,但小肠肿瘤的相关研究却鲜有报道。原发性小肠恶性肿瘤在临床少见,由于缺乏典型临床表现及有效治疗手段,导致预后极差。小肠巨大的表面积及上皮快速更新的状态与小肠肿瘤的低发病率显然相悖。小肠肿瘤较低的发病率这一科学问题已成为困扰医学科学领域的世纪之谜。本综述主要从小肠独特的生理屏障、基因调控系统、共生菌群及黏膜免疫系统四个方面剖析小肠肿瘤罕见的原因。理解小肠精密的调控机制将为研究衰老、肠道菌群及肿瘤防治提供新思路。本文基于以往研究,结合最新进展对小肠肿瘤流行病学现状、低发病率的可能原因及其对肿瘤防治的启示进行综述。

FoxM1调节网络——抗癌新靶点

哺乳动物叉头框蛋白M1(forkhead box proteinM1,FoxM1)是叉头框转录因子家族成员之一,它参与正常细胞的增殖。然而研究表明,FoxM1在多种癌症中均呈现过表达的状态,并且与Hanahan和Weinberg所描述的癌症的主要特征有关。据推测,Fox M1的致癌潜力取决于其反式激活的靶基因的能力。此外,Fox M1也可通过与其他蛋白如β-catenin或母亲DPP同源物3 (mothers against decapentaplegic homolog 3,SMAD3)相互作用分别诱导Wnt和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信号通路发挥致癌作用。在本文中我们将阐明FoxM1的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是癌症发展的关键,这可能成为抗癌药物的新目标。

肠道微生物影响结直肠癌化疗疗效的研究现状

肠道微生物是一个与机体健康密切相关的“生态系统”。一方面,肠道微生物可以为机体提供营养物质、参与机体新陈代谢和免疫调节,抵御病原体、发挥生物屏障功能等。另一方面,肠道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可参与结直肠癌的发生,调节化疗药物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作用机制,继而影响化疗及免疫治疗疗效、调节相关不良反应。基于既往大量肠道微生物研究及相关文献,本文将综述肠道微生物影响结直肠癌化疗药物作用机制、疗效的现状,其有望成为提高结直肠癌化疗疗效、降低药物毒副反应的新靶点。

免疫治疗的真实世界研究现状

真实世界研究(real-world study,RWS)应用广泛,类型多样,可以充分反映临床实际景象。随着人工智能等数据分析手段的发展,利用多样的现实世界数据,可以得出更多强有力的真实世界证据(real-world evidence,RWE)。近年来,中国大力支持RWS发展,国内外相关利好政策频频出台。免疫治疗不良反应小、作用持久,是继化疗、靶向治疗之外的又一项高效治疗手段,在肿瘤患者中得到广泛应用,在真实世界中积累了大量使用经验。通过RWS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免疫治疗临床应用情况,评价药物真实疗效和安全性,锁定受益人群,促进开展精准治疗,探寻更优实践方式。本文对RWS中免疫治疗的进展进行系统性介绍。

基于真实世界的晚期食管鳞癌一线标准化疗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对比标准化疗的回顾性对照研究

目的 在真实世界中探索晚期食管鳞癌(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患者一线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标准化疗对比单纯标准化疗之间的疗效和安全性差异以及预后相关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2020年12月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就诊的未经过系统治疗的107例局部晚期或转移性ESCC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其一线治疗方案分为应用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1,PD-1)抑制剂联合化疗组(联合化疗组)和单纯标准化疗组(单纯化疗组),比较两组的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 DCR)以及治疗相关不良反应(Treatment-related adverse events, TRAEs)发生情况,并且寻找与晚期ESCC患者PFS相关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收集107例(联合化疗组56例,单纯化疗组51例)患者资料,经倾向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后获得联合化疗组和单纯化疗组各31例。联合化疗组对比单纯化疗组的OR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8.7%vs. 19.4%,P>0.05);DC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6.8%vs. 90.3%,P>0.05);两组PFS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中位PFS:11.87个月vs. 7.7个月,P=0.001)。Cox回归分析显示是否使用PD-1抑制剂以及病灶位置是PFS的独立影响因素。联合化疗组和单纯化疗组TRAEs发生率分别为80.6%和67.7%,联合化疗组中有5例(16.1%)发生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 irAEs),以上不良反应可耐受或经药物治疗后缓解,未影响化疗药物的使用。结论 在真实世界临床中,晚期ESCC患者一线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标准化疗的疗效优于单纯标准化疗。未观察到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导致的停药。ESCC病灶位置位于上中段的患者预后优于病灶位于下段的患者。

γδT细胞的高效扩增及其对消化道肿瘤细胞的体外杀伤研究

目的探讨人外周血扩增的γδT细胞体外扩增能力及其对消化道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方法用含唑来膦酸和rh IL-2的RPMI 1640培养基培养正常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流式细胞术检测活化前后γδT细胞的百分比,乳酸脱氢酶释放法测定经不同浓度唑来膦酸(5μmol/L、10μmol/L、15μmol/L、20μmol/L)体外扩增后的γδT细胞与消化道肿瘤细胞株(HCT-116、HCCC-9810、LOVO、GBCSD)按不同效靶比(3∶1,10∶1,30∶1)孵育后进行杀伤活性测定。结果 (1)流式细胞术结果显示:不同浓度的唑来膦酸(5μmol/L、10μmol/L、15μmol/L、20μmol/L)均可促进γδT细胞增殖,在5μmol/L浓度的唑来膦酸组对γδT细胞增殖促进作用最明显(P <0. 05)。(2)γδT流式测定结果显示:PBMC经唑来膦酸体外诱导后γδT细胞比例显著升高(96. 15%±1. 4849%,P=0. 0001 <0. 05)。(3)杀伤检测结果显示:γδT细胞对消化道肿瘤有杀伤活性,在效靶比为30∶1时对胆管癌细胞(HCCC-9810)及肠癌细胞(HCT116)的杀伤率分别为21. 90%±6. 6468%和30. 15%±8. 2731%。结论人末梢血PBMC经Zol+IL-2活化后可获得大量纯度较高的γδT细胞,在体外对消化道肿瘤有杀伤作用。γδT细胞将成为肿瘤细胞免疫治疗中又一重要的免疫效应细胞。

免疫治疗与消融治疗在肝细胞癌中的研究进展与现状

随着实体瘤治疗进入免疫时代, 肝细胞癌免疫治疗于晚期二线开始、从二线到一线治疗、从单药到联合、再从晚期到早期。射频消融以及微波消融已成为早期肝细胞癌局部消融治疗的一线疗法, 新兴消融技术也在临床试验和(或)细胞/动物研究中展开。在对肝细胞癌治疗方案的探索中, 单一治疗的局限性也日益显著, 联合治疗的探索由此展开。现就免疫治疗与消融治疗在肝细胞癌中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以期为临床治疗提供新的方向和见解。

谦卑型领导对护士组织信任和建言行为的影响

目的首次在护理领域检验谦卑型领导对护士组织信任和建言行为的影响。方法采用横断面问卷调查法，收回有效问卷249份，有效回收率为91．54％。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变量间的关系。结果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提示，谦卑型领导对组织信任（β=0．46，P〈0．01）和建言行为（β=0．63，P〈0．01）具有积极的预测作用，组织信任扮演了部分中介效应（β=0．29，P〈0．01）。结论谦卑型护理领导可以显著的提升下属的组织信任感，进而直接和间接增加下属护士的建言行为。